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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看我。
“我猫下腰沿着墙走，摆摆手叫小和尚在堂屋里别动。那人还在看我，我赶紧进了小姐那屋。
“没有，我就没想过要杀小姐。本来想偷点东西就走，反正已经弄死了俩。而且吧，小和尚没发现死了人也好，我怕他一害怕瞎叫。所以，本来就该走了——但那人肯定看见我了，我就进了小姐屋。”
杨小松进了黄小萌房间，躲在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站起来往床上看了一眼。
“我一看，床上是俩人，就傻了。我走到床边上，也没看清那人的脸。说不清，当时脑子里就一阵响。”
杨小松呆站在黄小萌床前，他不知道床上的另一个人是何沅，也不知道这时瑶瑶正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当时在想评书，脑子里净是天桥说书的声音——武松揪起那妇人，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往胸前一剜——没错，我就是武松，她就是潘金莲。”
杨小松伸手扬起锤子，砰砰两下，黄小萌跟何沅没哼一声，都死了过去。他掏出尖刀，朝何沅身上连戳七刀。这时，他才发现这是个女的。
杨小松不再是杨小松，他从床上拖下黄小萌和何沅的尸体，用尖刀扎进脖子里，慢慢割下两人的头。他散开两人的头发，捆在一处，提了两颗脑袋爬上床，挂在房梁上。
“我不太记得做了什么，脑子一团糟，一会儿唱戏一会儿说书，一会儿又想起看电影。我走出去，看见小和尚站在院里。他等了很久，害怕，想走。”
这时候，东屋的小孩突然哭起来，小和尚吓得转身就跑，一下摔趴下了，杨小松拉他起来。
“他一看我，又吓得扑通一下坐地上了——我一身血。我就说，我被发现了，不都杀了，咱们就得死。”
这时，堂屋里出来个男的，喊了一声：“谁？”
杨小松看也没看，就一锤抡过去，却被抓住了胳膊。
“我看出这人是大少爷（黄小聪），心里一阵害怕，他比我劲大，我感觉锤子就要掉了。小和尚也没帮我，跟傻了一样站着。
“我腾出只手掏出刀子，在他腿上肚子上扎，他还是一动不动，大喊一声，想把我按倒，又使劲喊抓贼。
“他一喊，我也喊，突然一下子他就没声了，一根铁条从他脸上扎进去，穿透了。小和尚不知道从哪里捡了根冰镩子。”
黄小聪的喊声惊醒了管家黄二奎。他拎着根棍子从屋里跑出来，杨小松上去一脚踢倒他，朝后背连刺七八刀。小和尚也冲过来，跪在地上刺。
“他（小和尚）厉害，比我还狠，把冰镩子从大少爷头上拔出来拿着。不过，后来都是我杀的——瑶瑶？我以为小和尚弄死她了。”
杀了黄小聪和黄二奎之后，杨小松拿着刀子锤子，挨个儿进屋，见人就杀，连两个小孩也没放过。黄老板的母亲黄吴氏见状当场吓死，还是被当头敲了一锤。
杨小松杀完了能找到的人，听见院里还有声音，他隔着院子问：还有人？快弄死！
小和尚丢下冰镩子，一刀捅进瑶瑶的肩膀。
他是故意的，以为这样就不算杀人，要是能蹲监狱，至少能吃得饱。
北京人
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初，京师高级审判厅公开审理了杨小松、小和尚和财哥。杨小松和小和尚被判处死刑，财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月16号下午，杨小松和小和尚被执行枪决。
在去先农坛刑场[过去北京的刑场，明朝设在西四牌楼，清朝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了用刀杀人，刑场改设在南纬路东端路南的先农坛墙根儿。]的路上，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路跟着刑车。两人一路没说话。快到刑场时，杨小松跟我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我没说话，点了一根烟卷，塞进他嘴里。
