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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吃了俩小时，我不好干坐着，点了两杯咖啡，太难喝了！”
我让他说重点。
“中间先后来了四个人，三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他们走的时候，一人提了一盒那种糕饼。”
我说：“他们给马小嘉钱了吗？”小宝摇头。
我和小宝回了房间，仔细对比了一下两种糕饼盒子，除了一个夹层，其他一模一样。马小嘉提的那些，不管藏了什么，肯定是桩大买卖。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前台说有人找我。下去一看，来人竟然是老何，很着急的样子。我带他回了房间，问出了什么事。老何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抽出一张百元奉票，问：“这钱，是你这位兄弟给的吧？”
小宝“啊”了一声，问怎么了。昨天参加婚礼，小宝给老何包红包，不知给多少合适，索性把马小嘉给的那张100元塞进了红包。
老何在窗前朝着光展开那张钱，说：“这钱是假的，造得太精致了。”
我说不对吧？银行给验过，怎么能假？
老何问我还有没有一百的，我掏出一张给他。他把两张钱并排放好，说：“银行验过，也可能是假的。这钱的印刷工艺好，雕版可能完全是真的，但这里有那么一点差别，很难看出来。”他指着马小嘉那张钱的左下角，这里有一处花纹的三条线，比真钱短了一小截，不把两张钱整齐对照，完全看不出来。
小宝脸憋得通红，使劲道歉。老何拍了拍他肩膀：“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急着找来，是因为可能出大事了！”
老何在房门外挂上“勿扰”，反锁了门，然后关上窗帘，说：“东三省官银号出现了假钞，全是100元的。现在正在查，没敢向外透露。”
老何说，东北大学的校长王永江[王永江（1871－1927），辽宁大连人，民国初年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1916年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得到张作霖的信任。1917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1922年，他又一手督办了东北大学，做了首任校长。]和他是旧识，能到文法科教书，全依仗他。这王永江有个更重要的身份，是奉天财政厅厅长，东三省的金融全掌握在他手里。
“我以前不是在北京印刷局做过吗？懂点识别印钞技术，王校长前几天找我查了八张假钞，都是在官银号里发现的。”
老何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票底版，是从北京造币厂绝密运回的，民间不会有这样高级的制版技术。如果真有大量假钞，事情比搞鸦片要严重得多。“王校长压力太大，查清楚前没敢上报，这事你得帮我。”
我走进房间浴室，往窗户外面看了看，外面是旅馆后花园。我们住在二楼，窗户往上是马小嘉房间的浴室，离地面有六七米。我叫来小宝，问他能上去吗？他往外看了看，又看了看窗户，说：“开窗需要点时间，得等天黑透。”
我把从东昌号买的那盒糕饼拿给小宝，说：“我尽量拖久一会儿，你进去换一盒出来。”
老何问：“你们不找警察？”
我说当然要靠警察，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6点，我给马小嘉房间打了个电话，请她和伊万诺夫到酒吧间喝点，她爽快地答应了。喝到8点半，小宝来酒吧间叫我，说家里来了电话。回到房间，小宝和老何已经打开了从马小嘉房间掉包来的糕饼。小宝说，幸亏下手早，他们还没来得及打开，他直接从网兜里换出了一盒新的。
打开盒盖，五个糕饼下面果然是纸壳子夹层，拿出夹层，下面装着厚厚两卷钱，全是崭新的100元奉票。我拿出钱，数了数，共两万块。老何抽出几张，在台灯下仔细检查一番，全是假的，和之前发现的假钞来自同一个底版。
我把钱收起来，还装进糕饼盒夹层，重新盖上，交给了老何，让他连夜去找王永江。
老何说：“这事你不管了？”
“我会找军法处帮忙查查东昌号，抓到马小嘉的上线，事情才好办。”我点上根烟，跟老何说抱歉：“在奉天，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老何走后，我以金肃的名义往军法处打了个电话，和侦缉官许处长说明了情况，完成了这件案子最后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火车票，和小宝回了北京。小宝问我，为什么不再等等，看案子结果怎么样。我说，造假钱这种事可大可小，按老何说的，造钱这种事都是政府才能做的。如果真是上面在捣鬼，这就是场战争，“打仗的事情，我可不想扯上半点关系。”
回到北京第二天，真的打起仗来[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至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在直隶奉天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张作霖通电全国，谴责大总统曹锟和吴佩孚（直系军阀）攻打浙江，组织了“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发动15万人，往山海关发起进攻。
开战后一周，假钞的事情登上了《盛京时报》，题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相继发现伪钞，张大帅紧急部署侦破》，情节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东昌号洋货行查获巨额伪钞，达百万元之多……数日来，已逮捕数十名散布假钞嫌犯，但经细加审查又均非伪币直接盗印人。东三省监狱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多数人犯只有花用伪币之嫌，不知伪币大案之内幕，也不具印造伪币的能力。”
