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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夜行记_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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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跳下去,那感觉一定和抽口大烟一样舒坦。

  恒和厂的夜钟救了我——每到凌晨3点,恒和厂就会敲一轮钟,工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吃点儿东西提提神。

  钟声一响,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跑下楼梯。这时,一个男人贴着水塔下的墙根闪过,我本能地喊了一声。那人却一眨眼转过墙角不见了。恍惚的瞬间,我看见他手里好像拎着一个四方的小箱子。

  我走下水塔,身上发抖,胃里一阵阵发虚,浑身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抽了几根烟,脑子才清醒了点儿。我掏出笔记,记下了从那鬼曲里听到的几句唱词:

  血中有虎,罕中有我。情起升腾,亡魂难收。

  熬到6点夜班下工,我在厂门口吃了几口东西,便去找唐刚打听夜里见到的那个男人。还没到厂主办公室,却见唐刚带着个穿西装的瘦子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瘦子竟是唐刚请来做法事的,我拉他到一边问:“唐老板,不是不信装神弄鬼吗?”

  “赵记者,你也看到了,这事议论得太厉害,压不住。实业救国的文章你好好写,钱不是问题。但灵学也能救厂救国,我也得做。”

  说完,他指着那瘦子介绍:“这位是悟善社[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失败的幻灭,灵学救国的口号流行过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都由向往西方思想转回了传统宗教。悟善社是民国初年的秘密结社,又称“世界六圣宗教大同会”。创办者为四川人唐焕章,后来在上海、南京等地开了分社,到1920年代,北京分社刊发《灵学要志》等宣传资料。]的罗社长,专做灵魂沟通的。”

  这罗社长留着分头,嘴上两撇胡子,戴着一副圆眼镜,身上的旧西装穿着有点晃荡,衬衣的领口皱巴巴的,满是黄渍。唐刚说,他是伍廷芳博士亲自介绍的,特意从悟善社南京分社赶来做法。我打了个招呼,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问唐刚在哪里做法,他说,在钟楼前的大广场,全厂所有人都参加,“必须让人人都看见,才能让工人都心安”。

  我没再追问夜里那男工的事情,跟着俩人去了广场。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台子,台子用红布覆盖,摆着香案、沙盘,一副扶乩请神的架势。不同的是,沙盘对面,架着一台德国照相机。我听说过这种把戏,叫“灵魂照相术”,据说相机能拍到鬼影。

  工人们都知道做法是为了什么,很快在广场上集合起来。不少刚下夜班的人,走路摇摇晃晃,面无表情地站着。

  仪式开始,先是飨鬼,烧了一顿香火,锣鼓钹铙敲打一阵。待“鬼魂”吃足了香火,罗社长捋起西装袖子,开始做法扶乩,沙盘里的竹枝动起来。整个过程,罗社长都一言不发,头上渐渐冒出汗珠。旁边的助手时不时和他嘀咕几下,去捣鼓沙盘前的照相机,镁光灯一闪,照相机咔嚓拍了一张。

  唐刚小声说,他们要请的是最初跳楼的冤魂,怨气最强,才会不停地找替身。只有超度了它,连环自杀才能结束。

  过了一会儿,那助手跳下台子,跑到我和唐刚跟前,说留声机坏了,能不能找一台。

  唐刚马上叫来一个工人,说让广播室的阿成搬台留声机来。那工人很快跑回来,后面跟着个小伙子,戴着副很厚的眼镜,怀里抱着一台留声机。他把留声机递给助手,问:“相机拍鬼魂我听过,留声机是做什么的?”

  助手看了一眼台上的罗社长,说:“社长说过,跳楼死的,活着时都是下等人,魄力不足,死了以后就面目不清,俗话说的恶鬼,就是他们。祭祀做法,就是叫这些鬼魂吸点人气,魄力足了,就能跟人对话了。录下声音,就能了解死因,安慰往生者。”

  正说得起劲,罗社长在台上招了招手,助手赶紧抱了留声机上去。助手准备好留声机,罗社长刚刚站到沙盘前,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看楼上,那是谁!”

