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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二年秋（公元九五五），年五十八。《花间集序》作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可知《花间集》编成时，和凝尚生存，集中所收和凝词，皆四十三岁以前之作。凝生平多为艳曲，有“曲子相公” 之称，晚年亦必富有篇什，岂能不行于世耶？其集百卷，未必一时开版，《游艺集》或先刻，其序言之意，谓有《香奁》、《籯金》二集尚未刊行耳。韩偓《香奁集序》谓其诗皆作于“自庚辰辛巳之间，迄己亥庚子之间” ，此时和凝尚未诞生，若其晚年欲以此集假名于韩偓，而又于《游艺集》序文透露之，使人知为己作，然则又何以解此写作年代乎？至于韩偓此作序，亦为掩人耳目之计，自庚辰至庚子，凡二十年，乃韩偓十七岁至三十七岁时，其时尚未及第入仕。然集中有注明作诗甲子者，如《深院》注云：“辛未年在南安作。” 《闺情》注云：“癸酉年在南安作” 。《袅娜》注云：“丁卯年作。” 此皆晚年岁月，与序中所述不合，故震氏云：“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信也。” 夫艳情诗者，多数为文人意淫之作，何必深讳其写作年代。韩偓则始而说明其写作年代于序文，继又微示其实际写作年代于题下自注，即此一端，可知此一卷诗，非真为赋艳而作矣。
然从来读者，于《香奁集》诸诗，多以淫词目之。方虚谷谓“《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情已不可救，姑流连荒亡，以纾其忧乎？” 又云：“诲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胡震亨谓其“冶游诸篇，艳夺温李、下自是少年时笔。” 沈德潜亦云：“偓少年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 此二人皆鄙薄《香奁集》，故诿之为少年时作品，于诗题下自注年代，熟视无睹也。吴汝纶评注韩集，于《香奁》诸作，皆无所点发。其子闿生撰跋，仍云：“夫志节皦皦如韩致尧，即《香奁》何足为累，此固不必为讳。” 凡此种种，皆于《香奁集》无好评，但作恕辞而已。夫温飞卿撰词以千君相，而有许之为温柔敦厚者；韩致光托忠愤于丽语，乃莫有知其比兴者，可知读古人诗词，亦不易也。震在廷作《发微》，实为冬郎后世知己[3]，余又从而补证之，以张其说，今后读者，当刮目视之。
一九六四年九月稿，一九七九年三月修改。
（五）读温飞卿词札记 一
唐词不始于温飞卿，然至飞卿而词始为文人之文学。飞卿以前，文人为乐曲撰歌辞，多是声诗，或曰歌诗，即有依声为长短句者，如李白之《清平乐》、杜牧之《八六子》、刘禹锡之《潇湘神》、白居易之《忆江南》之类，殆皆视为偶尔从俗，无关风雅，故不编入诗集。李白集中有《清平调》词三章，而无《清平乐》四章，其取舍可知矣。飞卿少时与公卿家无赖子弟游宴狎邪，“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当时饮席所歌，多是其词。又值宣宗爱唱《菩萨蛮》词，飞卿为丞相令狐绹捉刀，撰歌词进呈。文人撰词，身价斯重。《金荃》一卷，实为有唐词集之始，亦词为士大夫文学形式之始。
苕溪渔隐谓“飞卿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云“飞卿词极流丽” 。然飞卿绮语实自李长吉得来。唐诗自陈子昂至韩愈已日趋平淡质直，长吉以幽峭昳丽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义山、温飞卿承流而起，遂下开“西昆” 一派。飞卿复以此道施于曲子词，风气所被，西蜀南唐并衍馀绪，遂开“花间” 、“阳春” 一派。
向使世无温飞卿，则唐词犹为民间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无李长吉，则李义山未必能为《无题》、《锦瑟》之篇，温飞卿亦未必能为《金荃》、《握兰》之句，唐词面目必不有《云谣》、《花间》之缛丽。试取《云谣集》以外之敦煌词观之，此中消息可以体会。故温飞卿于唐五代词实关系一代风会，而其运词琢句之风格，又李长吉有以启发之也。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 此言甚可寻味，盖唐词之兴起，其轨迹与梁、陈宫体诗固宛然一致也。
二
