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_第6节

总是要预先通知我们选中的人。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你们的来生，你们想待在一起，还是不想再会面了？”

阿涅丝知道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她本来想一个人和客人谈。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当着保罗的面回答：“我不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她不能在他面前这样回答，他也不能在她面前回答，即使他也想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来生，也就是说不和阿涅丝生活在一起。因为相互面对面高声说：“我们来生不愿意待在一起，我们不再想见面了。”这等于说：“我们之间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爱情。”这样的话他们是不能高声讲出来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共同生活（已经有二十年了）都建立在爱情的幻想之上，建立在两个人共同耕耘并尽心维护的幻想之上。因此她知道，在她想到这一幕情景时，在来客提到这个问题时，她总是要屈服的。不管她心里怎么想怎么希望，她最后总是要回答：“是的，当然啰，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即使在来生也是如此。”

可是今天，她第一次深信自己会有勇气（即使在保罗面前）说出她内心深处的真正愿望；她深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勇气的，即使要冒着看到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东西全都垮掉的危险。她听到她身边有深沉的呼吸声：保罗睡着了。就像放映机把一卷胶片重新放一遍一样，她把刚才的一幕又全都重复了一遍：她和来客说话，保罗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客人问：“在你们的来生，你们想待在一起，还是不想再会面了？”

（这是很奇怪的：尽管这个人知道他们所有的情况，地球上的心理学他还是不懂，也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没有想到他抱着良好的意图直接提出来的实际问题会带来一些困难。）

阿涅丝竭尽全力地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们宁愿不要再见面了。”

这就像她当着爱情幻想的面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二部 不朽 1

一八一一年九月十三日。出生于布伦塔诺家的年轻新娘贝蒂娜和她的丈夫——诗人阿辛·冯·阿尼姆寄居在魏玛的歌德夫妇家里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贝蒂娜二十六岁，阿尼姆三十岁；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四十九岁，歌德六十二岁，牙齿已经掉光。阿尼姆爱他年轻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爱她的老丈夫，而贝蒂娜，虽然已经结婚，还是不断地和歌德调情。这天，歌德留在家里，克莉斯蒂安娜陪这对年轻夫妇去参观一个展览会（由他们家的一位世交，枢密顾问官迈尔主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歌德曾经赞美过的一些油画。克莉斯蒂安娜不懂油画，可是她记住了歌德对这些油画的评语，因此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丈夫的意见当作是自己的。阿尼姆听到克莉斯蒂安娜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也看到了架在贝蒂娜鼻子上的眼镜。因为贝蒂娜皱了皱鼻子（像兔子那样），她那副眼镜便跳了起来。阿尼姆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贝蒂娜在生气，就要发作了，他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便悄悄地溜到隔壁一个大厅里去了。

他刚走出去，贝蒂娜便打断了克莉斯蒂安娜的话：不，她的意见不一样！事实上，这些油画是荒谬的！

克莉斯蒂安娜也很生气，她生气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个年轻的女贵族虽然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怀孕，可还是无耻地在和歌德调情；另一方面，因为她还批驳他的意见。这个女人希望得到什么呢？想在歌德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中都名列前茅吗？这两条理由中任何一条提出来就够让她烦的了，更不要说逻辑上相互矛盾地两条同时提出来。因此她理直气壮地高声宣称：说这些杰出的油画荒谬的本身才叫荒谬！

贝蒂娜反驳她说：这些画不仅仅是荒谬的，而且还是可笑的！是的，可笑的。于是她又提出一个又一个论据来证明她的结论是正确的。

克莉斯蒂安娜听着听着，发现这个年轻女子讲的话她根本听不懂。贝蒂娜讲得越是激动，她所使用的，从她一些同年龄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那儿学来的词汇也越多。克莉斯蒂安娜很清楚，就因为这些词汇难以理解她才使用它们。她看着她鼻子上眼镜在跳，心里想：这副眼镜和这些难以理解的词汇倒是很协调的。贝蒂娜鼻子上的眼镜是值得注意的！没有人不知道歌德曾在大庭广众谴责过戴眼镜是荒谬的低级趣味。如果说贝蒂娜仍不顾一切地戴着眼镜在魏玛招摇过市，那就是一种公然的挑衅，为了显示她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用罗曼蒂克的信念和戴眼镜来表示与众不同的年轻的一代。如果有一个人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我们便清楚地知道他是想说：当其他人（对于贝蒂娜而言，就是歌德和克莉斯蒂安娜）有一天可笑地寿终正寝以后，他还活得好好的。

