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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乐府歌辞，没有近体诗与词的分界。以上两点，是汪氏持论未精审处。
李调元作《雨村词话》，其序言亦谈到了“诗馀” ：
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属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属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自唐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绝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管弦，实皆古乐府也。诗先有乐府而后有古体，有古体而后有近体，乐府即长短句，长短句即古词也。故曰：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
此文虽然好像完全抄袭汪森的文章，但结论却不同。汪氏以古近体诗为一个系统，古今乐府歌辞为另一个系统；而李氏则以为今之词即古之乐府，而古诗则导源于乐府，因此，词非但不是诗之馀，亦不是古乐府之馀。因为词本身即同于古乐府，而为诗之所从出，所以他的结论是词“乃诗之源也” 。基于这一观点，故李氏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的歌诗，与李白的《菩萨蛮》等词，同属于古乐府，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处。
吴宁作《榕园词韵》，其《发凡》第一条云：
词肇于唐，盛于宋，溯其体制，则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六忆》已开其渐。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屈子《离骚》名词，汉武帝《秋风》、陶靖节《归去来》亦名词。以词命名，从来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还，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馀，所独也。顾世称诗馀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馀” 为安。是编仍号“词韵” ，从沈去矜氏旧也。
吴氏以为词出于齐梁宫体诗，足当“诗馀” 之称。又以词为通名，凡楚词、古歌词、南北曲，皆可称为词，则无以区别于《花间》、《草堂》形式的词。因此，他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庶几专指这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吴氏虽持此观点，而他的书还不便改名《诗馀韵》，因为他这部书是在沈去矜《词韵》的基础上改订的。
按：屈、宋楚辞，汉武、陶潜的歌赋，在文学史上，向来用“辞” 字，而不用“词” 字。“辞” 为文体专名，而“词” 则为通名，如歌词、曲词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辞” 写成“楚词” ，南北曲在金元间虽然亦称为词，但至明清间已逐渐称之为曲。故“词” 字的涵义，在宋代则正在由通名演变为专名，到元明以后，则已固定下来，自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正名，不会与楚、汉、金、元辞曲相混。吴氏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我们暂且不必讨论其当否，从他所说“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 这句话看来，可知他是针对汪森而说的。汪氏把诗和乐府分为两个系统，他以为词源于乐府，故否定其为“诗馀” ，吴氏以为词是从诗衍变而成的，故应当名为“诗馀” ；但是他所举的《江南弄》、《六忆》等却是齐梁乐府，可知他关于乐府与诗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凤《乐府馀论》中亦有一段诠释“诗馀” 的话：
谓之“诗馀” 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馀，遂名之曰“诗馀” 。
作者以为词是从唐人绝句演变而成，故应当名为“诗馀” 。他并不否定词的乐府传统，不过他认为诗变而后“乐府之体一变” ，这个观点却颠倒了。
蒋兆兰《词说》有一段关于“诗馀” 的评论：
“诗馀” 一名，以《草堂诗馀》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残鳞剩爪，馀之于词；浮烟涨墨，馀之于词；诙嘲亵诨，馀之于词；忿戾谩骂，馀之于词。即无聊酬应，排闷解酲，莫不馀之于词。亦既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宜其去风雅日远，愈久而弥左也。此有明一代词学之蔽，成此者，升庵、凤洲诸公，而致此者，实“诗馀” 二字有以误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词，万不可以“诗馀” 二字自文浅陋，希图塞责。
此文将“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凡不宜写入诗中的材料，都写在词里。于是诗保存其风雅的品格，而词成为一种庸俗文学，名之曰“诗馀” ，即反映了词的品格卑下。蒋氏慨叹于明词之所以不振，由于明人对词的认识不高，词体不被尊重，词风也就堕落。因此他反对“诗馀” 这个名称，其意见恰与吴宁相反。
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诗馀” 作另一种解释：
诗馀之“馀” ，作赢馀之“馀” 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 。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剩义，则误解此“馀” 字矣。
况氏此文讲词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声为实字” 之说，但他又说词的“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 ，这就兼及到词的思想内容了。他以为词的内容、文辞、音乐性，都比诗为有羡馀，所以名曰诗馀。他以“诗之剩义” 为误解，这是针对蒋兆兰而说的。
从杨用修以来，为“诗馀” 作的解释，以上诸家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大多从词的文体源流立论。承认“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诗。不过其间又有区别，或以为源于三百篇之《诗》，或以为源于唐人近体诗，或以为源于绝句歌诗。不赞成“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乐府，乐府可歌，诗不能歌，故词是乐府之馀，而不是诗之馀。亦有采取折中调和论点的，以为词虽然起源于古乐府，而古乐府实亦出于《诗》三百篇，因此，词虽然可以名曰“诗馀” ，其继承系统仍在古乐府。综合这些论点，它们的不同意见在一个“诗” 字，对于“馀” 字的观念却是一致的，都体会为馀波别派的意义。
蒋兆兰、况周颐两家的解释是新颖的。况氏对“诗” 字的观念还与宋翔凤同，对“馀” 字的观念却是他的创见，不过他的解释，恐怕很勉强。蒋氏把“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 ，这就完全与文体源流的观点没有关系。
