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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唐词者，均不收其偈语，盖后世但知有张志和渔父词，而不知有船子和尚渔父词也。
黄山谷有渔家傲词四首，其小序云：“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王环中云：‘庐山中人颇欲得之，’试思索，始记四篇。” 其词第二首云：
忆昔药山生一虎。华亭船上寻人渡。散却夹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垂丝君看取。离钩三寸无生路。蓦地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山谷又有诉衷情词一首，其小序云：“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 其词云：
一波才动万波随，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以上二词，皆全用船子和尚偈语，然一则云“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 ，一则云“拟金华道人作” ，而不言及船子和尚，岂当时此词虽流传人口，已无人知其为唐释船子德诚所作乎？
五十年前，大理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既成，始发现船子和尚为唐时人，以不及录其词为憾。然周君当时所知者，亦仅《五灯会元》所载之三首。其他如《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法苑珠林》及《艺林伐山》诸书所引，皆不出此。余尝收得《机缘集》一册，清嘉庆中刻本，所载为船子和尚歌词三十九首，附历代僧俗和作。始知船子遗词，存于今者不止三首，辑唐词者，犹足以增入一卷也。《机缘集》后附洙泾法忍寺僧漪云上人《推蓬室稿》，有同邑周霭朕序云：“余读《机缘集》，船子有拨棹歌三十九首。其前三首皆七言小诗，余皆渔歌子词。世但知船子为佛祖，不知为唐诗人，为唐词人也。” 然则清嘉庆时已有人发现船子和尚为唐词人，而刘子庚、王国维、林大椿诸家辑唐词者，均失于采录，可知此书虽嘉庆新刊，流传不广，治词学者皆未见也。
此书所载船子和尚词三十九首，题名《拨棹歌》，原为宋大观四年（1110）风泾海会寺石刻本。其跋云：“云间船子和尚嗣法药山，飘然一舟，泛于华亭吴江洙泾之间。夹山一见悟道。尝为拔棹歌，其传播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书以遗风泾海会卿老，俾馋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云。” 吕益柔，字文刚，别号松泽叟，华亭人。元祐三年进士，官刑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致仕。
船子者，唐人言小舟也。和尚操小舟为人渡水，故乡人称之为船子和尚。船子在洙泾所居为建兴寺。宋治平中，改名法忍寺，以至于今。寺旧有井阑石，刻会昌年号。又有经幢，咸通十年立，今皆不存。元时法忍寺首座坦禅师辑刻《机缘集》二卷，其上卷即据海会寺石刻录船子和尚拨棹歌三十九首，附吕益柔跋。下卷题《诸祖赞》，辑录投子青，保宁勇以下宋元诸禅师咏赞，兼及居士如黄山谷、张商英、赵子固诸家之作。此本有明万历四年云间超果寺滇南比丘智空重刻本。至崇祯十年，又有法忍寺释澄彻重刻本，已增入明人幻住禅师、陆树声等数首。此三本皆年久失传。《天一阁书目》有《船子机缘诗》一卷，嘉请《大藏经》中亦有《船子和尚机缘集》，此二本余均未见，疑亦即坦禅师本也。余所得此本乃清嘉庆九年（1804）法忍寺释漪云达邃续辑重刊本。其正集二卷，仍明刊本之旧。续集二卷，乃漪云增辑。上卷为唐宋迄明清诸家咏赞。卷首所录唐愚公谷人七言绝句一首，乃嘉庆六年法忍寺天空阁火后所得石刻文，题云：“船子和尚东游泊钓船处” 。后署“会昌元年十一月” 。据此可知会昌元年船子已卒。下卷录宋释智圆至清居士朱二垞所撰法忍寺诸禅舍碑记，而以自撰《推篷室诗稿》殿焉。漪云俗姓沈氏，华亭名家子，工诗文。出家后主法忍寺，重建推篷室，辑刻《机缘集》，船子宗风，赖以不坠。而其保存船子歌词，使其免于亡佚，其功尤伟。
