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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灭了，也不知是不是小宝吹的。一缕青烟从灭掉的蜡烛上腾起，在半空中越积越多，越积越浓，最后竟有些类似怪画里的东西。这时，小宝把剑向那团怪烟挥去，只听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烟雾随着剑游动，渐渐化入剑里。
小宝闭起眼调息，又猛地睁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握紧了枪。
小宝的表情起了变化，就像那晚薛天脸上的狰狞。定睛一看，又没有变，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我手心里全是汗，枪提起又放下。我死死盯着小宝的脸，仔细看那鼻子、眼睛和眉毛，一次次确定这是小宝，终于丢开了手里的枪。
那一夜之后，小宝就正常了，表情神态和从前一样，但却再不说一句话，叫他也不理。练剑之前，他告诉过我，一旦练成就不能动怒，不以手指人，但却没说会变成哑巴。我让他用笔写字告诉我怎么了，他说没事，问他什么时候找薛天报仇，也不回答。
9月底的一天早上，宣武门那个丁师兄忽然找上门来，说薛天出事了。他拿着张《晨报》，让我看上面的新闻：京师警察厅恐武人以武犯禁，特别通饬各区属，禁止武人开会，以杜争端而防意外。
他说，最近薛天办的万国比武大会声势太大，惊动了警察厅，新上任的厅长殷鸿寿狠抓聚众集会，发公告要禁止比武大会。正说着，小宝进来，丁师兄拉住他说：“上回怎么不吭声就走了？师父不说，我也没敢多问。”
小宝没吭声，我忙接过话，说我那天伤了风寒，小宝送我回来，一直没顾上去说一声。丁师兄没再细问，把报纸递给小宝，说：“师父可能会惹上警察厅。”
昨天，他听见家里拉包车的几个车夫聊天，说薛天最近坐车去了几次警察厅，还去了几回廊坊头条。他知道薛天正为比武大会被禁的事儿找门路，就多打听了一下。“新警察厅长就住在廊坊头条，师父那脾气，恐怕要惹事——倒不是我怕事儿，但人家有枪有炮的。”说完，他朝我拱了拱手，说，知道您结识广，能不能帮帮忙。
小宝突然开口，说：“是该了结这事了。”
我见他脸色暗沉，有股子脾气要发作，忙拉了丁师兄到门外，说这事交给我，去警察厅走一趟，保准不会有事。
送走丁师兄，我问小宝，怎么突然又会说话了？
他说，不想说话是怕一开口就说不出好话，这剑法练完感觉气息不顺。
我问他还找薛天吗？他又拿起那份《晨报》看了看，说：“丁师兄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警察厅长恐怕有危险，我得赶紧动手，不然又是一条人命。”
打听到警察厅长的具体住处，我和小宝每天去廊坊头条附近的爆肚冯待着，一天吃两顿爆肚，吃得我闻见芝麻酱味儿就反胃。蹲到第四天晚上，厅长家果然出事了——我们俩盯了三天，每天都是凌晨两点后才灭灯，这天刚过12点，突然全灭了灯。在胡同口一瞧，门口的警卫不见了。
小宝提了剑，翻墙进院给我开了门，我俩沿着墙根往里走，见院里躺了几个警卫，身上也没什么伤口。小宝摸了摸，都被拧断了脖子。登上洋楼，又是两个仆人的尸体，也都是一招毙命。
小宝叹了口气，说肯定是薛天，楼里没一点动静，恐怕已经得手了。我俩绕过洋楼进到后院，见一个黑衣人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拎着一把长刀，正是薛天。
他见到我们俩，微微一皱眉，说：“看来你们是都知道了？”
小宝也没再问，朝薛天晃了晃长剑。薛天哼了一声，站了个马步，脸上严峻起来。小宝身上也一动，移到我身边，一伸手推在我背上。我“啊”的一声还没叫出来，竟被他生生抛到院墙外，摔得俩眼睛发黑，晕了过去。
我最终也不知道那晚小宝和薛天发生了什么——现在想起来很幸运，没有看到小宝变成那种“不像是人”的样子。醒来时，我已经在西四家中的卧室里了，小宝坐在我跟前。我想坐起来，脑袋却疼得要命，伸手一摸，后脑勺撞了个大疙瘩。
我骂小宝，你差点儿摔死我。小宝咧嘴哈哈一笑，说幸亏扔出去得早，晚点可能你就没命了。我一看他笑，松了口气，这小子又变回来了。
小宝说，薛天死了，一剑致命，算给师父报了仇。我说这下你厉害了，但也太可怕，打起架来像个鬼。
“师叔功夫比我厉害太多，要像平时比武，我肯定输，但用六部剑比拼，我却有胜他的诀窍。”
