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在宁波长大，从小学裁缝，手艺高超，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开了店。他是洋裁缝[北京的好裁缝，一般都来自宁波，分两种——红帮裁缝和本帮裁缝。本帮裁缝专做中式服装，红帮裁缝专做洋装，被称为洋裁缝。]，西装做得出名，和北京官商两界混得都熟，新世界商场特意开了专柜卖他做的衣服。
到了顺和记，老杜穿着件笔挺的西装，正站在桌子边熨衣服，他见到我，抬头打招呼，手里的活也不停下。
我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问他最近见没见过马昭雄。老杜撂下熨斗，有点惊讶：“你找他做什么？”
我喝了茶，说了春秀的事和报上“非文”写的文章，“我担心这马昭雄虐待女孩，得把春秀赎出来。”
老杜没说话，摩挲了几下手上的顶针，起身进了里屋，拿了件呢子风衣出来，铺在桌上。
“他一个多月没来了，这是上回仆人送来改的大衣。”老杜说着，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要不说婢女这事，我也不敢提这照片，应该是他不小心留在口袋里的。”
这是张色情照片，拍了两个少年在性交的场景，两人都对着镜头发呆，不像偷拍。老杜说，马昭雄虽然是个东北人，却留过洋，喜欢西式服装。他经常请老杜去家里，量身定做四季衣服，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做，还给婢女做。去过几次，老杜就熟悉了马家，不但认识管家仆人，也了解些马昭雄的生活。
“东北人好面儿，马家上下有二三十个婢女，每次出门都带好几个，穿的都是好料子，比别人家小妾还洋气。”老杜又摩挲起顶针，说：“但是，他会虐待这些女孩。我给马家婢女做过衣裳，个个身上有伤疤。”这次发现了色情照片，老杜更确信马昭雄有问题。
我问他，见没见过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老杜笑：“那么多女孩，我哪儿记得住名字。我从来只记得女孩的身材，不记得名字。”
我把照片还给他，问能不能带我认识下马昭雄。老杜把照片原样装回大衣口袋，说：“我正好可以去送衣服，带你去。”
我问他：“你不怕得罪马昭雄？”
他笑：“当然怕，但我见不得女孩这么受罪。”笑完又补了一句，“再说，他是客人，你是朋友，我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马昭雄好赌，喜欢在家设牌局，每天都有几桌有钱的朋友凑热闹，不是做官的，就是经商的。老杜让我扮作生意人，引荐给马昭雄做牌友，“要和他混熟，除了像我这样有手艺，就只能输钱给他了。”
我和老杜约好，第二天晚上去马家，就回了西四。一到家，戴戴正在和桂姐聊天，见到我就问春秀的消息。我对她俩说，打听好了，明天去见人。
我拉戴戴到院里，说了马昭雄的事，戴戴又气又急：“给我把枪，我去毙了这混蛋！”
我瞪她一眼：“你疯了？”
“没疯，我本来就是来找你借枪的。”
戴戴的侦探小说越写越顺，想找我借枪研究，我一口拒绝，她翻了个白眼儿，坐在院里赌气。我没理她，进屋和桂姐聊天，聊了半晌，戴戴还不走。我带她进卧室，拿出两把勃朗宁，一把1910，是我平时用的；一把1906袖珍手枪，平时收藏着。两把都是从日本买的二手货，不便宜。
我给她简单讲了讲，又把枪收进柜子，告诉她：“真需要的时候，会拿给你。但你要随身带着，太危险。”
她噘噘嘴，没再提枪的事。
晚上，我叫了都一处的烧麦和小菜，送到家里，早早吃了休息。戴戴向桂姐打听我小时候的事情，聊到10点多，索性夜里陪桂姐住下了。
21号晚上8点多，我带了100块大洋，和老杜到了石驸马大街。老杜拿出呢子大衣，说明来意，管家出来把我们让进院里。马昭雄的四合院里头是西式风格，院里停了三辆洋车，几个仆人端着茶水进进出出。房间的窗户都改成了玻璃的，里头亮着吊灯。一进屋，迎面墙上挂着一幅马昭雄穿军装的画像，大个子，梳着背头，一字胡，大鼻子小眼睛。马昭雄迎过来，和画上长得一样，开口说话一嘴东北腔。
仆人接了大衣，老杜向马昭雄介绍我：“我的老客户，姓穆，做木材生意，好赌两把。”
马昭雄呵呵笑了一声，旁边走出来个小丫头，递给我一根香烟，大三炮台[大三炮台，民国时期的高档香烟，一盒烟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一袋面粉。]。小丫头划了火柴给我点烟，我看她一眼，15岁上下，穿着缎面的衣裤，手腕上戴着个银镯子。我抽了两口烟，抬眼扫了一圈，屋里走动的有三个婢女，都是十五六岁，也没哪个脚上像有铃铛的。