贝蒂娜一直在讲，她越讲越激动。突然，克莉斯蒂安娜的手挥了过来。在最后一刻，她想起打一位女客人的耳光总是不合适的。她马上收住动作，她的手只碰到了贝蒂娜的前额。眼镜掉到地上，摔得粉碎。周围的人也有点儿吃惊，他们回过头来，愣住了。可怜的阿尼姆从隔壁大厅里跑过来，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蹲下去捡玻璃碎片，仿佛他要把这些碎片再胶合起来似的。

一连几个小时，所有的人都在焦虑不安地等待歌德的裁决。当他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以后，他会帮谁说话呢？

歌德帮克莉斯蒂安娜说话，他不准这对夫妇再跨进他的家门。

敲碎一只杯子会带来幸运，打碎一面镜子要倒楣七年。那么一副眼镜摔得粉碎呢？那就是战争。贝蒂娜在魏玛所有的客厅里宣称：“大红肠发疯了，还咬了我。”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全魏玛的人都笑出了眼泪。这句不朽的话，这种不朽的笑声，至今还在我们耳朵里回响。

第二部 不朽 2

不朽。歌德不怕这个词。在他的《我的一生》这本书——它有一个有名的副题Dichtung und Wahrheit（《诗与真》）——里，他讲到了他曾贪婪地注视着莱比锡新剧院的幕布。那时候他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幕布的背景上显示出（我引用歌德的话）der Tempel des Ruhmes，光荣的殿堂，殿堂前面是各个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他们之中“有一个穿着薄上衣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其他人，径直向殿堂走去。他的背对着台下，看不出他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是莎士比亚，空前绝后的伟人；他对所有这些典范漠不关心，不靠任何支撑地向不朽走去”。

歌德谈到的不朽当然和灵魂的不朽毫无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仍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那些人的不朽。任何人都能得到这种伟大程度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每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向往。我在童年时代每星期日都到一个摩拉维亚村子去闲逛；据说这个村子的村长在他家的客厅里放着一口没有盖盖子的棺材，在他对自己感到特别满意的适当时刻，他便躺进这口棺材，想像着自己的葬礼。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躺在棺材里梦想：就这样，他居住在他的不朽中。

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别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摩拉维亚村长梦想的不朽）；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有些工作可以一下子使人得到大的不朽，当然这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无可争辩地是可能的：那就是艺术家和政治家。

在当今所有的欧洲政治家中，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许是对不朽考虑得最多的人。我还记得一九八一年他当选总统后组织的那次难忘的仪式。在先贤祠广场上聚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人，他离开他们，踏上了宽大的楼梯（完全像在歌德描绘的幕布上，莎士比亚向光荣的殿堂走去），手里拿着三朵玫瑰花。随后，人民群众看不见他了，他一个人来到了六十四位赫赫有名的死者的坟墓之间。在他一个人冥思默想时，跟随在他身后的仅有一架摄影机和几个电影工作者，另外还有好几百万法国人，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轰鸣下，注视着电视机的屏幕。他把三朵玫瑰花先后放在他所选中的三位死者的坟墓上。他像土地测量员一样把这三朵玫瑰花当作三根标杆那样插在巨大的永恒的工场里，划定了他将在其中兴建大厦的三角形。

他的前任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一九七四年当选总统后，曾邀请几位街道清洁工来爱丽舍宫和他共进第一次早餐。这是一种感情细腻的资产阶级的姿态，他一心想得到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并使他们相信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密特朗还不够天真，他不想和街道清洁工打成一片（任何一个总统都不可能成功）；他和死人亲近，这说明他非常聪明，因为死人和不朽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谁的脸和死人的脸相似谁就是不朽的活人。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始终能引起我的好感，看到他在电视机屏幕上穿着厚运动衫和一群幕僚、体育教练、保镖一起跑步时我几乎爱上他了。突然，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的脸部肌肉开始痉挛，他的幕僚向他俯下身去，把他拦腰抱住：一次心脏病的小发作。那些傻瓜大概是想向总统提供表现自己永远年轻的机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请来摄影师。如果说他们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田径运动员，而是一个日渐衰老的倒楣的人，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误。