行刑前，我离开先农坛，沿着大道往回走，一直走了一个小时。天气很热，一点儿风也没有，老鸹叫得人心烦。走到景山附近，我在阴凉里坐下歇着。不远处城墙根底下坐了二三十个人，个个扛着大包小包，竟全是宫里的太监。一打听，这些太监是被皇帝赶了出来。他们常年在宫里生活，早就以皇宫为家，突然来到宫外，就成了流民。
回到家，我和助手小宝说起遇见的太监。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那些丢了宝贝的太监？我说记得，前阵子还听说那个叫赖小辫的太监结婚了，娶了个妓女。
那赖小辫是天津人，小时候家里闹水灾跟父亲逃荒到北京，在天桥混流氓，一心想入宫做太监，觉得有地方落脚能踏实。
小宝说，他也有五十多岁了，这下算踏踏实实落在北京了。
我点上烟抽了一会儿，说：“世道和人天天变，什么叫踏实呢？”
我拿起桌上的报纸给小宝看，“大总统被赶到天津去了[1923年6月，曹锟派人恐吓大总统黎元洪，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又通过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回北京地盘八成是又要换主子了。”
在金木留下的笔记本里，夹着一些民国十一年（1923年）的杂志剪报，都是当时的“社会”评论。
就像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社会”一词，是当时的新文化用词，来源于日制汉语对society一词的翻译。
如此密集的社会评论，是有原因的。民国早期，经济有过一段持续增长，到了1920年，北洋政府内部掐架，军阀火并，经济也不行了。各种“社会”问题突然升温，所谓“阶层”或“阶级”意识愈加明显。
严复曾认为，society应该翻译成“群学”更恰当，很有道理。社会是网状和链条式的，没有哪个问题是非黑即白的。
每个角色都以自己为中心观看，信息片面，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因方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将一切归因于小明的“背叛”，提出解决办法：杀人。
《出租车司机》中的崔维斯，将一切归因于犯罪分子，他要“拯救”少女，却陷入一个新的荒诞中。
灯市口灭门案里，杨小松把问题归因于他与城里人的差距，解决办法是“干大事”。
干大事是危险的。
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占比已接近20%，大城市像吸铁石，大量省份的人口被吸附，无数人的故乡消失。
我采访过一个南方山村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第一次去上海，“觉得上海人走路飞快，我就让自己也使劲快走，不能落后。”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第23案 贵妇人奉天销金 算命婆贪财丧身
我从小爱看港片，什么好片烂片都会看。20年前，我最喜欢小马哥，有一回想学他用钞票点烟，因为手头紧，就点了一张五毛钱。感觉确实很不一样——看着钞票燃烧，有一种极其奢侈的快感，当然也可能是心疼。
小马哥烧钱，是浪漫的英雄本色，因为不在乎。
2012年，杜琪峰的《毒战》里也有一个烧钱的场景，毒贩蔡添明祭奠死去的老婆，用火盆烧100元的人民币。当时，电影院里一片惊呼，身边的小伙子大喊:我×。这种真实的场景总会让人代入：这么多钱，给我多好啊！
回想我看过的港片，几乎所有的铤而走险和误入歧途，归根结底都因为钱。
1924年，我太爷爷金木去了趟沈阳，遇见一个有钱的女人，卷入了一件案子。看完这个案子，我才知道，有时候钱不只能花，还有其他玩儿法。
事件名称：奉天旅馆杀人案
事发时间：1924年9月
事发地点：奉天（沈阳）七福饭店
记录时间：1925年4月
从日本留学回来这些年，我坐过各种车——火车、汽车、马车、骡车、人力车，因为查案，还坐过驴拉的粪车。
去年8月底，我带助手小宝去奉天（沈阳）参加婚礼，头一回坐上了马拉火车。
