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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它的作用只是领起下文。二字、三字，本身就具有一个概念，使用这一类语词，有时可以认为句中的一部分。它们非但不是领字，甚至也还不能说是虚字。
宋人所谓虚字，都用在句首。近代却有人说：“虚字用法，可分三种。或用于句首，或用于句中，或用于句尾。用于句尾者，多在协韵处，所谓虚字协韵是。此在词中，可有可无。用于句首或句中者，其始起于衬字，在首句用以领句，在句中用以呼应，于词之章法，关系至巨，无之则不能成文者也。” （见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按：句尾用虚字，是少数词人偶然的现象，辛稼轩就喜欢用虚字协韵，例如《六州歌头》歇拍云：“庶有瘳乎。” 《贺新郎》下片云：“毕竟尘污人了。” 《卜算子》六首歇拍都用也字，如“乌有先生也” ，“舍我其谁也” 。这一类虚字，已成为词句的一部分，作实字用，并不是宋人所说的虚字。沈祥龙《约斋词话》把姜白石词“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 二句中的“先自” 和“更闻” 认为是句中虚字，这显然是错误的。总之，宋人所谓虚字，都是起领句作用的，所以，它们必然用在句首。清人称为“领字” ，其意义更为明确。
领字惟用于慢词，引、近中极少见。单字领句，亦比二三字领句用得更多。故学习作词，或研究词学，尤其应当注意单字领字。单字领字有领一句的，有领二句的，有领三句的，至多可领四句。今分别举例如下：
向抱影凝情处。（周邦彦：法曲献仙音）
想绣阁深沉。（柳永：倾杯乐）
但暗忆江南江北。（姜夔：疏影）
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吴文英：唐多令）
以上一字领一句。
探风前津鼓，树杪旌旗。（周邦彦：夜飞鹊）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柳永：八声甘州）
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姜夔：齐天乐）
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贺铸：望湘人）
以上一字领二句。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辛弃疾：摸鱼儿）
奈华岳烧丹，青溪看鹤，尚负初心。（陆游：木兰花慢）
怅水去云回，佳期杳渺，远梦参差。（张翥：木兰花慢）
以上一字领三句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苏轼：沁园春）
望一川冥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周邦彦：风流子）
想骢马钿车，俊游何在；雪梅蛾柳，旧梦难招。（张翥：风流子）
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新月初笼。（辛弃疾：沁园春）
以上一字领四句。
一字领二句的句法，在词中为最多，如果这二句都是四字句，最好用对句。一字领三句的，此三句中最好有二句是对句。如柳永《八声甘州》那样用三个排句，就显得情调更好。一句领四句的，这四句必须是两个对句，或四个排句，不过这种句法，词中不多，一般作者，都只用《沁园春》和《风流子》二调。
（二四）词题·词序
宋人黄玉林（昇）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 （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明人杨升庵（慎）也跟着说：最初的词，词意与词题统一，后来渐渐脱离。
这个观点，有两个错误。第一，他们都以为词调名就是词题。第二，他们都以为先有词题，然后有词意，这是本末颠倒了。例如《河渎神》，最初的作者是为赛河神而制歌词，乐师将歌词谱入乐曲，这个曲调就名为《河渎神》。可见在最初的阶段，是先有歌词，后有调名。第二个阶段，凡是祭赛河神，都用《河渎神》这个曲子，文人就依这个曲调的音节制作歌词。所以此时调名与词意统一。后来，《河渎神》这个曲子普遍流传，不在祭河神的时候，也有人唱这个曲子。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作词。从此以后，调名和词意就没有关系了。黄、杨二人把词调名称为词题，这是词的发展在第一、二阶段的情况，到了第三阶段，词调名就不是词题了。温飞卿有三首《河渎神》，词意是咏赛神的，又有二首《女冠子》，词意是咏女道士的。这两个调名，可以说同时也是词题。但另外有许多词，如《菩萨蛮》、《酒泉子》、《河传》等，词意与调名绝不相关，这就不能认为调名即词题了。综观唐五代词，调名与词意无关者多，故黄玉林说“唐词多缘题所赋” ，这个“多” 字也未免不合事实。
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觞的歌词。词的内容，不外乎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目。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复了。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这件事，大约从苏东坡开始。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源” 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 四字。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这就是词题。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系。但曹勋《松隐乐府》中有几首词，调名为《月上海棠》、《隔帘花》、《二色莲》、《夹竹桃》、《雁侵云慢》，词的内容也就是赋咏这些花卉。这样，调名也就是词题了，本来可以不再加题目，可是，当时的习惯，调名已不是词题，故作者还得加上一个题目“咏题” ，以说明《月上海棠》等既是调名，也是词题。不过，这几首词是作者的自制曲，还是先有词而后制曲，并非所谓“缘题作词” 。惟有陈允平赋垂杨词即用《垂杨》词调，但他还不得不再加一个题目“本意” 。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条谈到词题的，他说：“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王氏反对诗词有题目，这一观念是违反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的。《诗》三百篇以首句为题，不能说没有题目。《古诗十九首》是早期的五言诗，正如唐五代的词一样，读者易于了解其内容，故无题目。但毕竟不便，故陆机拟作，仍然以每首诗的第一句作为题目。魏晋以后，诗皆有题，题目不过说明诗的主旨所在，本来不必完全概括诗意。王氏甚至说“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 ，可谓“危言耸听” ，难道杜甫的诗，因为有题目，便不成其为诗了吗？