后来，又有北京报纸登出消息，说奉天财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假钞案已有几名奉天重要官员涉嫌，其中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已被逮捕。
我给老何打了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支支吾吾半天，不愿多讲，末了，他说：“这件事军法处已经完全接管了，张大帅已经从山海关前线回了奉天，亲自督办审讯，谁也不敢瞎说。”
没想到这件案子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今年（1925年）3月底，张大帅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奉天伪钞案的内幕资料才逐渐被曝了出来。这期间，北京出了大事，冯玉祥突然闹了政变，前清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大总统曹锟被关进牢里。
盗印东三省官银号奉票的，确实不是民间，而是最合法的印钞机构——北京印钞局，也就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印钞局。而且，北京印钞局刻版印钱，是完完全全的奉命行事，有报上登出了当时加印了北洋政府官防的密令：
“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速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马小嘉糕饼盒子里装的奉票，是大总统曹锟亲自下令刻版印刷的，政府军方委托了三四十名京津商人，带着500万假钞去奉天，雇了很多人花钱，为的是搅乱东北的经济。在和张大帅打仗期间，大总统担心不够，又下令加印了500万藏在天津。
我在饭桌上聊起时，戴戴说：“这其实算不得假钞啊，完全是合法流程印的。”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印钞局局长和制版工人唯恐惹祸上身，制版时做了手脚，这就是完全合法的500万。
聊完案子，小宝却突然问我，马小嘉和伊万诺夫真的都是贵族吗？
我说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们都只是棋子，这个案子，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金木在《夜行记》里记录的所有案子中，这一件的元凶应该是职位最高的。
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因为和地方上闹别扭，可以想出这种玩法。
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挺悲哀。拥有大到一定数目的钱，等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种权力。
一千万元，是十万张百元钞。对大总统来说，这是一批游戏道具；对一个老太婆来说，拿出两张就能改变命运；为了多弄几张，一个年轻人愿意勒索杀人。
稍微懂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符号，就像游戏里的积分。但我们往往深陷其中，逃不出这场游戏。更可怕的是，高层级的玩家可以控制这些符号，把底层玩家搞得团团转。
关于人性与金钱的电影，我最喜欢杜琪峰的《夺命金》。这片子的英文名叫Life Without Principle，我理解为“没有原则或标准的生活”。
前阵子，朋友圈都在传北上广财务自由需要2.9亿的说法，不管是惊叹还是调侃，人人都默默地意淫了一下这个“标准”。
以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是Life Without Principle。
前传 金木夜行考：1911 大夜弥天
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弟，大讲革命的好处。哥哥所讲的事，金木自然明白。他也深知家国衰弱，但却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说的“驱除鞑虏”。在他看来，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过得好点。
他问哥哥：“不是要救亡吗？那为何又先杀人？咱们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满人——再说，父亲不也在为朝廷做事吗？难道也要驱除？也要炸死？”
金肃咣当一下摔了酒杯，扭脸就走。
大太爷晚年在日记中回忆此事：“我一是生气，这弟弟（金木）就知道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个立场；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时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今想来，或许他是对的。”
从那次争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国，两人再没说过话。金肃追随革命，去武昌入了新军；[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