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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转载” 、“书志” 、“文录” 、“词苑” 、“琐记” 及“图版” 八项，即已楬橥编纂本刊的宏图大志。这八项栏目内容如下：
“著述” 指国内外学者有关词学研究的新著。
“文献” 包括已故词人学者之词学遗著、前代词籍之未曾刻印或虽刻而流传甚少者、以及古籍中有关词学的零星资料经辑录整理而可供参考者三类。
“转载” 指将发表于国外各种报刊之重要词学论著，及时转载，以利国内学者参阅。
“书志” 是对新旧词籍之述评及提要，“为古籍作著录，为新书作介绍，为词学研究及爱好者作访书指导” 。
“文录” 是未曾发表之词学单篇杂文如词集序跋、词人小传及论词书简等。
“词苑” 选录词学同道部分作品以供观摩。
“琐记” 是短篇之丛谈札记，用以补白。
“图版” 是词学相关书画文物或秘笈珍本之影本，每期四页。
由上述栏目，特别是“词苑” 、“琐记” 及“图版” 等，可看到与《同声月刊》、《词学季刊》一脉相承之处；由介绍新书、转载海外文章，又处处可见出其融合新旧、推陈出新之卓识。所谓“继往开来” ，必须先“继往” 才能“开来” 。因此施先生请夏承焘、唐圭璋二位前辈担任《词学》的主编，又请出张丛碧、俞平伯、任中敏等十馀位词界大老担任编委，请他们为《词学》提供意见及稿件。第一期中更安排了唐圭璋、金启华二先生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及马兴荣先生《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二篇大作，以作为当前词学研究之导言。这都是先生由旧开新、承先启后之用心。在往后每一期的篇目中，亦处处可以看出施先生传承词学之苦心孤诣。
由上所述，可知施先生编辑《词学》，不是被动地有什么稿就编什么，而是主动地将他对词学研究的蓝图，藉这本刊物呈现出来。为了编辑《词学》，先生不但要邀稿、编稿、校稿，还要写稿。《词学》中署名“编者” 、“丙琳” 、“秋浦” 、“云士” 、“万鹤” 等，都是先生的笔名或化名。不断介绍古书及新著，在《词学》诸多作者中，他恐怕是负荷最重的人。“没办法，稿子不够时只好自己写，又不能让人家觉得怎么都是同一个人，只好用一些不同的名字了。” 先生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事实上以我的理解，书志、文录、文献中很多文章，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可贵成果，并非率尔可就，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补白，亦皆言之有物，不蹈空言。因此，施先生不仅是编者，也是主要的作者；他既是规划者，更是辛勤的灌溉者。但也由于他的坚持及辛勤灌溉，《词学》终于成为近世最重要的词学刊物，和《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并列为三大词学期刊，先生的心血已经让《词学》开花结果了。
七 撰写词学论著
施先生撰写的词学研究成果，除《花间新集》中之论述外，就我所知，还有《词学名词释义》及在《词学》发表的大批论文。《词学名词释义》运用考证工夫，将向来众说纷纭之词学名词逐一厘清，共收二十五篇，篇幅虽然不长，意义却极重大。根据书前例言，此二十五篇短文曾于《文史知识》及《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施先生日记中亦多处记载先生撰述词话之事，有的说明词话之内容，有的则无。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连日阅宋人词集及笔记，作词话一篇，释‘诗馀’字义，得四千馀言，余所撰词话，此为最长矣” ，及二十七日“作词话一则，释‘长短句’，亦千馀言” （页20），又十二月二日“作词话一则，释‘寓声乐府’，凡千四百言” （页21）之类，由其中名目来看，应即后来收入《词学名词释义》者。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写词话一则，述李后主临江仙词” （页27），可能即后来收入《词学》第三辑《读词四记》中者；然而如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读王国维、林大椿所辑韩偓词，作词话二千馀言” （页45），八日“重写读韩偓词记，得五千馀言” （页46），二月二十日“昨日始阅温韦词，作词话四千馀言” （页47）等，所列名目，似未曾发表。观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云：
点检已成词话稿，已有六十馀段，今年当成书三分之二，俟明年续成，以二十万字为鹄的。（页119）
显然先生所撰“词话” ，应是一部大书，后来将其中有关名词释义之部分先行发表，并结集为《词学名词释义》，其余未发表部分尚夥。施先生曾赐函玫仪，提及拟于一九九四年内编好一部《读词札记》，此书未见出版，不知是否即上文所称之“词话” ？然而《投闲日记》中，虽不名为“词话” 而实乃论词者仍所在多有，如下引各条：
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11.20，页19）
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页28）
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12.22，页31）
至南京路修表，便道往古籍书店，买四印斋本《蚁术词选》一部，又海昌蒋英《消愁集》词一部，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小檀栾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娇秋柳、渔家傲游曝书亭，皆工致。高阳台秋夜与弟妇话旧云：“听雨听风，梧桐树杂芭蕉。” 可称警句。（1963.1.23，页40）
凡此之类，若与《花间新集》中论词资料一起摘出，即可整理出先生之词论。
施先生在《词学》上发表的论文甚多，不论是鸿裁钜制，或是短短补白，都是深造有得之语。其中“书志” 的部分影响尤大。由于先生博览群书，搜罗许多湮灭已久或罕为人知的材料，他将这些珍贵资料逐期在《词学》刊布，且为配合这些文献之发表，又一一为文介绍。例如登载了《草堂馀意》和《支机集》，就同步发表《陈大声及其〈草堂馀意〉》及《蒋平阶及其〈支机集〉》二文，转载一篇松浦友久教授关于日本“越调诗” 的论文，其中涉及渔父词一类作品，先生就从《机缘集》中辑出从未发现的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又写一篇《船子和尚拨棹歌》及《张志和及其渔父词》，就此课题作相关的探讨。凡此之类，处处可以感受到施先生启迪后辈的用心。他是透过《词学》把他多年对词学的造诣与心得传授给后辈。我们虽然未能在课堂上聆听先生讲词，但是研读《词学》上的著作，同样可获得很大的启发。