不过王国维这一段话，多半是针对《草堂诗馀》而说的。明代人改编宋本《草堂诗馀》，给每一首原来没有题目的小令，加上了“春景” 、“秋景” 、“闺情” 、“闺意” 之类的题目。明代人自己作词，也喜欢用这一类空泛而无用的词题。这是明代文人的庸俗文风，当然不足为训。“词序” 其实就是词题。写得简单的，不成文的，称为词题。如果用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来说明作词缘起，并略为说明词意，这就称为词序。苏东坡的《满江红》、《洞仙歌》、《无愁可解》、《哨遍》等词，调名下都有五六十字的叙述，类似一段词话，这就不能认为题目了。
姜白石最善作词序，其《庆宫春》、《念奴娇》、《满江红》、《角招》等词序，宛然如一篇小品文。序与词合读，犹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及序。序与诗词，相得益彰。但是也有人不欣赏词序。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 又《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
周氏既知道白石词序“甚可观” ，又笑人家“津津于白石词序” 。这倒并不是观念有矛盾。他以为白石词序孤独地看，是一篇好文章，但如果与词同读，便觉得词意与序文重复。这意见虽然不错，可不适用于姜白石的词序，因为姜白石的词序，并不与词相犯。至于周氏以“曲白相生” 为比喻，这却比不与伦了。在戏本里，道白与唱词各不相犯，因为道白和唱词互相衔接，剧情由此发展。如果唱词的内容，就是道白的内容，观众听众当然嫌其重复。词序并不同于道白。唱词的人并不唱词序。词序是书面文学，词才是演唱文学。所以，词序与词的关系，并不等于道白与曲词的关系。词的内容即使与词序重复，其实也没有关系。
（二五）南词·南乐
词在唐五代时称为曲子词，到了南宋，简称为词。在北方，金元之间，兴起了北曲，这又是一种曲子词了。于是北方人称词为南词，以区别于北词（曲）。《宣和遗事》称南渡文人为南儒，称词为南词。欧阳玄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阕咏燕京风物》，这些都是北方人的语言，南方人不说。明代李西涯辑五代宋元词二十三家，题作《南词》。明初词人马浩澜自序其《花影集》云：“余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 这都是明代初期人沿用元代北方人的名称，而不自知其误。
词又有称为南乐的，也是元人语。王秋涧《南乡子》词序云：“和幹臣乐府《南乡子》南乐。” 以词为南乐，则北曲便是北乐了。
[1] “合用” ，即“应当用” ，这个“合” 字是唐宋人用法，不作“合并” 讲。
二 其他
（一）诗与词有什么不同？
诗与词都是世代文学中属于韵文的文学形式。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应当从几个方面来区别。而最主要的是应当从它们的作用来看。诗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供人们吟咏的；词是运用语言文字的美妙结构，还要能配合音乐，作为某一乐曲的歌词，供人们歌唱的。简而言之，诗和音乐没有关系，而词是依附于音乐曲调的。
但是，我们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这句话只适用于唐宋以后。在唐代还不能这样说。因为诗这个字的涵义，在文学史的各个时代，都不很相同。
诗，最早是指《诗经》中那些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周代的士大夫和民间的诗歌，形式一般是四言一句，四句一章，三章或四章为一篇。这些诗歌成为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列为六经之一。秦汉时代的人，提到诗，就意味着这部古代的诗选集，因此，在这时期，诗的涵义是《诗》。例如说：“诗三百” ，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三百〇五篇作品。这许多诗，在当时都是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的。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讲，叫做诗，从音乐性的角度讲，叫做歌。诗都是可歌的，歌唱的都是诗。因此，在《诗经》时代，不能说诗和音乐没有关系。
到西汉时代，诗还是专指《诗经》的作品。不过在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人歌唱这些作品，它们的曲谱也早已失传。在汉代人的观念中，诗和音乐的关系，逐渐消失了。
屈原、宋玉等楚国诗人，写了《离骚》、《九歌》、《招魂》等楚国风格的诗歌，到了汉代，这些诗歌被称为“楚辞” 。意思是楚国歌曲的唱辞。从汉高祖到汉武帝都喜欢楚歌。汉武帝又设置了一个中央音乐机构，名为乐府。从这个乐府中制定了不少曲谱和歌辞，颁布到民间传唱。于是从西汉后期起，诗这个字的涵义变了。它只指四言、五言、或七言的文学形式，只能吟哦，而不能配合乐曲，以供歌唱。同时，因为有了“乐府歌辞” 这个名称，这个“辞” 字便被理解为可以配合乐曲歌唱的文学形式。而它的形式，必须配合乐曲的音节，以决定文字的句式，它不像诗一样，可以全篇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魏晋以后，诗和歌辞是两种不同的韵文文学形式。诗和音乐没有关系，它不是乐曲的歌辞。歌辞是可唱的，它依附于乐曲，其形式也被决定于乐曲的节奏。
到了唐代，汉魏以来的乐府歌辞已经失传了它们的乐谱，只剩一个曲调名，例如“饮马长城窟” 、“东门行” 之类。文人所作，都是摹仿古人，并不真有曲谱可以依照。这种作品，虽然仍用汉魏乐府曲调名为标题，其实已不是歌辞。这种作品，后世称为“乐府诗” 。把它们划归诗的一类，就说明它们已不能入乐了。
杜甫、李白有许多作品，都用乐府旧题，或自制新的乐府题，如“兵车行” 、“新安吏” 、“蜀道难” 之类。这些诗也并不配入音乐，成为当时的新曲子。因此，它们也是乐府诗。
但是，唐代有许多从西域流传来的歌曲，如《凉州》、《伊州》、《摩多楼子》、《绿要》等，从玄宗皇帝设置的音乐机构“教坊” 中制定乐谱，颁布流行之后，这些新曲子在民间传唱，常常请诗人们配撰歌辞。于是唐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以“凉州词” 、“伊州歌” 、“乐世词” 之类的诗题。而这些诗最初几乎都是七言绝句。这些作品，从形式看，是唐代的律诗。从题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