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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七个是苏北人，年纪最小的才16岁。
我问老赵，真相信鬼曲这种事吗？
老赵摇头大笑：“怎么可能？往报纸上写的，哪能真信？”
他话音未落，一个影子从我们俩面前的栏杆外闪过。走过去一看，一个女孩摔在地上，是从茶楼后面的烟囱上跳下来的，那是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差不多100米高。
尸体很快被人群包围，有人喊道：“又是恒和厂的姑娘！”
那女孩的尸体十分瘦小，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身体摔成了畸形，趴在地上，很快淌了巨大一摊血。天气闷热，瞬间招来一群苍蝇，围观的人指指点点，捂住口鼻。
老赵掏出相机，探出身子拍了几张，又飞奔下楼，冲进人群拍了几张。亲眼遇上女工自杀，他很兴奋，要马上回去写稿。
我跟着跑下楼，看了一会儿，弯腰干呕了一阵，从旁边店铺里找来一块破布，盖在女孩尸体上。我和老赵招呼了一声，叫辆黄包车回了码头住处。
晚上，我让姗姗带我去了恒和厂。夜班6点开工，我和姗姗到恒和厂门口的时候，已经5点半，门口卖小吃的小贩已经支起了摊子吆喝。来上夜班的女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厂门口，有裹小脚的，有穿布鞋的，还有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孩烫着卷发，留学生头，年纪大点的盘着头。她们都在议论下午从电厂烟囱跳下的女孩。
一辆坐着四五个女孩的手推车在门口停下，跳下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跑到我俩跟前，她穿着和姗姗一样的蓝衣服。辫子女孩拉着姗姗小声说了几句话，姗姗登时脸色苍白，哗哗掉眼泪，辫子女孩也跟着抽泣。
下午死掉那女孩也是她们姐妹会的，是包工头从山东雇来的童工，住在包工[包工：民国初年，上海工厂的一种招工制度，包工头为工厂集体招募工人，根据工人每月的产出，向工厂领取工资，扣除工人食宿成本和自己的提成后，再将工资分发给工人，有点像现在的公司劳务派遣。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帮渗透进各大工厂，将包工制发展成更恶劣的包身制：从乡下买来童工送进工厂，工厂将每月工资全部给工头，工头只提供极差的食宿，但不给工人发工钱。——引自[美]艾米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宿舍里，在上海一个亲戚也没有。
我问她们俩：“她这几天听见过那奇怪的声音吗？”
姗姗摇摇头，说：“没听她提过。上次二姐出事时，我们都被吓得不轻，姐妹们说好不再讲鬼曲的事情了。”
夜班上工的钟声敲了几下，两人哭了一会儿，进了恒和厂。我在工厂门口找了家摊子吃云吞面，问老板知不知道恒和厂出了什么事。老板指了指厂里的钟楼，让我仔细听。恒和厂里的广播正在放音乐，断断续续传来，像是大提琴。
“听见没？以前午饭和下午放工，都只放半小时音乐，现在放一个小时，就怕工人心情不好。”
我问为什么，面摊老板压低了嗓子说：“这厂里不干净，不定什么时候就响鬼曲，厂主想了很多法子，恨不得天天放交响乐，压一压。”
面摊老板说，那鬼曲每夜都会响，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但只要听到的人，过不多久就会自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在恒和厂门口等姗姗下班。她干的是接头工，每天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除了向拿摩温申领个休息签去上厕所，其他时间都站在纱架前，盯着木管上的纱锭，找出断掉的线头，打上死结接上，一分钟接6个。
趁着白班交接的空隙，姗姗帮我找到了她车间的拿摩温——一个30岁的无锡女人，烫着波浪卷，说话很干脆。在工厂里，她是姗姗的上级；出了工厂，她是姗姗的“干娘”。姗姗说：“我的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当上拿摩温，虽然我不是无锡人，也不是上海人。”
拿摩温帮我找到了唯一目睹过自杀的那个女工。这是个山东女孩，19岁，和第四个自杀的女工月娥很熟。上周的一天，她突然找到拿摩温，说月娥自杀前，自己就和她在一起。山东女孩和月娥是同一班次的夜班女工，都在摇纱间工作，两人下班后经常一起逛街，喜欢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明月茶馆，花几毛钱听苏北戏。一个月前的一天，月娥突然说想去看教堂。
“我俩都不信教，但月娥姐说自己很累，想看看教堂里的画，会轻松点。”
7月15号中午，她们去了八埭头（当时杨树浦的一个主要商业区）一座废弃的教堂。