在书志中，施先生系统地连载二个专题，一是“历代词选集叙录” ，由最早之词集《云谣集》开始，到王闿运之《湘绮楼词选》，共四十二篇，分别叙录各词选集之内容、版本、作者以及其流传情形，偶作评断。“词学书目集录” 乃是集录宋元以来词籍之著录资料，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始，至《嘉业堂藏钞校本目录》止，凡二十一篇，各篇后间有施先生之附注。由于词向来被视为小道，刊本虽多而著录綦少，故词学书籍，在版本、目录、校勘方面之资料，征访殊为不易，施先生就搜罗所得，一一抄录，合成一编。其中有许多是罕见的资料，如《嘉业堂藏钞校本目录》，乃先生向周子美先生借钞《嘉业堂藏钞本书目》，摘出其中词籍部分，全为古籍旧钞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见《往事随想》页261—262）上述二类资料，对研究词学甚为重要。
以上就个人浅见，大略介绍施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先生之词学造诣既深且广，我所介绍的，自不能尽及其全面。以下略抒所感，以作为本文之结束：
先生学殖深厚，博通古今，兼事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于现代文学、古典诗词，金石碑刻及翻译方面，都卓有成就，其学识之广博、成就之多元，皆为近世所罕见。这与他扎实的根柢与认真的治学态度极有关联。由《我治什么学》、《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及《我的第一本书》等篇中，可以看出先生从小就接受坚实的古典学术训练，根基深厚，加上他精通外文，遂能出入今古，融汇中西，因此能成其大。其研治词学，亦能宏观微察，作全面而深入之观照。上文提及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耗费数十年心力方竟其功，透过不断地研读、抄录资料，酝酿、涵泳，乃趋于成熟。此点由阅读先生的日记，更能体会其严谨及艰辛。因此，施先生的词学研究，其规模之宏大，其影响之深远，实在令人叹服。
唯是先生的词学著作，见于日记及文章中而未见出版者，尚所在多有，如《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宋金元词拾遗》之类，这也许是因为先生为学谨严，不轻易发表；但是从后学的立场来说，先生的词学旧作若能一一整理问世，对于词学研究，当有重大之意义。
先生提携后学，不遗余力。我与先生相识时，先生已是誉满中外的学术泰斗，我不过是个后生晚辈。先生偶然看到拙作，就托吴兴文先生于返台时带来《词学》一册，并且向我邀稿，此种胸襟气度，令我至今敬佩不已。多年以来，我每次到大陆开会、访问，都必定取道上海，以便谒见先生，聆听教诲。先生对我多所勉励，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亦不时加以指点，且惠赠大批珍藏词籍。这批赠书，促使我注意到词籍版本的问题，从而开展个人研究词学之新角度。这份知遇之情，我深深铭记在心，但难以为报。谨在此祝先生百福具臻，万寿无疆。
（原载《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施蛰存先生诗词研究平议
刘效礼
施蛰存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编辑家。他的风格独具的文学创作，至今在海内外拥有广大的知音，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国际汉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他在高校任教后又成为一代名教授，在词学、唐诗、金石碑刻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取得众所公认的杰出成就。
作为词学名家和唐诗专家的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古籍的整理、校点和学术研究资料的蒐辑、编纂。抗战初期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认为词学盛于宋代而宋人论词的专书不多，现在所能见到的仅张炎《词源》为较有系统的词学专著，沈伯时《乐府指迷》及陆辅之《词旨》均简约无多大价值。而宋代数量众多的诗话、随笔中论及词学或词之本事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于是他遍阅宋元诗话及随笔八、九十种，录得词学资料五百余条，编成《宋元词话辑佚》一书。其后忙于教学和写作、翻译，无暇及此。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有利条件，就集中精力于词学研究。经几番周折，他进一步扩大搜辑范围：上起唐五代，下迄近代，凡一切词学书籍的序跋和著录有得必抄，历时四年共得一千数百篇，七、八十万字，定名为《词籍序跋萃编》，作为词学理论和词学发展史的研究资料，可谓洋洋大观。这部珍贵的稿本在“文革” 中遭难历劫后，他补苴罅漏重新整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出版，此书从初创到交稿历时二十多年，终于成为词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珍籍。
自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问世后，词风靡丽秾艳蔚为大宗，流及后世。循花间词风就词史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和清代，各编一部《花间新集》，是施蛰存先生多年的心愿。在《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完成后，他日夕披览，以《花间集》体例选定宋、清花间遗韵各十卷五百首，合为《花间新集》一书交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宋、清《花间新集》对深入研究花间词派和词史发展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施先生主编的《词学》“文献” 栏刊登的词学珍本秘籍大都是他的“北山楼” 藏书，他也很注重刊载或介绍港台和国外词学研究论著及学术动态。明代文学殿军、云间派巨子陈子龙的诗集，也经他整理、点校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所整理、刊出的大量韵文珍本和学术研究文献，使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扩大了视野，深入其堂奥，而更易于掌握其内在发展规律。
“考证” 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清代朴学家精于考证，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施蛰存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运用考证的方法，谨严、缜密地辨伪存真，解决了许多含糊不清或久悬难决的疑题。多年来词学研究者常以“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余” ，来解释词的文学形式之名称，这里的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明代杨慎作《词品》，把“诗余” 解释为诗体演变之余派，从而又引起后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