我问什么诀窍。
小宝说，六部剑不算剑术，更像邪术，练的是精神，“窍门很简单，师叔今年50多岁，我25岁。”
小宝起身出了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个《晨报》叠成的纸包。他打开纸包，里头是那把长剑，已经断成了三截。他说，我已经断掉了这把剑，今后也不会再用剑，这邪术就到我这儿为止吧。
第二天一早，《晨报》登了新闻：警察厅长家宅凶案，武士会会长俱客人离奇身亡。原来，殷家公馆是个对称结构的洋楼，薛天潜入后，进了对面客房，误杀了在殷家留宿的客人。报上说，当时床底下藏了一个女仆，因惊吓过度至今仍神志不清。
我休息了几天后，脑袋变得清醒，在家翻看周树人翻译的文章，里面提到“超人”的说法，虽然不是很明白，却让我想到薛天和小宝用六部剑打斗的样子。在那几分钟里，他们聚集所有的精神和力量爆发，是超越了平常人，还是瞬间变回动物了呢？
正如太爷爷金木的不解，小宝用六部剑一剑致命的场景，我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后来，我翻阅到金木两年之后的笔记，才知道当时的情形不仅仅是“一刀致命”那么单纯。虽然处于几近失控的状态，小宝击倒薛天的一招，手上还是留了力气。刀尖刺穿薛天的肩膀，废了他一只膀子，却并未伤及要害。小宝想就此了之。
这时，厅长家的卫队已经集结在院子里，几十条枪对准了两人。小宝可以轻易走掉，薛天却必定会死在枪下。小宝补了第二刀，刺进了薛天的心脏。他告诉金木：“一代宗师，无论如何不能让枪崩了。刺这一刀时，我才知道，其实我也和师叔一样，看不上枪炮。”
在我看来，小宝虽然也有一份武人的强烈自尊，但却和薛天完全不同。
因为自尊和骄傲，薛天想复兴武术，但也因此唯我独尊，藐视弱者——在他眼里，强者生存，弱者灭亡，人的高下卑贱是按强弱区分的。
然而，横扫一切的强就一定强吗？唯我独尊者，往往自取灭亡。
第15案 婢女性虐宣武门 春宫活现成衣铺
北洋时期，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比侦探和巡警还灵通，每天在报上写社会见闻。警署看报纸上写哪儿出事了，就跑去调查，很多时候，都能逮个正着。
1920年，北京的报纸上，有个人匿名写了一个婢女被虐杀的线索，并且每两天跟进一次。这件事和我太爷爷金木有关，他查了三天，搞出了一个大事情，还差点被打死。
事件名称：13岁婢女失踪案
事发时间：1920年9月下旬
事发地点：北京石驸马大街（今西城石驸马大街）
最近几个月，报纸上的标题不断提到一个词：虐待。我经常看的三种报纸，《益世报》《群强报》和《晨报》，每周都会有两三篇文章谴责虐待婢女[婢女，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孩。清朝末年，法律明令禁止蓄养婢女，但整个民国期间，婢女依然存在。北洋时期，北京各警区设置了大量派出所和巡警，不会干涉蓄养婢女，但会关注婢女和家主的冲突。侦探查案的线索，一方面来自巡警的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报纸的舆论和街坊举报。]的现象，不但特别强调“侦探注意”，还刊登不少读者来信，篇篇痛骂虐待婢女的家主。
西四牌楼派出所有两个我认识的巡警，上周来过两趟驴肉胡同调查，都是从报纸上看到虐待婢女的新闻。
这些谴责和举报文章[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经常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比如1922年7月11日，《晨报》即刊登了一篇举报虐待婢女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里，有个署名“非文”的作者，连续写了半个月，几乎每两天发表一篇。文章很大胆，跟踪调查一般，写每一步进展，不但写了虐待婢女的主人住哪儿，还自己做分析，把细节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写出了杀人藏尸的地点。写到后来，越来越离奇，和小说差不多。
直到几天后桂姐来找我，我才觉得这些“小说”可能很严重。
桂姐是我小时候的婢女，房山人，今年37岁，比我大7岁。我5岁到10岁，是她带大的。1900年，她回了房山，再没见过面。
