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多词集。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感情去读词集。
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就是弄清楚许多与词有关的名词术语的准确意义。我发现有些词语，自宋元以来，虽然有许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来的现象，似乎各人对这个词语的了解都不相同。例如“换头” 这个名词，有人用来指词的下片第一句，句法与上片第一句不同的。也有人以为只要是下片第一句，不管句法与上片第一句同不同，都叫换头。也有人以为每首词的整个下片都是换头。也有人以上片的结束句为换头。这样，就有必要弄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换头。
我用了一点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这里收集了曾在《文史知识》和《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过的二十五篇，先印一个单行本，供学者参考。
㈧_ ○_電_芓_書_Ｗ_ w_ ω_.Τ_Χ_t_零_2.c_o_m
词是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形式。词的名词，往往和音乐有关。反之，有些音乐名词，也是研究或欣赏词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例如张炎《词源》所提到的宫调、律吕、讴曲旨要等，其中有许多名词，既是音乐名词，也是词学名词。但是，由于词乐失传已久，这些名词的正确概念，不易考察。我对于古代音乐，完全外行，对于这一类的名词，没有能力进行探索，只好有待于古乐研究者的帮助。现在，这本小书里所解释的，仅是词的一般欣赏者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常见名词。在所谓“词学名词” 中，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一二）《宋元词话》序引
五言诗兴于汉，渐盛于魏晋，而诗评始见于宋之《雕龙》、梁之《诗品》。七言诗大盛于唐，宋人始作诗话评品之。词盛于宋，而宋人罕作词话之书。可知文学新型，必待其全盛以后，始有评论。
宋人论词之作，今可见者，惟《苕溪渔隐丛话》有“词话” 数卷，皆集录诸家笔记中零星文字，未为一家之言。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魏庆之《诗人玉屑》、周草窗《浩然斋雅谈》诸书，皆有词学议论，要皆非专著。惟北宋时杨湜作《古今词话》，实为宋人词话之先河。惜哉，其书久已亡佚。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长汀厦门大学任教职，尽读其图书馆中所藏宋元人笔记杂著，抄出两份资料：其一为有关金石碑版文物者，拟勒为一书，名《金石遗闻》。其二为有关词学之评论琐记，亦为一书，名曰《宋元词话》。
此二稿久储箧中，欲待补录闽中未见之书，虽知其不可能囊括无遗，亦希望毋使之失于眉目间。待之四十馀年，人事匆匆，此事竟无暇措手。前年，小友陈如江来，道及词话，乃出此稿示之。如江欣然，愿为增补，遂以全稿授之。如江以两岁之功，补搜我未及之书百余家，录得词话近千则，此书遂差可付印。宋人论词，散见于小说者，如此之多，亦始料所不及也。
今此稿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问世，可以为唐圭璋《词话丛编》之补编，非有如江为助，我不能成此书也。书其始末于此，以谢如江。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三）《宋词经典》前言
两宋词坛，名家巨子如众星争辉，佳篇秀句似百花争艳，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的美感享受。可以说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唯宋词才能与唐诗相敌，正如杨慎所言：“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 （《词品》）
一
词是合乐之作，是可以歌唱的，它所依赖的音乐是燕乐（宴乐），所以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际。当时由于中原的统一，国势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外交流与民族之间的融合，致使西域音乐大量输入；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兴盛与市民阶层的形成，致使里巷之曲广泛繁衍。在西域音乐与里巷之曲的互相渗透、融合中，便形成了新乐——燕乐。这种新型的音乐再经都市游乐场所的流传，很快风行起来。《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可见当时社会上已以燕乐为时尚。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由此，燕乐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为了配合燕乐的演唱，乐工、歌伎们常按乐谱的节拍填写歌辞，于是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式的曲子词逐渐兴起。词又称“倚声” 、“长短句” 也就是这个原因。
词首先盛行于民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打开被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词的最初形态。王重民根据敦煌藏卷整理出一百六十馀首民间曲子词。这些作品约产生于盛唐至五代的二百余年间，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已较为广泛。
随着民间曲子词的兴起，文人们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这一新型的抒情诗体，也开始了倚声填词的尝试。中唐之际，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创作出了大量长短句式的词，从而标志文人词的正式确立。但他们的作品，在体式上还是以五七言句为主，在格调上还未完全脱去民歌风味，故只能称为“诗客曲子词” 。
词发展到晚唐温庭筠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已形成词境，从而开创了“别是一家” 的词风。
五代之际，西蜀君臣耽于逸乐，作词沿袭飞卿蹊径，多写男女艳情，遂开香软绮靡花间一派，韦庄、欧阳炯等便是代表。而南唐因时时遭到周师威胁、国势岌岌，故无论君臣，在作歌词时均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浓重的伤感情绪，给人以身世感慨的联想。尤其是后主李煜，由于饱尝了国亡身辱之不幸，促成了他从“以词娱乐” 到“以词言志” 的转变。
综观唐五代词，虽由于文人的染指，词逐渐从民间走向文学领域，并获得初步发展，但毕竟体式尚未完备，风格还显单一。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 （宋翔凤《乐府馀论》），词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繁荣兴盛时期。
二
从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夺取政权至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共有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北宋词坛以仁宗末年（1063）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著名词人有晏殊、张先、柳永、欧阳修、晏幾道等；后期的著名词人有苏轼、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