  我抬头一看,钟楼顶上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左右慢慢移动。广场上一片骚乱,女工们大声尖叫,罗社长和助手站在台上,一脸惊诧。

  唐刚“啪”地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骂了一声“册那娘,碰着赤佬了……(上海话:他妈的,见鬼了)”。

  楼上的人纵身跳下。

  这时,台下飞出一只拖鞋,砸倒了台上的相机,有人大喊了一声“骗子,打死他”,人群轰然骚动,往台上涌过来。

  罗社长这才反应过来,大喊一声,冲着助手吆喝了一通,跳下台往门口跑。他这一喊,我打了个激灵——他四川口音的官话里隐约透着一种腔调,和鬼曲里那几句人声很像。

  我冲到台前,一把拽下他,抢着冲出人群,拉着他跑进旁边一条有铁门的小巷弄,把工人关在铁门外面。

  又接着跑了五六分钟,我看他脸色发白快要晕倒,就停了下来。罗社长弯腰猛咳一阵,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过去揪起他问:“你是哪儿人?”他没弄明白,说是四川人。我掏出笔记递到他眼前:“听过这句歌吗?什么意思?”

  他瞪着笔记看了一会儿,嘴里念叨了几下,脸更白了,瞪起眼问我:“你是从哪听到的?”

  “这就是厂里传的鬼曲。”我挨着他坐下,点上根烟,把昨天夜里听见鬼曲的事情讲了一遍。

  罗社长听得脸色变了几变,缓了半天才说:“这是川藏交界地带的一种巫师送葬歌里的词,只有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会请巫师唱。要真在这儿听见了,可真是闹鬼了。”

  “这几个字,你写的不对。”他跟我要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词:

  墓上苍柏,路中石虎;

  亡象亡象,望而却走。

  穴中有狐,函中有鹅;

  青气升腾,亡魂难收。

  我问:“听了这个曲子就会死?”

  罗社长摇头:“并没这种说法,但这曲子,除了送葬,没人愿意听。听多了会伤到七情,便会致郁,严重了会伤害志意,魂魄受损,易生邪气。[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的“情志”分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喜怒忧思恐),七情是外在情绪,五志是内在志意。《黄帝内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我说不太懂,让他讲清楚。罗社长说:“简单说,就是经常听这曲子,会心里难受,觉得什么都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是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些仪式多半是做样子,但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没睡醒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坦。样子做足了,她们才会信。相信冤魂平息了,就不怕了,对不对?”

  他也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民国以来,世风不古,无鬼无神之说荼毒大众,这才造成小人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就是亡国灭种的大祸……”

  我没说话,默默抽完烟,找条小路离开了恒和厂。

  晚上,我和老赵见了面,告诉他我的推测:恒和厂里有人谋划了连环自杀。女工听见鬼曲引发自杀,是极有可能的。不是我信鬼神,而是这曲子确实存在,并且有人播放。我讲了那天夜里在恒和厂里遇到灰衣男人的事,“曲子是留声机播放的,那人应该就潜伏在工厂里。”

  老赵不明白,为何听了个曲子就会自杀。

  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但理论上是可能的:“你在杨树浦做记者这么久,不会不了解工厂里的情况,这些女孩状况都很糟,尤其是外地来的,她们的情绪很容易被感染。”

  我把悟善社做法时有人跳楼的事讲完,老赵也吃了一惊,说:“这事就是那唐刚傻了,搞这个就是承认自杀真是鬼魂作怪,工人肯定更信了。”

  我干笑了一声,骂他一句:“你们这些报社,还不如灵学社。起码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论。”

  老赵脸一耷拉,没说话,从包里翻出一摞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七八张偷拍的照片,拍的都是马路边一个邮筒,有人在往邮筒里投信。

  “还记得上回我说那个连续投稿的读者吗?这人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投信的。”老赵买通了负责杨树浦一带的邮差,查到那人之前的投稿都是从这个邮筒发出的,“我知道他会继续投稿,就每天偷拍寄信的人,让邮差开邮包提前看有没有投稿。”

  昨天傍晚,老赵在邮包里发现了几封分别投给几家报社的稿子,就是之前那读者投的。他很得意,吐着烟圈,说:“找到这个人,就能搞个大新闻。”

  老赵吹牛的时候,我把几张照片上的人仔细辨认了几遍,拿出一张跟他说:“我的新闻比你更大。”

  我找出的那张照片上,投信的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做法那天从广播室搬留声机的年轻人阿成。我对老赵说:“为什么听了那个曲子就会自杀?是因为听的次数太多,早就被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整个恒和厂,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广播室。”

  “那你半夜遇到提黑箱子的,也是他?”

