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刻，尤为裙屐少年所好。其词不可谓不佳，然篇什既富，瑶珉间出，或意趣凡近，或辞不立诚。大词间架，时文气重。乾嘉间名家，此流最多。如蒋心馀、吴穀人皆是也。谭复堂云：“词尚深涩，而频伽滑矣。” 夫频伽之滑，不在于不能深涩，而在于不能清空。词尚深涩，此言实误。盖竹垞、樊榭之论，宋人初无此说。今选频伽小词四阕，其正声也。（页262—263）
此不只评论郭麐，事实上乃是兼论诸家。由书中评语，可看出施先生论词之旨，乃是兼重学问与性情。如于王士禛下云：
阮亭论诗主神韵，此言大足误人。然其一生所作，确亦以此见长，小词亦然。必先有学问性情，始可言神韵耳。或以余言学问为疑，谓作小词，何须学问。不知比物连类，纂词琢句，各有刌度，皆关学问。阮亭文字工夫，极为淳雅，抒情造境，似轻实重，莫非从学问中来。徒有小慧，安能诣此。（页244）
于厉鹗下云：
樊榭学有馀，才未俊，得宋人三昧，去唐音一间。小令浑厚，可及子野、方回。近慢便有针缕迹。乃惑于竹垞之说，刻鹄姜、张，所得但能貌似。盖以学力拟古，非以才情言志也。（页254）
没有学问固然不可，徒有学问亦不可，厉鹗之不及王士禛，即在于性情不足。由施先生对清末诸家之评骘，亦可印证其兼重学问与才性之看法。如王鹏运下云：
朱古微叙《半塘定稿》，谓“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说，契若针芥。” 此强以半塘绍常州之薪传，于半塘词境之发展，不相应也。余观半塘词实自晏欧小令，进而为苏辛近慢。虽半塘亦自许为“碧山家法” ，气韵终不似也。《庚子秋词》中诸阕，尤为深美闳约，取之特多。（页322）
文廷式下云：
清词至王半塘、文芸阁，气壮神王、不复作呻吟骚屑语。会国事蜩螗，生民邦家之痛，蕴无可泄，一发于词。纵琢句寻章，犹未能忘情于玉田、梦窗，而意境气韵，终已入苏辛之垒。《云起轩词》令慢皆揭响五天，埋愁九地；无稼轩之廉悍，得清真之婉约。清词至此，别开境界，非浙西、常州所能笼络矣。（页326）
郑文焯下云：
满洲词家以成德始，以叔问终，二百六十年汉化，成此二俊，胜金元矣。叔问才情、学问、声律，俱臻绝诣。家国危亡之痛，王孙式微之感，尽托于长短句，其志哀，其情婉，其辞雅，其义隐，重光而后，不与易矣。（页339）
朱祖谋下云：
彊村早年，政治文学，俱有英锐气。词格犹在晏、欧、周、秦之间。《庚子秋词》中数十阕，缠绵恻隐，耐人寻味。自后改辙二窗，多作慢词，蕴情设意，炼字排章，得神诣矣，已非生香真色。辛亥之后，以遗老自废，其词沉哀抑怨，作草间呻吟语，亦不可与州、玉田为比。彼有民族沦亡之痛，此则眷怀封建朝廷耳。余选彊村词，多取资于别集者，秉此志也。（页343）
于况周颐下云：
清季词学四大家，叔问专考律定声之学，半塘、彊村擅校雠结集之功，夔笙撰词话，研精义理，津梁后学，皆足以迈越前修。清词以此数子为殿，有耿光焉。夔笙词凡数刻，未能尽得。《蕙风词》二卷，则晚年自定本，录其十阕，皆辛亥前后所作，琢句高古深隐，此公独擅。（页345—346）
对五大家赏爱之情，溢于言表。盖五人不但学问渊博，性情深至，且皆身历清室之危亡，怆怀世变，凄恻郁伊之音，时时流露于不自觉间，令人不忍卒读。施先生曾说“《花间》一集，词家之诗骚也” （《宋花间集·序引》），五人所作，可谓正得其神髓。
至评龚鼎孳云：“构思造语，几于俗艳。且芜词累句，随在而是。” （页190）评严绳孙云：“雒诵三过，始惊当时诸家皆过为标榜，不堪取信。其词意不能隐，境不能深，辞不能俊，句不能古。” （页212）评董俞云：“浑厚胜彭，微嫌意境直露。” （页235）皆能摆落前人成说。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为晚清重要词话，先生与陈氏论点，却往往相去甚远，如下列诸条：
右毛检讨词十二阕，可与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 ，殆不知词之本源者。（评毛奇龄，页215）
升六词，白雨斋极称之，以为“清初诸老中最为大雅。才力不逮朱、陈，而取径较正” 。余以为此言似过。珂雪词疏快自然，不事雕饰，是其所长，而短亦在此。大雅犹未，况最乎？集中令词不多，选录六首，是其有雅韵者。（评曹贞吉，页234）