“我们坐在椅子上聊天，天太热，我就睡着了，醒来发现月娥姐不见了，里里外外找了几遍，不见人。我就喊她，越喊越害怕，教堂里有回音。”
她壮着胆子往礼拜堂后面走，在一个环形楼梯上看见了月娥。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通向教堂钟楼的楼梯。
“我叫月娥姐，叫了好几声，她不理我，就一直慢慢上楼，也不回头看。（她）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慢慢转身，我看见她的脸，吓得大喊一声，就跑了。”
我问她为什么害怕。
“月娥姐的脸色又黑又红，她是长头发，披散着，像在看我，又没看我……而且，她拐弯的时候，先转过身子，再慢慢扭过头。”
月娥上楼的样子，就像有什么东西拉着她走。
这件事在厂里传了半个月，变得越来越邪乎。有人说，月娥是在教堂被什么东西吸了魂，有人说她听过鬼曲，还有人说她得了结核病[据美国学者艾米莉在《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的研究，民国时的棉纱厂夜班女工，有不少人因长期熬夜和工作压力患上结核病。]，一直心情不好，上班的时候也会闹情绪。
我问山东女孩，为什么月娥刚死的时候，没有说这些。
“月娥姐死了，我怕人说跟我有关……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憋不住了，想起月娥姐的样子，不说出来我会更害怕。”
我问：“月娥死前有跟你说过鬼曲吗？或是听到什么东西？”
“没有，死了几个人之后，我才听说的。”她低头想了一会儿，又说：“但是，看月娥姐的样子，说不定也是听见过那鬼曲。”
我让拿摩温在恒和厂门口随便叫了几个女工，打听鬼曲的事。几乎人人都相信有鬼曲，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曲子，没人说得清。有的女孩不等问完，就吓得转身跑掉。
下午，我让姗姗回去休息，跟拿摩温去了苏州河南岸的船民区，这里住着一个刚从恒和厂辞职的女工，江西人小梅。
小梅21岁，有个刚满一岁的儿子，丈夫在自来水厂工作，她背着儿子在恒和厂做工，每天来回要走几个小时。四天前，她和同车间的姐妹说，晚上10点多，在车间外给儿子喂奶的时候，听到了鬼曲。因为有儿子，她不想死，当天领了工钱就辞职了。
我们到苏州河时已经下午5点多，小梅的丈夫正站在船头，手里抱着小孩，小梅呆坐在船舱里掉眼泪。
一打听，小梅竟然差点儿死掉。
她辞职后，每天在家带孩子，中午给丈夫送饭。那天上午，还没到午饭时间，她忽然抱着孩子去水厂找丈夫，却偷偷上了水塔，被检修水厂的工人及时救下。
“我在家待着，心里不踏实，一会儿想没钱了怎么办，一会儿又想起那鬼曲的事……就去水厂找他（丈夫），没找见人，心里更慌，看见那水塔，我就想上去……其实也不是我想，可人家都说，听见过那鬼曲……就会自杀。”
我问她，那鬼曲听起来什么样。小梅想了半天才开口，说那鬼曲突然就冒出来，开始很小，越来越响，后来像很多声音在一起响。
“听不出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厂里的广播，但那是做工的时间，不会有广播。这么一想，我才害怕，马上想起是不是鬼曲，可听着听着就呆住了，越听越害怕，就跑了。”
“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小梅发了一会儿呆，说：“送葬，我在想我死了，他（丈夫）抱着孩子给我送葬。”
“一下就想到死了？”
“也不是，脑子很空，忽然就觉得没意思——天天站车间里干一样的活，没什么指望。”
我又仔细问了问，小梅都说得很肯定，但鬼曲的说法，我始终不信。走之前，我把身上的两块钱给了小梅的丈夫，让他停工几天，好好看着小梅。后来，我混进了恒和厂，去小梅说的地方看了看，除了几道灰墙，什么也没有。
在日本留学时，我修过一点心理学。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虹口的住处，查了查从日本带回的医书[民国初年，心理学最早在一些教会学校出现，并未成为学校的普及科目。“五四”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心理学教育才逐渐普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1912年到1922年，国内出版心理学图书有54种。]。小梅讲的情况，有点像幻听。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赵，借了他的工作证，打算进恒和厂调查。走到工厂门口，被看门的人拦下，我掏出证件，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厂主，那人进去问话，很快出来，说厂主不在。