马昭雄说：“穆老板，你瞅啥？”
我指指沙发和茶几，说：“瞧宅子啊，这四合院给您整成了洋房，装扮齐这些物件，也挺麻烦吧？”
马昭雄哈哈笑：“不麻烦，我来之前这儿就是洋房了，之前住的是段祺瑞的人。”
笑完，马昭雄带我们出了堂屋，穿过院子去西厢房。院里走过一个丫头，个头很小，看起来不到十岁，不像春秀。
西厢房里是场赌局，桌上八个人在赌牌九[牌九是一种由骰子演化出来的赌博形式，在明清盛行。]，正要开牌，庄家喊得凶。马昭雄拍了拍桌上的一个瘦子，那瘦子起身，给我让位。我一坐下，身后就过来一个丫头，端茶点烟。我看了看这一桌人，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却都打扮得像大人。
马昭雄站在桌边，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桌上说：“穆老板，自个儿兄弟，都别整事儿，照顾着。”说完，转身出了西厢房。
我一一认识了桌上的七人，主动坐庄，推了两把，输掉50块。我掏出剩下的钱放在桌上，让老杜替我坐下，走到院里，站着抽烟。一回头，身边多了个人，是赌桌上的那个丫头。我掐了烟，问她：“知道春秀吗？左脚上挂个铃铛的。”
丫头使劲点点头。
“她在哪儿呢？”
丫头没说话，伸出手掌看着我。我伸手摸口袋，想起钱都放牌桌上了，我说：“告诉我春秀在哪儿，等会儿给你钱。”
这时，马昭雄走了过来，丫头看看我，没吭声，扭头跑回屋。马昭雄搂住我的肩膀，说：“穆老板放着钱不赌，跟小姑娘聊啥呢？”他歪下脑袋，小声说：“你好这口儿？”
我没明白，但点了点头。他哈哈笑起来，说：“我还有个更高级的牌局，不赌钱，赌丫头，你肯定喜欢。”我还没问，他就说：“后天晚上来我这儿，有车送你过去。人不多，都是自己人。”说完，松开我的肩膀，走了。
回到西厢房，老杜已经把钱输光了，庄家要贷给他钱，他不要，两人正在推搡，闹成一团。我拦住庄家，道了歉，拉老杜离桌，找马昭雄告辞。马昭雄把我们俩送到门口，管家叫了两辆车，招呼我俩上了车。临走，马昭雄走过来，说：“穆老板，后天晚上8点，记得带上你的丫头，漂亮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各种赌局，赌什么的都有，军阀可以把领地押在牌桌上，有钱人可以把宅子和女人输掉。马昭雄的高级局，可能赌的是婢女[清末民初，婢女属于主家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转赠，也具有与房产、珠宝类似的功能，主人都会以拥有好的婢女为荣。正因为这样的观念，有些婢女穿着考究—— 北京档案馆某条资料记载：参谋部科长高孔时家婢女春兰，戴有“金戒指一个，绿簪子一对，银链一条”。—— 参考《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
回到家，桂姐不在了。问小宝，说是戴戴接去了她家。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戴戴，让她一起演这出戏，说：“办完了事，教你玩儿枪。”
她很兴奋，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演个17岁没问题。”我上下看了她一遍，说还行：“身材这么差，确实像个小孩。”
她伸手拍了我一巴掌，问衣服哪里找，我带她去了顺和记，找到老杜。老杜见到戴戴，马上拉到镜子跟前，两手比画了一下，说：“你这身材，能穿西式的，恰好我有。”说完钻进里屋翻箱倒柜，拿出件欧式的女仆装，是深蓝色的套裙。
我骂了老杜一句，说：“你这都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笑：“你懂什么，我亲手做的，收藏了好几年，可算用上了！”老杜又找出配套的鞋子和发箍，戴戴换上套裙，梳起头发，穿戴好，大小正合适，看起来像个英国女孩。她照照镜子，问我：“这么显眼，你不会真把我给输了吧？”
我说：“显眼才好，吸引注意力，我好耍腥儿（出老千）。”
下午，我带着戴戴去了新世界，给了钱让她进去逛，买点首饰。戴戴纳闷：“怎么感觉那么奇怪？”
我说：“你是我的丫头，得让我有面子，面子够了，我才好跟马昭雄做朋友，才能找到春秀。”
戴戴愣了一会儿，看着我说：“金木，你说春秀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没说话，挥手让她进了商场。
