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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从而形成了南宋词坛的醇雅词派。
三
从公元一一二七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南宋词坛可相应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整个高宗朝（1127—1162），著名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第二时期包括孝、光、宁宗三朝（1163—1224），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史达祖。第三时期从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词人有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
靖康之乱，将赵宋帝国划分了北南两个时代，一些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的词人，在创作中也呈现出这种时代的变异。如李清照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情意，风格缠绵婉转，后期则转为伤时感旧，风格凄凉哀若。又如叶梦得词，写于北宋的作品以婉丽为主，写于南宋的作品则时出雄杰。而向子諲更是将自己南渡以后的作品编为《江南新词》，将北宋亡前的作品编为《江北旧词》，表明了鲜明的时代意识。
南宋前期词坛，以张元幹、张孝祥词最显特色。面对靖康之乱后的民族苦难与国家屈辱，当时词坛主要表现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张则独振愤慨激昂之声。他们的愤激词，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两个内蕴，一是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异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时是针对本朝投降派的丑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是他们的词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从个人身世出发，而是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思与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均强烈地反映出国难时代爱国志士的民族意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们承苏轼豪放雄壮词风而来，又注入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在南宋词坛最先高举起慷慨豪迈爱国词的大旗，从而为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词人导引了一条新的大道。
南宋中期，孝宗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 后，数十年间，已无大的战事。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当时临安的繁华富丽以及节日的热闹游乐场面，要远胜于北宋的汴京。在这种情势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复兼济为己任，冷静地面对当时政治现实，以词为武器，进行着愤激的呼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虽还不至于完全忘怀国事，但创作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自伤身世，或流连光景，或咏物酬唱。南宋中期词坛因此形成了豪放与典雅两种词风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馀首，为宋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个。在他之前，东坡词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约，只能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弃疾则不同，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报国之怀与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时代的追求与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悲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辛词也有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二是引进古文手段，以丰富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容纳更广泛的题材，抒写更复杂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厚，反映现实之深刻，两宋词坛无人可与辛词相比。
辛弃疾为人豪爽，有燕赵侠义之风，加之他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英雄经历，并始终把拯救国家与民族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所以他在将自己的生性气节与主要的创作精力投注于词后，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沉雄豪壮的词风，成为“上掩东坡，下括刘、陆” 的“词坛第一开辟手” （陈廷焯《云韶集》）。与其同时或稍后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戴复古、黄机、刘克庄、吴潜、陈人杰及宋末元初的刘辰翁、文天祥、刘将孙、汪元量等皆宜接受其影响，豪放词因此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取得了与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
姜夔与辛弃疾同时而稍晚，互相间曾有过唱和。他一生往来于苏、杭、扬、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骚人之间，过着清客的生活。与上层社会既富贵又高雅的生活情趣相适应，他形成了自己清空骚雅的词风，因而我们读其词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感觉，一是词境超尘脱俗，清冷空灵，令人神观飞越；二是感念时世，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喊，抒写恋情，与脂粉气、妮子态完全绝缘；三是采用江西诗法来谋篇布局，造字炼句，用笔中时时透出清劲峭拔之气。无怪乎王国维要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人间词话》）。
姜夔所处的词坛基本上笼罩在两种词风之中，一是以辛弃疾为首的雄健驰骤的词风，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曼妙的词风。前者大声镗鞳，不免流于粗豪叫嚣，后者富艳典丽，不免流于靡俗软媚。白石自标清空骚雅之一格，避免了两家弊病，从而使宋词进一步归于圆熟。这种词风由于在当时有追求风雅的社会风尚为基础，所以很快形成一个醇雅词派，并崛起于南宋词坛。以姜夔为宗者，有张辑、卢祖皋、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其影响所及，直至清代浙派。当然，白石词的弊病也是明显的。从内容看，其词虽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但因一直在风雅的圈子里生活，与同时代的豪放词人相比，内容还是显得相当的贫弱。后之学姜者，更是落到空虚之中，从而造成了南宋词坛“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 （陈洵《海绡说词》）之不幸。