做不成采访，我就打算做一回新闻骗子。我上街买了几份报纸，仔细看了四五篇猜测鬼曲事件的文章，写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灵魂学家，分析冤魂传染的原因，预测下一个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我花了半小时，参考报上的文章胡乱拼凑抄成了一篇文章：《鬼曲害人恒和厂连环自杀，冤魂不散棉纱女纷纷辞工》[民国期间，有些小报记者，专盯着出了坏事的工厂公司，事先写好负面报道，去找当事者，声称稿子已经要刊登，特来求证一下真伪。当事者不想闹大，就会商量能不能撤下，记者顺水推舟，说撤稿可以，但需要额外的制版费等。大部分人都不想惹麻烦，只好掏钱贿赂，息事宁人。]。
到了工厂门口，我把文章和证件递给看门人，又给他两毛钱，说：“我是《大时报》记者，这篇文章马上要刊登，有几个地方要跟你们厂主确认一下。”
5分钟后，看门的急匆匆跑来，带我去了厂主办公室。
厂主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圆眼镜。他正拿着那篇稿子看，嘴里骂骂咧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递上证件，指指他手里的稿子，说我是《大时报》的记者。他接过证件，眉头一松，呵呵笑了一下：“是赵记者啊，我叫Tango，先坐下喝杯咖啡。”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英文名。一问，果然是上海人，中文名叫唐刚。
我说：“唐老板看了？有人给报社投了这个稿子，我想核实一下，里头有没有差错。”
我又补了一句：“编辑已经在排印了，我是留个神，怕有哪儿写错了。”
唐刚扫了几眼，嘿嘿一笑：“赵记者的意思我了解，这文章里的事情都是胡扯，就是几个苏北猪猡（旧时上海人对苏北人歧视的称呼）自己闹情绪死了。厂里都安排妥善了，家家有赔偿。”
我坐进沙发里，喝了几口咖啡，说：“我就知道里头有错，但这临时更换，报社确实得耗些费用，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唐刚坐下，拍我的肩膀，眼一眯：“制版的钱，赵记者不用操心，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这稿子撤了，需要补一篇。我想写写恒和厂实业救国。”说完，我掏出烟抽，也给唐刚递了一根，“唐老板需要这样的新闻，免得那些小报还瞎写。”
唐刚一口答应，马上找人，安排吃午饭，说：“赵记者有眼界，不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
我成了恒和厂的特约采访记者，15号到16号早上的夜班时间，可以在厂里随意参观。夜班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持续不停，唯一能听清的是拿摩温发号施令吹的哨声。几百个女工从头到脚都是灰白色的棉絮，眼睛鼻子都看不清楚。她们一声不吭地工作，站在机器前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看出哪个是姗姗。我让她带我在厂里转转，她不肯，说会被扣分[棉纱厂每个车间都张贴有惩罚条例，工人除了干活，不能交谈和乱动，上厕所的时候也有限制，若被发现在厕所梳头或趁机休息，都会被扣分。按条例惩罚工人，就是拿摩温做事的准则。]，只要被扣了一次分，以后就不会再有晋升的可能。
我在车间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逃了出来，眼花缭乱的机械流程和轰鸣的噪音，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浑身上下难受。当时，我就一个想法：马上抽几口大烟，否则不如死了。
凌晨2点多，我在恒和厂四处瞎走，把传闻说死过人和响起过鬼曲的地方都去了一遍。2点50，我困得不行，坐在水塔边抽烟。在车间低沉的轰鸣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我猛然一下精神了：肯定是那个声音！
我站起身寻找声音的来源，辨别不了。声音渐渐大起来，是多种乐器的混合，旋律起伏跌宕，又循环往复，虽然怪腔怪调，但确实是某种旋律。
我扔了烟卷，沿楼梯上了水塔，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有一瞬间，我听见了几句唱词，像南方的傩戏中的唱腔，但立即淹没在曲声里，再也分辨不出。我琢磨着那几句词，一步步走上水塔，声音从水塔下面飘上来，越来越小，但依然在耳朵边回旋。
不知不觉走到了水塔顶上，空气变得凉爽，身上抖了几下，再听，那声音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塔顶往下看，恒和厂的车间汇成一大片灯光，风从下面吹上来，夹杂着隐隐的轰鸣声。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想抽上一口大烟，或者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