随园未尝言词，嗣君乃以词名，此其跨灶之术也。《捧月楼绮语》八卷，偶有凡俗，不失雅音。此所选八首，何尝不以韵胜。陈白雨谓：“词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则马浩澜、周冰持、蒋心馀、杨蓉裳、郭频伽、袁兰村辈是也。并不得谓之词也。” 此则抑之太甚，非公论也。兰村、频伽，伯仲之间。心馀、蓉裳，质文兼逊。然视马浩澜、周冰持，犹有上下床之别，岂可一概视之。（评袁通，页267）
中白与谭复堂齐名，二家小令，俱追踪温、韦。然刻意求寄托，遂使词旨惝恍，不赋不比，盖两失之。炼字琢句，亦各有未到。庄尤不如谭，一篇之中，必有一二刺目语。而陈白雨盛称之，以为“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 乡曲阿私，乃至于此。（评庄棫，页330）
可见此书之价值，不只是一部词选而已。就选本言，每一词选之评选观点多有不同，已有其参考价值，更何况从未有人从此一角度来选宋词及清词。再就清词来说，由于一般都对清词较为生疏，清人词作又醇驳互见，此书于各家作品之后皆有评论，对初学入门，更有导读之效。
五 刊布罕见词籍
施先生经常在《词学》上登载罕见甚或未经刊刻之词集，例如在第一辑登载了环翠堂刻本陈铎《坐隐先生精订草堂馀意》二卷。施先生说：
况周颐藏有《草堂馀意》一部，清光绪三十年，为王鹏运借去，在北京付刻。刚写好版样，王鹏运忽然殁于苏州旅舍，原书及样本都失去，无法觅得。一九三二年，赵尊岳在北京访得了原本，欲刻版以传，因循未果。抗战期间，赵氏在南京刻他所编的《惜阴堂汇刻明词》，《草堂馀意》亦在其内。《明词》全书刻版竣工，刚刷出一部朱印样书，而抗战胜利，赵氏旅游到新加坡去了。《明词》版片，旋即散失，于是《草堂馀意》第二次流产了。
一九六二年，我在龙榆生寓所闲话，谈起赵氏所辑明词。榆生说，那个朱印本已归他保存。我就向他借归，检点一过，才知已不是全帙。但我求之多年的《支机集》和《草堂馀意》却赫然都在。我立即请人抄下了这两部极稀见的明人词集，视同枕中秘宝。
十年浩劫中，榆生病故，他的遗书文物，亦不久就散去，那部唯一的朱印本《明词》，恐怕已深入“侯门” 不可踪迹。现在因创刊《词学》的机会，我把《草堂馀意》全部印出，使这部再遭厄运的，况周颐称之为“全明不能有二” 的词学秘籍，终于能够公之于世，为王赵二家实现了遗志。（《词学》第一辑，页211—212）
在第二、第三辑则登载了赵氏惜阴轩刻本《支机集》三卷，施先生说：
蒋平阶是云间派主要作家，他的词集名为《支机集》，但嘉庆年修的《松江府志·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我访问多年，公私藏书家都无藏本。直到一九六二年，才从龙榆生处见到赵尊岳的刻本，遂得借钞。赵氏所辑刻的明词，始终没有墨刷流传，其版片亦已散失。因此，我觉得应当把这本书赶紧印出来，使它不至于从此亡失。（《词学》第二辑，页223）
又于文末云：
赵尊岳刻本，悉依其所得原本。字有烂缺或破损者，页更有脱落者，皆仍其空缺。我从《瑶华集》、《倚声集》诸书校补得十馀字，其余仍依赵刻排印，希望天壤间还有一本幸存，可以资校补，俾成完帙。（同上，页225）
这两部书都是濒于湮没的词集，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之红印再校本，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为《明词汇刊》。由于施先生的先见之明，《词学》的读者得以在九年之前就先看到这二部书。而受到先生的精神感召，我对《支机集》之残缺也深觉惋惜，到处寻寻觅觅，希望能够访得“幸存” 之本。前几年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一册误附于《兰思词钞》后的完整的《支机集》。能够达成施先生的心愿，令我心里十分高兴。
在《词学》第二辑上，施先生还发表了从未发现的船子和尚《渔父拨棹子》三十九首。船子和尚德诚禅师传世遗词，向来仅得三首，先生却由嘉庆九年法忍寺释漪云达邃续辑重刊本《机缘集》中录得三十九首，除前三首为七言小诗外，其余三十六首，句式皆与张志和渔父词相同，且同为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者，施先生说：