去马昭雄家里时，我和戴戴叫了辆马车，免得女仆装太过招摇。到了马家门口，两辆洋车已经等着了，拉上我们俩，沿着大街往西走。绕了一圈，到了新街口附近的一处偏僻院子，洋车一路搭着棚子，没看清是哪条胡同。院子的入口很窄，只有一条青砖墙甬道，要不是仆人领着，可能看也看不到。进了里面却豁然开朗，有三进院落，院里散着几棵槐树。转进偏院，门口站着个平头汉子，抬手示意，要搜身。
我从西装口袋掏出手枪，平头接了，倒过来握着，拇指推上保险，把枪别进腰里，又在我身上摸索了几下，让开了路。戴戴跟上，平头伸手拦了一下，打量几眼，又摆手让她进了院。
和马昭雄家一样，大屋里也是西式装修，电灯通明，中央放着张巨大的红木牌桌。两三个仆人站在角落，马昭雄和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个子坐在沙发上，还有个牌友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每人身边站着两个婢女。空气里有一股烧过鸦片的味道。
我和戴戴朝沙发走去，屋里人都看过来，盯着戴戴。马昭雄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笑着站起来。他今天换了一身行头，丝绸印花马甲，缎面长袍，胸口却别了个勋章。他右手里，握着一条黝黑的皮鞭。商人满脸通红，额头冒着汗，抬眼看了我一眼，继续低头坐着。一个婢女正跪在他脚边，用抹布擦地上的血迹。
马昭雄盯着戴戴看，朝我竖起大拇指，赞叹我会玩。戴戴拽了两下我的袖子，我往旁边一站，把她挡在身后。
马少雄一手在脖子上抓挠，一副烟瘾没过够的样子，他往我身后看，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这丫头？叫戴戴，跟我很久了。”
“哪个戴？”
“穿金戴银的戴。”
马昭雄瞪起小眼睛，笑两声，然后摆摆手，角落里一个婢女走过来，响起一阵铃铛声。这丫头穿一身绿色的绸子单衣，光着脚，左脚脖上戴着一个银圈，银圈上有个铜铃，是春秀。
马昭雄丢下鞭子，招呼那商人和牌客起来，使劲拍了几下手，说：“再整几把！”
我们四人一桌坐好，每人身后站了个婢女，仆人铺了桌布，打开一盒象牙牌九。马昭雄坐我对面，身后站着春秀。他边洗牌边说：“老玩法，摸五把，算总点数，最大的赢，最小的输。”说完指了指春秀和戴戴，“各位的丫头，是赌注。”
戴戴伸手在我背上拧了一把，我回头朝她笑了一下。查过十几次赌场骗局，我多少算个高手，只要不是三人一起给我做局，输不了。
三把下来，我的点数排第三，马昭雄垫底。戴戴又在后面拧了我一把。最后两把，我连摸俩大的，赢了。马昭雄还是垫底。
我伸手招呼一下，戴戴弯腰给我点了根烟。马昭雄大笑，说：“穆老板真是一点面儿不给，不过我玩儿得贼高兴。”
我走过去，拉了春秀过来，说：“真是抱歉，这个丫头我实在喜欢。”
马昭雄站起来，说：“你好像误会了，这丫头是输给你了，但可不是让你领走。”
两个仆人从外面抬进来一个方桌，桌上盖着红布。马昭雄扯开红布，桌上整齐地摆着一排刑具：藤条、烙铁、木槌、钢针、匕首，还有几件奇形怪状的铁质器具。
“啥玩意儿都有，就看你怎么整，慢慢玩儿，别整死得太快。”
春秀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张嘴说不出话。戴戴嘴里啊了一声，又捏了我一下，疼。
见我犹豫，马昭雄大步走过来，把春秀拉到身边，一把撕开了春秀的衣服，露出背上纵横交织的新旧伤疤，有的血口子皮肉翻开，还在渗血。我看了看牌桌上另外两人，都眯着眼看，朝我点头。马昭雄绕着牌桌走了一圈，拍了拍那两人肩膀，又转回到春秀跟前，一把推到我跟前，说：“穆老板既然玩儿了我们的局，可不能坏了规矩。前天，你可是亲口答应的来玩儿。”
小个子商人也站起来，说：“穆老板，您要不爱玩儿这个，就不该来啊？您要实在不乐意，我也能替你来——当然，得马旅长没意见。”
我拉上春秀的衣服，让戴戴扶住她，说：“是我误会了马旅长的意思，不如您赏个脸，出个价，我买她一条命。”
没等我说完，马昭雄抄起一把木槌，砰的一声砸在桌上，一声巨响，木槌把断成了两截。我拿起外套，拉上戴戴和春秀，转身就往外走。门口进来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枪，是那院门口的平头。
马昭雄继续说：“金老板终于不演戏了，你原来是为了这么个丫头。”
我干笑了一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