船子和尚歌词与张志和渔父词句法全同，且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故后世并称之。张志和本题“渔父” ，《花间集》、《尊前集》有和凝，欧阳炯、李珣诸家作渔父，句法皆与张志和同。南唐李后主有渔父二首，句法亦不异。然五代以后，多题作渔歌子，清人编《词律》、《历代词谱》、《历代诗馀》均以张志和词为渔歌子最早之作，而注云“一名渔父” 。然渔歌子乃唐教坊曲名，见于《教坊记》，则开元、天宝时已有此调。张志和词，颜真卿、李德裕皆称渔父词，何以不称渔歌子乎？《教坊记》著录称鱼歌子，不作渔字。敦煌曲子写本有鱼歌子四首，其作鱼而不作渔，与《教坊记》合。张志和词句法为七七三三七，敦煌本鱼歌子四首，因有衬字，故字数不一致，但均为二叠之歌词，前后叠句法均为三三七、三三六，则较张志和词为繁。由此可知渔父非鱼歌子也。任二北先生谓张志和之渔父，合于敦煌本鱼歌子之三三七句法，因而得出结论，谓“敦煌四词之写作时期，可能在张志和以前。” 此言余不敢赞同，从来文学形式，只有由简而繁。绝无由繁趋简。可以云鱼歌子乃渔父之繁化，不可云鱼歌子乃渔父之初体。然《教坊记》既已先有鱼歌子，而和凝、李珣诸家所作又仍称渔父，其句法又悉依张志和，更可知渔父与鱼歌子不能混同为一也。
船子和尚词既与张志和同，吕益柔石刻本何以不题作渔父而题作拨棹歌，此又一疑问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 。此文极为重要。其所谓京师者，乃指汴都，盖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在此。唐者，谓自唐时相传之歌也。南方释子之唱道辞，想亦传自唐人，唯不用此名称耳。古书无句读标点，渔父、拨棹子为一为二，今未能定。或可读作“渔父拨棹子” ，乃以拨棹子曲调咏渔父生涯，而寓以禅理，犹敦煌词之“望月婆罗门” 、京师佛曲之“八相太常引” 、南宋人之“催雪无闷” ，皆以题目与曲名连写者也。若以渔父与拨棹子为二曲，则张志和所作为渔父，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子。然此二家所作句法音节均同，似不可能为二曲，故余以为当读作“渔父拨棹子” 。自颜真卿、李德裕以下，以张志和词为渔父，谓其内容也。和凝、欧阳炯以下继承有作，遂误以渔父为曲调名。至宋人编录唐五代词，知渔父实非调名，遂改作渔歌子，此再误也。吕益柔称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歌，必依据唐代以来相传之原题，拨棹歌当即拨棹子，其曲调名也。拨棹子亦盛唐时曲调，见《教坊记》，而其由来则更古于此，盖民间棹歌之流变也。唐人词题作拨棹子者，今未见。《尊前集》有尹鹗所作拨棹子词二首，每首皆二叠，下叠起句与上叠起句不同，已近似换头，二叠共六十字，句法与船子和尚词绝异，且用仄韵。尹鹗五代时人，《花间集》有其词，皆小令。此二词体式必非五代时所能有，恐为宋人伪托，不敢信也。唐人拨棹子令词虽无他作可参，然船子和尚词既称拨棹歌，而《能改斋漫录》又明言南方释子以渔父拨棹子为唱道之辞，则船子和尚此三十九首之为拨棹子，可无疑矣。其前三首形式上虽为七言绝句，然若破第三句为四三句法，仍可以拨棹子歌之，惟添一衬字而已。吕益柔总题之为拨棹歌，而不别出此三首，其意可知也。
船子和尚拨棹子三十九首全文，近代未见印本，余故附录于此，以广其传。明杨升庵《艺林伐山》载船子和尚四偈，皆七言绝句，其第三首为吕氏石刻本所无，亦不见于宋人书，不审何从得之，今姑以录入，共四十首。
附记