南宋后期词坛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为代表，继辛词之后劲，作词主题鲜明，情感强烈；一是以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为代表，持姜词之衣钵，作词意致绵邈，声情美丽。从辛派后继者的情况看，虽是爱国之作，但与辛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已不尽相同。辛弃疾所处的南宋中期，政治基本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北上抗金、收复中原的条件初步成熟，故其词多慷慨激昂之声。而刘克庄等人所处的南宋后期，比金更强大的敌人——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已崛起于漠北，在攻金的同时也开始威胁南宋，国内因奸臣贾似道当权，政治黑暗腐败，复兴之事已属渺茫，故他们作词在高喊“男儿西北有神州” 的同时，更多的是忧愤悲凉之音。宋元易代，陵谷变迁，刘辰翁等人开始转向多借时序抒发悲感，厉鹗所谓“送春苦调刘须溪” （《论词绝句》），说的虽是刘辰翁，则也道出了当时词坛内容多系“送春” ，感情多系“苦调” 的特点。在艺术上辛词的后继者基本没有脱出仿效的窠臼，虽不失慷慨豪放之气，但粗豪叫嚣、走腔落调、过于散文化的毛病逐渐显露，正如仇远所云：其时“腐儒村叟，酒边豪兴，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吹、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与言词哉” （《词源疏证原跋》引）。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如冯煦所指出：“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 （《蒿庵论词》）
至于持姜词之衣钵者，作词大都苦心经营，如吴文英就曾论词云：“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见《乐府指迷》）这种求协、欲雅、怕露、避怪的创作主张，固然使其作品字面妍丽，结构绵密，境界幽邃，但也同时露出晦涩堆垛的弊病，令人难测其中之所有。王沂孙词也是如此，他擅长以曲折隐约之笔，寄寓深沉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在意境上虽不乏“深” 、“厚” 的一面，然时有“专寄托不出” 的毛病，要理解与欣赏，非得用心揣摩不可。而同时周密、张炎的词风则颇流丽疏爽，但他们的作品都词才有余而词心不足，正如周济所说：“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 （《介存斋论词杂著》）“不肯换意” ，乃是因为感情单薄，题材狭窄，因此即是想换意，也是无意可换。他们的词不是没有故国之思，也不是没有身世之感，但往往是软弱的，伤感的，甚至是颓唐的，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如张炎的《月下笛》词，题序中虽注明了“动《黍离》之感” ，但作品里却没有什么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多的是对残破的旧梦的追念。由于感情跳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故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常常只能以磨砻雕琢，装头装脚，逐韵凑成。这种只求文辞声情，不在意境上用力的弊病，也是南宋后期醇雅派词人的一个共同现象。所以，随着张炎的落魄而死，宋词也就结束了它的辉煌生命。
四
本书共收两宋一百家词人的三百二十首词作，与浩如烟海的全宋词相比，只是以蠡测海。我们的编选原则，一是尽可能兼顾到在不同阶段对词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流派和代表性词人；二是既把握住大家，也不偏废有佳构的小家，力求历代传诵的名篇不致遗漏。尽管整个宋代词坛的创作风貌难以在本书中全面体现，但读者至少可从一斑窥全貌，在欣赏名篇佳作的同时，对宋词演进的大体走向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每一首词都是一个世界，都是词人开辟的一块天地。面对这么一个丰富的世界，美妙的天地，我们在每首词的“解题” 中尽可能地根据作者创作的年月、地点、际遇、心境、意图及惨淡经营的匠心作一番简明扼要的阐释剖析。所释所析虽参考各家著述，但亦属一家之言，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恳盼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施蛰存审订选目，陈如江负责具体编务。除编者外，徐培均、邓乔彬、赵山林、罗立刚、吉明周也参与了部分篇目的撰写。
施蛰存 陈如江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一四）《姚鹓雏诗续集》序
云间姚先生雄伯既谢世，其女明华、婿杨纪璋、次女玉华抱守其遗文，辛苦弗坠。越十年，写印其《苍雪词》三卷，既已流播人口，又十馀载，缮写其手定《恬养簃诗》五卷成。继十馀载，《红豆簃诗》五卷及《恬养簃诗剩墨》三卷成，是为先生诗之续集。待付印，索余一言为序。
余受知于先生几三十载，然会合不常，晤对承教之缘尤罕，何足以知先生，又何足以序先生之诗哉。
先生未弱冠，以诗文说部鸣于时。柳亚子创南社，先生羽翼之，绍东林、幾复之绪风，鼓吹革命，意气甚盛。辛亥鼎革，入仕金陵，浮沉郎署者三十年。抗战军兴，流移湘黔巴蜀者又十年。家国兴亡之感，朋尊聚散之迹，一以著于诗。遇归乡里，将以发其经世之略，为桑梓布新政。俄而婴疾，遽损其寿，功绩未就，而怀抱具见于诗，诵其诗者，足以知先生之为人矣。
往者余居昆明时，先生自渝州惠书，谓方刊定其集，且言：“少日作诗，步趋散原、石遗，好为硬语，既而从南社诸君子为唐音，境界渐得开朗，及间关入蜀，得山川之助，遂法自然，效元遗山放笔为直干，至是而诗乃为自家生活。”
先生作诗五十载，不甚收拾，多散亡者。此《恬养簃诗》五卷，存诗才千四百首，其刊落者，于早岁诗尤甚。印以先生晚年放笔之说，亦可以知先生之为诗矣。
夫文载道，诗言志，诗文皆心声也。先生中年以后，贞介谦退，不偶俗，罕交游，而名重于士林，士之知先生者，皆诵其诗文而得之。
今先生往矣，嘉言懿行，耳目不可得而接，然诗文犹存，虽百世之下，后生小子犹得以知先生，此其女若婿之所以亟亟于传其遗著也。
呜乎，孝思不匮，有足尚已。余荒伧下才，文不足为先生重，既不可辞，爰以所知闻于先生者书之，聊或有助于后生之诵斯编者。若先生之道与志，余安足以发其大哉！
甲子上元乡后学施舍蛰存拜序
辛巳云间中学施舍蛰存再拜序
（以下未出版）
（一五）题《南阁遗集》后
一九四二年，余在长汀厦门大学。暑假时，张荪簃自邵武来，欲泛汀江去潮阳省亲。波路险恶，又无便船，余劝其且住，遂留止焉。晤谈数日，以诗相酬答，因赏其才，遂为介绍与校长萨木栋。萨公欣然延揽之，余遂得与荪簃共事者二年馀。每逢空袭警报，中文系师生辄趋苍玉洞，踞岩穴间，议论上下古今，荪簃亦与焉。抗战胜利后，余去三元江苏学院，翌年，归上海，荪簃亦适台湾，自此不复相见。一九八〇年，海峡两岸消息可通，余辄访问荪簃踪迹，乃无知者。后得阅港中出版《近代粤词搜逸》，始知其已逝于新加坡，为之掩卷叹悼。近知台中友人，收拾其遗文，将为刊行。此盛德事，闻之钦佩。因录余昔年赠荪簃诗凡五首，愿附之卷尾，以志萍因。荪簃年少于余，余以弱妹视之。荪簃来书，亦辄以余为兄。岂意其盛年不寿，先我下世，余竟得抚其遗集，亦可哀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