五十年前，大理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既成，始发现船子和尚为唐时人，以不及录其词为憾。然周君当时所知者，亦仅《五灯会元》所载之三首。其他如《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法苑珠林》及《艺林伐山》诸书所引，皆不出此。余尝收得《机缘集》一册，清嘉庆中刻本，所载为船子和尚歌词三十九首，附历代僧俗和作。始知船子遗词，存于今者不止三首，辑唐词者，犹足以增入一卷也。……然则清嘉庆时已有人发现船子和尚为唐词人，而刘子庚、王国维、林大椿诸家辑唐词者，均失于采录，可知此书虽嘉庆新刊，流传不广，治词学者皆未见也。（《词学》第二辑，页170—171）
这些作品，不但可据以探讨词的起源问题；且因其与当时日本之越调诗格式相同，并可进一步用以探讨词调东传之情形，可谓意义重大。
于《词学》第四辑上，施先生又发表了晚清词人陈庆森手书未刊稿《百尺楼词》。施先生说：
此晚清粤中词人陈庆森手书未刊稿本也。……余于一九五四年得此本于上海书肆，藏之三十年矣。惧其终或毁损不传，因刊布于《词学》，为岭南词坛存一文献。（《词学》第四辑，页240）
此书未曾刊刻，稿本似亦无人见过，“广东文献工作者也只知道陈庆森‘有《百尺楼词》，藏于家’，而无从寻访。” （同上，页275），先生据原稿排印出版，不但发潜德之幽光，亦可为清词增补一家。
个人认为，我们得以在《词学》上读到这些词作，得力于两个机缘：一是施先生浸淫词学多年，对词集之版本源流极为熟稔，才知道何者为珍贵版本，值得介绍；否则，即使有心为之，亦不知如何选择。二是施先生器量极大，愿意将辛苦觅得之成果提供学界分享。秘籍珍本，无人不爱，幸而拥有者，多视为希世珍本，不肯轻易示人，施先生却乐意公诸于世，让大家都能使用。近日读到施先生《十年治学方法实录》一文，先生在创办《词学》时，得到夏承焘先生的支持，将从未披露的日记，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之标题，按期在《词学》上连载，但因出版的速度不能配合，《词学》第三期还未印出，单行本已经行世，为此，先生很沮丧地说：“我编《词学》，虽然干劲十足，希望每年出版四期，可是碰上了牛步化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我的《词学》如果能按照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 （《北山散文集》，页694—695）不禁想到，如果真如先生原先所筹划的，每年四期，几年下来，不知能多读到多少罕见的好书。记得先生曾说，《词学》出版不顺，是因为出版社认为此书没有销路，故而配合程度不高；但据我了解，此书在海外需求孔殷，往往买不到，当是发行管道不够畅顺，供需失调，造成《词学》久久才出一本，其损失何只是《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事而已？
六 编辑词学刊物
施先生主编的《词学》，是今日研究词学必读之书。三四十年代，龙沐勋先生曾在他所主编的《词学季刊》及《同声月刊》上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词学论文，嘉惠后学不浅。《词学》即以继承该二刊为己任，第一辑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明言：
集中研究词学诸问题的专业刊物，在三十年代，曾有过龙沐勋主编的《词学季刊》，出版了十一期，因抗日战争发生而停刊。四十年来，这一门的刊物，一直是个空缺。我们不自量力地创刊《词学》，怀有为词学研究重振旗鼓的心愿，妄想以这个刊物来开开风气，藉此以“鼓天下之劲” 。
《词学》的出刊目的既在为词学研究“继往开来” ，故施先生编《词学》，绝不同于一般杂志之主编，将来稿编编校校就完事了。第一辑的《编辑体例》中，说明《词学》的内容栏目分成“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