本刊第一辑发表了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关于“越调诗” 的二三问题》，使我们知道渔父词这种形式的诗，即七七三三七句法的诗，在唐代已流传到日本，并且为日本诗人所乐于采用。日本诗人称这一形式的诗为“越调诗”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资料。我怀疑这个名称不是日本诗人创造的，很可能是我国唐代诗人就称之为越调诗。诗以曲调为题者，有凉州、甘州、乐世之类。有时也加一个“词” 字，如甘州词、乐世词等，表示这是曲词。但没有加“诗” 字的。越调即无射商，不是曲名，而是宫调名，越调诗这个名词，表示它是诗，而用越调中的某一曲子来配合，可见这种最早形式的词，唐人还以为是诗。然而毕竟不是一般的不入乐的诗，于是要加一个宫调名以示区别，故称为越调诗。这个名词，肯定还在“长短句” 之前。这样命名的习惯，时间大概不久，后来出现了长短句这个名称，便不再有越调诗之类的命名了。而且《金奁集》载渔父词十五首，注明属黄钟宫，则在宋时，渔父已非越调歌曲，故亦不再见此名。以上是我对于“越调诗” 这个名词的推测，附记于此，待词学研究同志考索。
一九八一年五月记
（三）读李白词札记
李白词，《尊前集》收十二首，凡《连理枝》一首，《清平乐》五首，《菩萨蛮》三首，《清平调》三首。《花庵词选》收李白词七首，其《菩萨蛮》一首，《清平乐》令二首，《清平调》辞三首，皆与《尊前集》同，惟《忆秦娥》一首，未入《尊前集》。此外尚有《桂殿秋》二首，亦相传以为李白作，《全唐词》收录之。又有《秋风清》一首，《历代诗馀》收录之。故唐宋以来相传为李白所作之词，共十六首。
《连理枝》一首，惟见于《尊前集》，上下两叠，各三十五字，句法同。万氏《词律》仅收此词下叠，著为格律，注云：“此唐调也，宋词俱加后叠。” 此词之后，即录程垓所作“不恨残花亸” 一首，双叠，七十字。《历代诗馀》则收录其上叠，注云：“单调，三十五字，宋词俱加后叠。又名为《小桃红》。” 《全唐词》则分为二首。《词谱》亦分为二首，以为此调正格。余疑清初人所见《尊前集》，此词皆分为二首，然今本《尊前集》目录明言“李白十二首” ，必不容后人传钞时误分为二，此又不可晓也。
《连理枝》调名不见于《教坊记》、《唐会要》诸书，唐五代词人亦未有用此调者，不知万红友何所据而定其为唐调。至七十字双叠《连理枝》，先见于晏同叔《珠玉词》，其时代在程垓之前。按《宋史·乐志》云：“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 其下列太宗所制诸曲调名，在“琵琶独弹曲破” 十五调中，有“蕤宾调连理枝” 一调，可知《连理枝》为宋太宗所制琵琶曲，非唐调也。《尊前集》于李白此词下注云：“黄钟宫” ，则宫调异矣。余以为《连理枝》实未尝有三十五字单片之唐曲，此词必宋初人所撰，谬托于李白。其词云：“望水晶帘外竹枝寒，守羊车未至。” 即此一语，亦可为伪撰之证，盖唐人作宫词，赋宫怨，皆不及“竹枝” ，李白在唐宫供奉所作诗，亦无用“竹枝” 者，唐宫无“竹枝” ，安得云“帘外竹枝寒” 乎？
《清平乐》五首，初见于《尊前集》。《花庵词选》载“禁庭春昼” 、“禁闱秋夜” 二首，即《尊前集》之第一首、第二首也。黄花庵自注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 据此可知唐人吕鹏所编《遏云集》已收李白《清平乐》四首，花庵选其二而遗其二。其所遗者，不知与《尊前集》所收同否。考欧阳炯《花间集叙》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调四首。” 是李白《清平乐》四首，唐人已有两家著录，且欧阳炯所言，明指曲子词，亦非《清平调》歌诗之误也。《尊前集》所载前四首，或即从《遏云集》得之。其第五首“画堂晨起” 云云，见于曾慥《乐府雅词·拾遗》，不署作者姓名，盖北宋人作，讬名于李白，误入《尊前集》者。然花庵不容不见《尊前集》，何以不辨清平乐第五首之伪，此不可解。明人杨升庵《词品》亦言“黄玉林从吕鹏《遏云集》中止选二首，故补作二首录之。” 升庵所作词甚佳，然由此可知升庵亦未尝见《尊前集》，不知其中别有李白《清平乐》三首也。
《尊前集》所载李白《清平乐》第三、第四首，题材辞语，果与第一、二首不类。前者咏宫词，后者赋闺情，花庵所谓“无清逸气韵” 者，实乃遣辞琢句，不如前二首之华丽浓艳耳。题材既不同，辞语自异。然此二首亦犹有李白歌诗气韵，未可遽疑其非太白作。然黄花庵《宫怨》一首，王通叟《拟太白应制》一首，杨升庵补作二首，皆步趋太白前二首者，可知此四首中，宋以来皆特重其前二首也。
《清平乐》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