宋人著作中，虽然不见有正面解释“诗馀” 的资料，但从一些零言断语中，却可以发现不少意见，为蒋兆兰理论的来源。《邵氏闻见后录》有一条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时，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损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
这里所谓“有馀之才” ，本来并非专指倚声填词，不过赞美其才情富丽，但一百年后，王称为程垓的《书舟词》作序文，则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处富贵之极，为靡丽之词，其政事堂中旧客尚欲其损有馀之才，岂未至之德者。盖晏叔原独以词名尔，他文则未传也。至少游、鲁直，则已并之。
这显然是误解了韩少师的话。韩意乃规劝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却解释为小晏作词之才有馀，而作诗文之才不足。他以为“有馀之才” 指词，“未至之德” 指“他文” ，这样就反映了他的观点是以词为诗文之馀事了。
黄庭坚序《小山词》，亦说晏叔原之词，乃“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 他把词称为“乐府之馀” ，又以为《小山词》之不至于堕落到里巷俗曲者，由于它们还有“诗人之句法。” 因此，他在下文论定小晏的词“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这里可以见到黄庭坚论词的观念。他以为词是乐府之馀波，是里巷俗曲，如果像晏叔原那样用诗人之句法作词，就可以化俗为雅。乐府是词的形式，诗是词的风格。这样，“诗馀” 的意义，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后，有一些资料可以合起来探索：
公吟咏之馀，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罗泌《题六一词序》）
右丞叶公，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馀，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关注《题石林词》）
竹坡先生少慕张右史而师之。稍长，从李姑溪游，与之上下其议论，由是尽得前辈作文关纽。其大者固已掀揭汉唐，凌厉骚雅，烨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馀，溢为乐章，则清丽宛曲，……是岂苦心刻意而为之者哉？（孙兢《竹坡词序》）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辞，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
以上诸文，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诗馀” 这个名词，但是以作词为诗人之馀事，这一观念实已非常明显。至于这个观念之形成，亦有它的历史传统。孔仲尼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养人的德行为先，其次才是学文，故学文是德行的馀事。到了唐代的韩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诗，不过他说：“馀事作诗人。” 作诗成为学文的馀事了。从此以后，诗人作词，词岂非诗人之馀事么？蒋兆兰解释“诗馀” ，与历代诸家的解释不同，他也没有引证宋人这一类言论，使人以为他是逞臆而谈，为词的地位卑落打抱不平。其实，我认为，他的解释是有根据的，符合于宋人对词的观念的。“诗馀” 正是诗人之馀事，或说馀兴亦可，并不是诗或乐府的馀派。
现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馀事” 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馀” 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馀” ，于是这个名词出现了。但是，这时候，“诗馀” 还不是词的“又名” ，甚至，这个时候连“词” 这个名词也还没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几条资料中，凡讲到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地方，邵伯温称“长短句” ，黄庭坚称“乐府之馀” ，罗泌、关注称“歌词” ，孙兢称“乐章” ，陆游称“乐府词” 。惟有王称的《书舟词序》中称“叔原独以词名尔” ，这里才用了“词” 字，但这个“词” 字还不是文学形式的名词，而只是“歌词” 、“曲子词” 的省文。
再后一些时间，书坊商人把名家诗文集中的“诗馀” 部分抄出，单独刊行，于是就题其书名曰“某人诗馀” ，词选集也就出现了《草堂诗馀》、《群公诗馀》等等书目。这时候，“诗馀” 二字还不能单独用，其前面必须有主名，表明这是某人的“诗之馀事” 。整个南宋时期，没有人把做一首词说成做一首诗馀。
直到明代，张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以后，“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从杨用修以来，绝大多数词家，一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诗体演变之馀派，又从而纷争不已，其实都是错误的。
（八）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二大类别。从令词发展到慢词，还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形式，称为“引” 或“近” 。明朝人开始把令词称为小令，引、近列为中调，慢词列入长调。张炎《词源》云：“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 可知引、近、慢词到宋徽宗时代已盛行了。
“令” 字的意义，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诗云：“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 又《就花枝》诗云：“醉翻衫袖抛小令。” 又《听田顺儿歌》云：“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 “抛打曲” 的意义，未见唐人解说，从这些诗句看来，似乎抛就是唱，打就是拍。元稹《何满子歌》云：“牙筹记令红螺碗。” 此处“记令” 就是“记曲” ，可知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令。
小令的曲调名，唐人多不加令字。《调笑令》本名“调笑” ，一般不加令字，《教坊记》及其他文献所载唐代小曲名多用“子” 字。唐人称物之么小者为“子” ，如小船称船子，小碗称盏子。现在广东人用“仔” 字，犹是唐风未改。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如《甘州》原是大曲，其令曲就名为《甘州子》。又有《八拍子》，意思是八拍的小曲。渔人的小曲，就名为《渔歌子》。流行于酒泉的小曲，就名曰《酒泉子》。到了宋代，渐渐不用子字而改用令字，例如《甘州子》，在宋代就改称《甘州令》了。也有唐、五代时不加子字或令字，而在宋代加上令字的，例如《喜迁莺》、《浪淘沙》、《鹊桥仙》、《雨中花》等。令字本来不属于调名，《浪淘沙令》就是《浪淘沙》，《雨中花令》就是《雨中花》，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万树《词律》和清《钦定词谱》却以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万氏明知“凡小调俱可加令字” ，但还认为许多人的作品词句不完全一样，坚持《浪淘沙令》不是《浪淘沙》，岂不是很固执吗？《猗觉寮杂记》称“宣和末，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