9月20号早上6点多，有人敲门。小宝练拳伤了脚，我爬起来开门。桂姐没敢认我，我却一下认出她。我拉她进屋，她站着没动，哭起来，说女儿不见了。
桂姐的女儿叫春秀，今年13岁。三年前做过婢女，因为干活太累，就跑回了家。好在主家好说话，退了典押钱，没再追究。上个月，桂姐找人说合，把她雇给了北京一家姓王的富人家做婢女，伺候老太太。“这回说是活价[民国初年，养婢女有三种形式：雇佣、典押和卖绝。其中雇佣是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双方通过中保人谈好雇佣价和期限，期间准许请假探亲和亲人看望，类似现在的打工，被称为“活价”。事实上，民国法律规定所有婢女都只能以“雇工”身份工作，但实际上典押和卖绝的还很多。]，立了字据，陪老太太也不累，她愿意，就送来了。前几天我来看她，找到王家，却说根本没这个丫头。”
桂姐拿出字据给我看：
立佣约字据人刘香桂，今因家贫无力赡养子女，情愿将亲生第一女名春秀年十三岁送与王宅充作使役，听从管教，佣期五年，计洋贰佰叁拾元，其洋笔下领讫无误，佣期届满，由其亲人领回或由主人以本人之意见与其择配，此系长期雇佣，并非契买。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落款上头，有王家家主和桂姐摁的手印。王家的仆人却说，根本没有叫春秀的丫头。桂姐怕是改了名，就问有没有房山来的丫头，仆人还说没有，关了门，再也不理。桂姐没办法，打听了两天，找到我这里。
我收拾了书房，让桂姐先休息。出门买了早餐回来，她还是坐在那儿哭，我说：“找到人咱们就赎回来，以后不做丫头了。”
吃完早餐，我问桂姐，这王家是做什么的。桂姐说，这家人本也是房山人，当家的在天津开了洋货铺，后来发达了，就搬进了城里，家里蓄了十几个婢女。
“我就是听说，这家家主对婢女好，季季都给添新衣裳。再说，也算是老乡。”
桂姐领着我，找到砖塔胡同王家。仆人开门，我说自己是天津开工厂的，找王老板谈生意，一边塞了仆人两毛钱。仆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见到姓王的。这人四十多岁，是个胖子，穿着马褂，走两步就擦汗。
进屋坐下，我说：“我其实是记者，来问点事。”王胖子脸一板，问怎么了。我掏出那张字据，给他看，又指了指桂姐，说这是春秀的妈，找不到女儿了。
王胖子连叹三口气，使劲抹了一把汗，招手叫来婢女，也拿出张字据，说：“我还没找记者呢，记者倒来找我。要搁以前，我早报警了！”
春秀确实是他托人雇佣的，但压根儿没见到人。那个做保人的，原是个拐子，把春秀卖了两家，先和王家立字据拿了钱，转眼又卖给了南城的马家。
我问哪个马家。
王胖子又擦汗，说是南城的马昭雄，“要是换个人，哪能吃这亏？我就当破财免灾了。”
马昭雄这人，我听说过，是个东北人，奉系军的旅长，7月份直奉联军打进北京后，不少直奉联军的军官在北京安了家。马昭雄住在宣武，出名的霸道，家门口都站着卫兵。
我问王胖子，怎么没找保人要回钱？他张口骂娘：“这孙子早跑了，马家要知道他卖两家，他还能活？”
从王家回来，我翻出前阵子的报纸，把那个非文写的虐杀婢女的“小说”又看了一遍。他文章里揭露的，确实是内二区石驸马大街“姓马的权贵”。虽然这人文笔浮夸，不知道有几分真，但要是春秀真在马家，肯定凶多吉少。
我没和桂姐细说，让她在家里照顾小宝，自己去了石驸马大街。走之前，桂姐告诉我，春秀左脚脖子上，套了个银圈儿，上面有铃铛，走路会响。
马家是个大四合院，门上还挂着从前的牌匾。左右两侧站着石狮子，一边一个卫兵，都全副武装。我想敲门，被拦下。一个卫兵进院，带了个穿长衫的管家出来。
我说，找丫头春秀，给她送点儿东西。
管家说：“没这个人。”一边招呼卫兵赶我走。我上前一把搂住管家的肩膀，塞了两块钱，说：“我是她叔，知道是卖到这儿了，确实有急事。”
管家收了钱，拉我到一边，说：“是有这丫头，但实话跟你说，她跑了，卷了老爷不少钱。”
“跑哪儿去了？”
“那谁知道，现在的丫头没一个老实的，你也知道老爷的身份，不在乎这个，要是普通人家，肯定报警了。”管家说完，摆摆手，进院关了门。
我没再敲门，点了根烟，在附近溜达一会儿，去了鼓楼大街。鼓楼大街顺和记成衣铺的裁缝老杜，是我的老相识。这两年，日常的西装衬衣，我都找他做，偶尔也一起喝杯茶。他一个月前跟我提到过，马昭雄常去他那儿做衣服，混得挺熟。老杜跟我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