  我抽了几口烟,说:“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唐刚,向他打听阿成的事。他很惊讶,说这人很老实,又识字,恒和厂的宣传工作都是他做。半年前,恒和厂招工,阿成应征做了机修工,因为识字,在车间干了一个月就被安排做了宣传工作。

  “不但识字,还懂广播技术,我就让他直接管理广播室了。”唐刚不太相信我的推测,说阿成是地道的上海人,不可能懂南方那些送葬的东西,“就一点很奇怪,他说自己没大名,就叫阿成。”

  17号早上,我和唐刚一起去找阿成。恒和厂的广播室在钟楼边上一座三层楼房的阁楼上,阁楼顶上装了三个大喇叭,是恒和厂的广播,除了向工人通知各种事情,每天早中晚交班和吃饭时间都会播放节目和音乐。

  到了广播室,阿成正在看书,脸几乎要贴在书桌上。见我和唐刚进来,他从书里抬起头,往我们身后看了看,起身给唐刚鞠躬,叫了声“唐老板”。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是周家的小儿子。你怎么做起工人来,周老板呢?”

  “他也早就不是老板了,两年前他就上吊死了。”

  两年前,唐刚和日本人合资,在杨树浦开办恒和棉纱厂后,周边城乡的棉纱作坊纷纷破产倒闭[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和转向近代经济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中国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逐渐没落和解体。一些本来能够自给自足和盈利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在外资机器工厂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吞并,使得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流向工业化的生产车间。—— 参考《民国经济史》]。周家祖上原是四川山里人,清末移民上海,学着做起了棉纱作坊,一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不错,姐弟俩都念了新学。恒和厂起来后,唐刚想收购周家作坊,周清迪不愿意,唐刚就设法招走了周家作坊的工人。

  “没了工人,家里的作坊很快垮掉了,父亲一时气不过,半夜上了吊,母亲也发疯不知道去了哪儿。”阿成一字一句地说,非常冷静。

  唐刚紧皱着眉头,使劲擦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业救国”毁了另一个家庭。

  我问阿成:“你父亲的死就算是恒和厂造成的,你应该找唐老板,不该装神弄鬼害死这么多人。”

  阿成扶了扶眼镜,呵呵笑了两声:“我可没杀人,这些女孩听听音乐就自杀,还是得问唐老板。”他走出广播室,指了指下面的一排排车间,说:“这些人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站在那儿,活得跟陀螺一样,换我我也想死。我就是做个实验,没想到真的有效。”

  我问他怎么给工人听鬼曲,他走回广播室,接上几根线,打开留声机,三个大喇叭响起刺耳的轰鸣声,响了一会儿,开始播放交响乐。

  “我只是把鬼曲插在平时放的广播音乐里,每次播上一小段。”

  半年来,他每天播放鬼曲的一个小片段,这些旋律早就印在了工人的脑子里。当他制造了听见鬼曲杀人的传言后,就专找偏僻处播放鬼曲[大脑长期接触的信息片段(听觉、视觉),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在特定场景或刺激下,这种记忆会被无意识地唤起,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笛卡尔。]。这样的杀人试验,简直就是赌博。

  唐刚说:“你觉得我害了你家,怎么不直接找我?杀这么多人算什么?”

  阿成又呵呵笑:“我说过了,我没杀人。就算是杀人,也是我们一起杀的,还有你们这些报社。”他边说边指了指我,“所以,我要让人人都知道,工厂是杀人的地方,报应很快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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