飞卿生平事迹，两《唐书》本传均甚简略，其仕履尤有牴牾。《花间集》称温助教，史传皆不言其尝为国子助教。近有夏臞禅先生撰 《温飞卿系年》，钩稽群书所载，排比推论，约略可见其踪迹。然于飞卿生卒年月，犹以史籍无证，未能确定。其以元和七年（812）为飞卿生年者，仅据开成五年《书怀百韵》及《感旧陈情献淮南李仆射》 二诗中语，推定其为飞卿年三十左右所作，因而上溯三十年，折中于元和七年。又系年止于咸通十一年（870），飞卿五十九岁，则因飞卿有《赠蜀将》诗，自注云：“蛮入成都，频著功劳。” 又据顾学颉君考云：“蛮人扰川，前此二三十年已然，而攻成都则在本年。此诗不必即作于本年，盖蜀将著功，未必即回长安而相晤也。” 夏君因云：“飞卿诗可考年代者，此为最后，足证其此年尚健在。” 按：南诏入寇西川，两《唐书》所载，仅大和三年（829）侵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引去。以后则咸通三年，南诏蛮陷巂州，去成都尚数百里。至咸通十一年，南诏坦绰酋龙督众五万，进攻成都，次于眉州。西川节度使颜庆复、大将宋威等破之，酋龙乃率师退归。此役也，南诏军亦未入成都。惟《南诏野史》载“咸通三年，世隆（即酋龙）亲寇蜀，取万寿寺石佛归。” 又云：“咸通十年，隆遣使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囚，归成都俘三千人。” 据此可知咸通三年，南诏军曾侵入成都，万寿寺正在成都，所谓“归成都俘” 者，咸通三年所掠去之成都人民也。此事唐史失记，飞卿诗注明言“蛮入成都” ，乃以咸通十一年末入成都之史事证此诗著作年代，又以证飞卿“此年尚健在” ，皆未审也。温飞卿墓志宋时已出土，《宝刻丛编》卷八著录云：“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弟庭皓撰，咸通七年。” 据此可知飞卿卒于咸通七年（866），终于国子助教，此不得谓之“史籍无证” 也。惟《全唐文》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温庭筠《榜进士邵谒诗榜》一文，则其卒必在十月六日以后。惜墓志全文不传，不能详其年寿略历，生平遂无可考。
三
欧阳炯《花间集叙》称“近代温飞卿复有《金荃集》” ，则此乃飞卿词集名也。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飞卿著作有“《诗集》五卷、《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 。《通志·艺文略》同。观此则《握兰》、《金荃》在诗集之外，似是词集名矣，然《文献通考·诗集类》仅著录飞卿《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而不复有《诗集》，《郡斋读书顾》同。观此则《金荃》似又为诗集名。清顾嗣立跋九卷本《温飞卿诗集笺注》云：“今所见宋刻只《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金荃词》一卷。” 观此则《金荃》又为诗词集之总名矣。顾氏笺注即依宋本卷帙次序，先为诗集七卷，次为别集一卷，删去《金荃词》—卷，而附以从《文苑英华》等书中搜辑之佚诗，为集外诗一卷，合计仍为九卷。志氏所见之宋本，或即《文献通考》著录之本，然《文献通考》未言其后更有《金荃词》一卷也。此宋本《金荃词》今已无闻。前乎顾氏，未见藏书家著录，后乎顾氏，亦无可踪迹，顾氏又无一语及之。以极有关系于词学之古籍，岂从来藏书家、诗人、词客皆熟视无睹，不一考校其内容乎？此可疑也。《握兰集》虽载于《宋史·艺文志》，然未有宋人记述，其内容犹不能详。自来言温飞卿词者，辄以《握兰》、《金荃》并举，恐亦以误传误耳。
郑文焯撰《温飞卿词集考》，略谓“《金荃集》固合诗词而言，词即附于诗末。《花间集》所收飞卿词六十六首，或即出于原集之末卷，学者得此，无俟他求” 。又谓“《齐东野语》云：毛熙震集止二十馀调，《十国春秋》称欧阳炯有小词二十七章，今证之《花间》，其数正合。则飞卿词既他无所见，虽谓此六十六首美尽于斯可也” 。按郑氏此二说皆有可商。唐时尚无版刻文籍，著作多是卷子写本。词附于诗末，此是宋时刻书格式。且在唐时，词犹称“长短句” ，为诗歌之一体，可以编入诗集，如韩偓《香奁集》之例。否则必别自成卷，不得云附于诗末也。《云谣集杂曲子》不过三十首，写本已分为数纸，又安知其是否附于某集之后耶？顾嗣立所见宋本《金荃词》一卷，若附于诗集之后，则此书必南宋时刻，已经宋人改编矣。温飞卿词在唐时但有《金荃集》，欧阳炯文可证也，余以为飞卿有诗集五卷，曲子词《金荃集》一卷或二卷。北宋人合诗集于《金荃》，遂有七卷本之《金荃集》。南宋时书坊以曲子词别出单行，为《金荃词》一卷。又分诗集五卷为七卷，加别集一卷，是即顾嗣立所见之九卷本也。至于《金荃集》著录有作十卷者，若非“一” 宇之误，必“七” 字之误也。《齐东野语》乃南宋末年之书，《十国春秋》乃清人著作，所言毛熙震、欧阳炯词，皆据《花间集》所载书之，岂可据以证毛、欧二家词已尽于此数耶？