宋初的词，大体承袭着晚唐五代的馀波，内容多系描写男女爱情生活与抒发个人闲适意绪。其中范仲淹颇值一提，他的词不仅洗尽了宫体与倡风，推动了词人从歌咏妓情到歌咏人生的风会转移，而且还具有婉约与豪放两种情调，奠定了宋词发展的两种基本风格。
进入仁宗朝（1023—1063），大批词人开始涌现，他们各具丰神的艺术特色，形成了词坛繁荣的局面。
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冯煦《蒿庵论词》），其词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有一种娴静幽美的风度。这种风度的形成与他显达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年得志，一生如意，长期过着雍容安逸的生活，因而抒起情来总是那么的温雅闲婉，给人以无穷的诗意。二是有一种情中有思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与他旷达的怀抱有着密切的关系。旷达的怀抱使他在感情上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故能感之，出乎其外故能悟之，而一旦有所感悟，则眼界必然高远，思致必然深沉，使千载之下的读者犹能引起共鸣。
欧阳修是位肩任文统道统的一代儒宗，对于填词也颇在行。他的词尽管未脱晚唐五代“艳科” 范畴，但他还是力求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如抒发感慨，赠别答友，咏史吊古等。其词风或是深婉挚厚，或是疏宕明快，前者上承冯延巳而下开秦观一派，后者上承民间词而下启苏轼一派，因此他在词史中的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北宋前期词坛晏、欧的令词提高了词的韵味，推进了词的典雅化的话，那么柳永的慢词则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是词坛第一个倾毕生之力于慢词创作的词人。为了适应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日益繁富的音律曲调的需要，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 ，将旧调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 ，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根据清人毛先舒的分类（即五十八字之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则《乐章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长调。而与其同时的词人晏殊、欧阳修、张先超过八十字的词分别只有三首、十二首、十八首。可以说，在柳永之前，词大抵只是一些抒发一时感兴的小令，而到了他的手里，便促进了长调的成熟，奠定了慢词的体制，使得小令所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能够利用较长的篇幅，多变的句式，繁复的声情作充分的铺叙形容。朱彝尊曾说：“词至北宋而大。”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引）这个“大” 字，便是由柳永开拓的。
词兴起于歌筵舞席，所咏多绮靡之情，北宋前期，虽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努力，词境已逐渐拓宽，然毕竟没有引起根本的转变。北宋后期，苏轼“以诗为词” 的变革，则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而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我们从其词集《东坡乐府》的三百余首词中可以发现，词这一内容贫弱的领域已呈现出一派绚丽的色彩，其中有抒发报国立功的抱负，有叙写仕途多舛的怨愤，有咏叹羁旅行役的愁思，有寄寓政治失意的情怀，有吟唱倾盖如故的友情，有刻画愤世嫉俗的性格，有缅怀英雄豪杰的战功，有描绘农村生活的情景，有抒写时代人生的感兴，有表现忧乐两忘的胸襟。可以说，无论是咏物言情、纪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均能自由地用词来吟唱，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苏轼这些多姿多彩作品的出现，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并为词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天地。可以这样认为，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随着词境的拓大，原来惯用的那种温婉纡巧的柔笔已不能适应抒情言志的要求，因此，苏轼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即雄迈豪放的风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雄伟、境界阔大，一扫香软柔靡的妮子态，开启了慷慨豪迈的南宋爱国词的先河。王灼所谓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词对于词风转变的意义。
苏轼的两个门生对词风的演进也起了推动作用。一是秦观，他远师晚唐五代，近承晏柳诸家，形成了自己情辞兼胜的独特风格，弥补了柳永在慢词的铺叙展衍中带来的浅俗发露之不足，把婉约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从而“近开美成，导其先路”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一是晁补之，其词风直逼苏轼，然所不同的是东坡于豪放中显出洒脱，而他则于豪放中带有沉郁。从苏辛豪放词看，东坡多超旷豪迈之作，稼轩多沉著悲壮之作，因此，晁氏的这种艺术风格，上承苏轼而下启辛弃疾，促进了豪放词在意境方面的更为深厚的拓展。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音律。周词在音律上已不像前人那么随意，而是分寸节度，深契微芒。所制诸词，调有定句，句有定字，不独严分平仄，即仄声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以邵瑞彭曾言：“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 （《周词订律序》）后世填词者莫不将其词作奉为准绳，用其调者，“按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是章法。过去柳永采用的层层推进的铺叙技巧，在长期运用中，已越来越难适应表达日益丰富的感情，常常显出单调与直露的缺点。周邦彦则在柳词的基础上，引进了古诗的许多繁复错综的写作技巧，诸如起承开合，伏应转接，顿挫逆挽，从而使词具有了一种腾挪跌宕、深婉浑厚的法度规模。三是语言。周词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选词下字精于锻炼，不肯随便乱用，因而一字一句都能令人回味；二为用前人诗语不是取现成句子而是善于融化，因而既增添了词的典雅味，又使词别绕蕴藉。
就周词在宋词发展中的地位来说，可以“承先启后” 四字概括。从承先看，其词有柳永的浅近灵动而无其词语的俚俗，有苏轼的开阖动荡而无其音律的不谐，有秦观的情辞兼胜而无其风骨的纤弱。就启后看，由于周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 （沈义父《乐府指迷》），示后人以作词门径，故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奉其为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