人企求不朽，总有一天，摄影机将向我们显示他那张怪形怪状的嘴，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惟一的变成抛物线形状的东西，而且终生如此；他将进入可笑的不朽。第谷·布拉赫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可是今天我们对他的事情已经什么也不记得了，除了那次在布拉格皇宫里的著名的晚宴。在那次晚宴上，因为他怕羞，强忍着不上厕所，以致连膀胱也爆裂了；而他成了耻辱和尿的牺牲品，马上便成了可笑的不朽者中的一个，就像后来克莉斯蒂安娜·歌德永远变成了发疯的红肠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感到最亲切的小说家莫过于罗伯特·穆齐尔。一天早上，他在举杠铃时突然死去；因此当我在举杠铃时，我总是忧心忡忡，我怕突然死去。因为像我热爱的小说家那样举着杠铃死去，会使我显得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狂热的、疯狂的模仿者，肯定会使我立即成为可笑的不朽者。

?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代表作为未完成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

第二部 不朽 3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鲁道夫皇帝时代已经有了摄影机（就是使卡特不朽的那些摄影机），并且摄下那次宫廷晚宴——第谷在他的椅子上扭来扭去，脸色煞白，交叉着双腿。翻着白眼。如果他知道他将得到数百万观众的注视，他的痛苦肯定还将增加十倍，在他的不朽的过道里的笑声必将更加响亮。一直在拼命地寻找乐趣的大众必然会要求在每次圣西尔维斯特节都把那个羞于小便的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的电影重放一次。

这个形象使我心中产生一个问题：在摄影机时代，不朽的性质是不是变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实际上没有变。因为摄影机的镜头在被发明以前，已经作为它的尚未物质化的本质存在了。尽管没有真正的镜头对着他们，可是人们已经表现得像有人在替他们摄影一样。在歌德周围，没有任何摄影师在奔跑，只有从遥远的未来投射过来的摄影师的影子在奔跑。譬如说，在他那次众所周知的和拿破仑的会见时就是这样。法国皇帝那时候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把欧洲各国首脑召集到埃尔富特来，要他们承认他和俄国皇帝的权力划分。

在这方面，拿破仑是相当法国化的：几十万死人还不能使他满意，他还想额外得到作家们的赞赏。他问他的文化顾问，哪些人是当今德国的最高精神权威，顾问首先提到了一位名叫歌德的先生。歌德！拿破仑拍拍自己的额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在埃及战役时，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几个军官埋头在看这本书。因为他知道这本书，他顿时勃然大怒。他严厉斥责这些军官，竟然看如此无聊的爱情小说，并从此禁止他们看小说，任何小说都不行。他们为什么不去读读历史书，那要有用得多！可是这一次，他很高兴知道了歌德是何许人，决定邀请他。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据他的顾问说，歌德作为剧作家的名气更大。拿破仑不喜欢小说，却偏爱戏剧，因为戏剧可以使他想起战斗。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战斗创作者，而且是个无与伦比的导演。在内心深处，他深信自己是最伟大的悲剧诗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将如此，比索福克勒斯更伟大，比莎士比亚更伟大。

顾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可是他经常出错。歌德的确写过很多剧本，但他的名声主要并非来自戏剧。可能是拿破仑的顾问把他跟席勒混淆了！再说，因为席勒和歌德交往密切，把这两位朋友当作是一个诗人也并无不妥。也许这位顾问这样做自有他充分的理由，是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教育法上的考虑，他是在为拿破仑创造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席勒-歌德的人。

当歌德（他没有想到他是席勒-歌德）接到邀请时，他马上就懂得了他必须接受。他已经快六十岁了。死亡日渐接近，不朽也随之将来（因为我已经说过，死亡和不朽是难分难舍的一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罗密欧和朱丽叶，比劳莱和哈代的关系更美）。歌德不能对一个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