王国维辑《金荃词》一卷，共七十首。除《花间集》所载六十六首外，从《尊前集》补得一首，从《草堂诗馀》补得一首，从诗集补二首。《尊前集》收飞卿《菩萨蛮》五首，其四首已见于《花间集》，惟“玉纤弹处真珠落” 一首为诸本所无。此词鄙俗，不类飞卿笔，可疑也。《草堂诗馀》一首，即诗集中之《春晓曲》，原是仄韵七律，宋人以《木兰花》调歌之，遂混入诗馀。所谓从诗集补得之二首，即《云溪友议》所载《新添声杨柳枝》。此二首作风人体，与《花间集》所载《杨柳枝》八首不同。旧本飞卿诗集原未收录，《花间集》所载八首亦原不入诗集。而王氏注云：“以下二阕，集中作《新添声杨柳枝》。” 此盖谓顾嗣立所辑飞卿集外诗一卷，实非宋时之集本也。此四首，余以为决不在《金荃集》中，不当辑入。今日所可见之温飞卿词，尽于《花间集》所收六十六首矣。
杨升庵《词林万选》首录温飞卿《蕃女怨》二首，注云：“向逸名氏。” 此二词皆在《花间集》中，既非佚词，亦未逸名氏，不知升庵何以作此语。岂当时《花间集》未流传于世，故作此狡狯，矜为独得之秘耶？
《观林诗话》有《双荷叶》一条云：“荷叶髻，见温飞卿词：裙拖安石榴，髻亸偏荷叶。” 今所存温飞卿词中无此二句，疑作者误录他人之词，或别有飞卿佚词，不可知矣。
王国维跋其辑本云：“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阕本。然中尚有韦庄、张泌、欧阳炯之词混见在内，除四人词外，尚得八十三阕。然此八十三阕尽属飞卿否，尚待校勘。” 按丁氏所藏乃《金奁集》，非《金荃集》，不可混而为一。《金奁集》虽题云温飞卿撰，然其中有韦庄词四十七首，张泌词一首，欧阳炯词十六首，又失名和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全书共一百四十二首，故温飞卿词实祇六十六首，皆见于《花间集》者，无待校勘，此王氏之误也。
四
唐五代人为词，初无比兴之义，大多赋叙闺情而已。读词者亦不求其言外之意，但当歌对酒，陶情风月而已。欧阳炯叙其编《花间集》之目的云：“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此即当时人所知词之作用也。宋人论温飞卿词，如苕溪渔隐仅称其“工于造语，极为绮靡” ，黄花庵亦但谓其“词极流丽” 。盖飞卿遣辞琢句，诚极精工飞动之致，丽而不俗，隐而不滞。又且不落言诠，不著迹象，体物缘情，所得甚深，此实赋家神化之境也。若谓其词意在比兴，别有寄托，此则飞卿殆未梦见。温飞卿词之为一代龙象，固不必援比兴以为高，然我国文学，自有以闺襜婉娈之情，喻君臣际遇、朋友交往、邦国兴衰之传统，此亦赋家讽喻之用。张皋文、周介存笺释飞卿词，亦足助人神思，然此乃读者之感应，所谓“比物连类，以三隅反” 是也。若谓飞卿下笔之时，即有此物此志，则失之矣。
飞卿所作，《菩萨蛮》最多最佳。《乐府纪闻》云：“宣宗爱唱《菩萨蛮》，令狐绹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阕以进。戒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今所传飞卿《菩萨蛮》十四首，殆皆为令狐绹代作者。诸词多赋闺情宫怨，题材甚狭，不出乎月明花落，山枕钿蝉，十四首犹一首耳。宫廷歌人所唱，本是此类，玉台宫体，遗风可按。然此是御前供奉，不能不刻意为之。故铺陈辞藻，富丽精工，雕镌声色，竟造绝诣。当时必大为流行，飞卿亦必甚自矜许，故遽泄其事，以显其名，遂结怨于令狐丞相，终身沦落不偶。文人之自重其作品，有如此者。至于张皋文以十四首为不可分割之一篇，比之为屈原之《离骚》，一篇之中，三复致意。陈亦峰亦云：“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 飞卿有知，闻此高论，恐亦不敢承受。
飞卿《河渎神》云：“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鄂州本、汲古阁本《花间集》均作“思归落” ，盖音同而误也。李一氓同志校云：“乐，当读如约。” 则以为音乐之乐，非也。此“思归乐” 乃是鸟名。元稹有《思归乐》诗云：“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尔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