那天下午，我们俩一出奉天站，就见到一辆马拉火车呼啸而过，登时惊呆了。三匹白马跑在车道上，一名车夫鞭子舞得啪啪响，后头拉着一节火车车厢，车厢里坐着二十多个人。
我们俩买了票上车，一个穿灰褂子的老太婆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老太婆头发花白，扎着俩小辫，嘴脸皱巴巴的，鼻梁上生着个瘊子。她眼睛瞟来瞟去，别在耳朵后面的一朵鲜红纸花不断摇晃。过了一会儿，她摸出一个签筒，朝我晃两下，伸手要钱。我实在疲倦，懒得说话，别过脸闭上了眼，听见小宝对她说了声“不算卦”。
再睁眼时，见这老太婆已经坐到前排，手里捏着根红签，正给一对男女算卦。那女人很年轻，穿了件无袖的绸缎旗袍，脖子戴串珍珠项链，手上是双白玉镯子。她圆睁着眼睛听老太婆说话，不时轻轻惊呼一声，摇摇男人的手臂。那男的戴着礼帽，是个俄国人，黄头发蓝眼珠，留着络腮胡，绷着脸不说话。
小宝说，这两人太惹眼，看样子要被骗。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那老太婆顶多算个能说会道的花子，还称不上懂骗术。她装模作样地说些好听话，时不时讲几句早就背顺溜的口诀。客人抽了好签就多要点，抽了坏签就给你几句破解的法子，也能要几个钱。
旗袍女人果然掏了钱，她从俄国人身上摸出巴掌大的黑皮夹，抽出一张红色的票子，递给老太婆。老太婆接过钱看了一眼，马上塞进怀里， 又抓起那俄国人的胳膊，给他看起手相来。车快到小西门站时，俄国人也从皮夹子里掏出张纸票，丢给老太婆。老太婆一把抓过钱，弯下腰鞠了一躬，抱起签筒，去了车门口，掏出两张票子反复看。
小宝说：“外国人都这么傻有钱？”
等车上人下得差不多，我们俩提了行李往外走。俄国人和旗袍女人也要下车，却被旁边一个戴白礼帽的年轻人撞了一下。白礼帽欠身说了句对不起，侧身让两人过去。他一手摁着帽檐，一手捂着西装前襟，跟在两人后头下了车。小宝“哎”了一声，下车跟上去，径直撞向白礼帽。一个黑皮夹子从白礼帽身上掉出来，小宝弯腰捡起，拍了拍俄国人，递给了他。
我赶快走过去，但还没看到那白礼帽的脸，他就混进人群不见了。
旗袍女人停下来，对小宝连连感谢。她打开皮夹子，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小宝。小宝不收，女人拉起他的胳膊，把钱塞进他手里。这是一张一百元的奉天大票，在东三省流通，能兑换大洋，女人给那老太婆的，也是这种钱。
旗袍女见我过来，又鞠躬谢了一回才离开。我问小宝怎么回事儿。
“戴白帽子那人，是个大轮儿党[大轮党，江湖黑话，指专在火车上扒窃的小偷。还有专门在汽车、电车上扒窃的，叫小轮党。]，在车上我就盯住他了。”
“你精神真够好的，我坐车累得骨头散架，抓贼的事儿都没赶上。”
小宝指了指前头的旗袍女和俄国人，说：“有钱人太显摆了，又被骗又被偷，早晚出事儿。”
我点了根烟，说：“那也不一定，我不也挺有钱吗？”
这天夜里，真出了件大事儿。
我和小宝找了间叫七福饭店的西式旅馆，到前台办手续时，又遇到了旗袍女和俄国人。两人也住这里，恰好在我们楼下。两人提了大包小包东西，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几盒西洋点心，说刚在旁边的七福屋百货楼逛完。旗袍女很热情，说那么有缘分，不如一起吃个饭。
我们办完入住手续，收拾了行李，旗袍女便来敲门，说馆子已经订好了，就在附近小十字街上的宝发园。
这女人叫马小嘉，今年24岁，原是镶黄旗马佳氏一族，地道的满族人，祖上是东北人，父亲在前清有爵位。她说：“要不是民国了，得叫我格格。”
那俄国人是她未婚夫，叫伊万诺夫，自称是伯爵，1918年就来了中国。他能说流利的东北话，却不怎么爱开口，介绍完自己，就埋头吃菜，一个人吃掉了半份砂锅独圆。马小嘉却是个话唠，服务员来上菜，她也能聊半天，随便就给小费，都是50块的奉票——一张能抵服务员半年的工资。
小宝提醒她注意点，世道乱坏人多。她谢了小宝，说会注意的，过会儿却又说：“我就爱过好日子，有钱不花不是傻子吗？再说，整天提心吊胆的多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