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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浪费时间，扔到地上。踩一踩。快撒一些锯屑吧，这地面简直就像溜冰场一样。看看你这个傻瓜，那牛排都要糊了。天哪，他们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白痴来给我洗碗？你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我姑姑是个俄国女伯爵吧？”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到三点钟，只是大约十一点时，厨师会突然神经崩溃，泪水哗哗直流。三点到五点对侍应生而言相当轻松，但厨师还是很忙，这也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一大堆脏盘子等着我去洗，在晚餐前我得像比赛似的把这些洗完，至少要洗完一部分。洗碗的工作要多费很多事，因为条件很简陋，只有一个狭窄的排水板，温凉的水，湿漉漉的抹布，和每个小时都会堵一次的排水槽。到了五点，厨师和我都感到有些站不稳了，因为从七点起我们就没吃过东西。我们通常会瘫掉，她坐到垃圾桶上，我坐在地上，喝上一瓶啤酒，然后为今早我们说过的话道歉。只有喝茶才能让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特地从早到晚在炉子上炖着一壶茶，每天都喝上几品脱。
五点半时，忙乱和争吵又开始了，这次比之前还要糟糕，因为大家都累坏了。厨师每到六点和九点都会神经崩溃，规律到人们都可以因此知道时间。她会趴在垃圾桶上，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哭诉说她从来、从来都不曾想过她会过上这种日子；她的神经要受不了了；她曾到维也纳学过音乐；她要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等等等等。换个时候别人也许会同情她，可我们都很累，她的抽泣声只会惹怒我们。朱尔斯经常站在门口模仿她的哭声。老板娘絮絮叨叨，鲍里斯和朱尔斯整天吵架，因为朱尔斯经常偷懒，而鲍里斯作为侍应领班，小费要拿大头。餐馆开张才第二天，他们俩就为了两个法郎的小费在厨房打了起来，我和厨师只好将他们拉开。只有老板从不失态，他的作息时间和我们一样，不过他没活干，因为真正管事的是他老婆。他要干的，除了向供应商订货，就是站在吧台边抽烟，看上去一副绅士模样，在这方面他做得无可挑剔。
厨师和我通常会在十点到十一点间抽空吃晚餐。十二点时，厨师会偷一包吃的带给她丈夫，往衣服底下一藏就走了，边走边哭着说干这么久的活会要她的命，她第二天就要辞职。朱尔斯也会在十二点离开，通常是在和鲍里斯吵了一架以后，鲍里斯则因为要看着吧台，得工作到午夜两点。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我会尽量洗完餐具。已经没时间让我把活干得漂亮了，我只能简单地用餐巾把餐具上的油擦掉。至于地上的脏东西，我只好不管了，或者把最脏的那些扫到炉子底下看不见的地方。
十二点半，我会穿上大衣快步出去。当我穿过走廊经过吧台时，仍如平常那般和气的老板会拦下我。“哎，亲爱的先生，你看上去很累啊！请赏脸接过这杯白兰地吧。”
他会恭敬地把那杯白兰地递给我，仿佛我不是洗碗工而是位俄国公爵。他对我们每一个都这样。这算是我们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的补偿。
通常来说，最后一班地铁几乎是空的，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可以坐下睡上十五分钟。通常我在一点半就上床睡觉。有时我会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就只好在餐馆打地铺，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鹅卵石上也能睡着。
第二十一章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周左右，客人多了，工作量也稍稍增加了。我本来可以在餐馆附近租间房，好每天省下一个小时，不过我好像不太可能挤出时间搬家，说起来，我也没时间剪个头发，看看报纸，甚至没时间脱光衣服。十天之后，我终于挤出十五分钟，写信给在伦敦的朋友B，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每天睡五个小时以上。我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没什么。当一个人超负荷工作时，治疗自悲自怜的方法就是——想一下有成千上万在巴黎餐馆打工的人，他们也工作这么久，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不是几周，而是几年。我所住旅店附近的小酒馆里有个姑娘，她一年到头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午夜十二点，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坐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邀请她去跳舞，她笑了，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走出过这条街了。她患了肺痨，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后，她去世了。
仅仅过了一周，我们都累得有点神经衰弱了，除了朱尔斯，他一直在偷懒。争吵起先还是断断续续的，现在变得没完没了。大家会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地发无用的牢骚，每隔几分钟牢骚就会演变成暴风雨般的骂战。“把那个长柄锅拿给我，傻瓜！”厨师会喊道（她个子不够高，够不着放长柄锅的架子）。“你自己去拿吧，老婊子。”我会回敬她一句。这种话好像自然而然地从厨房的氛围中酝酿出来似的。
我们经常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如垃圾桶，它永远是争吵的来源之一。垃圾桶是应该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那样就挡住了厨师的路），还是应该放在她想要放的位置（那就挡住了我去水槽）？有一次，她为了这事儿唠叨个没完，最后，我完全是为了泄愤，把垃圾桶放到地板中央，那样肯定会把她绊倒。
“现在，你这头母牛，”我说，“你自己搬去吧。”
可怜的老女人，垃圾桶太重了，她搬不动。于是她一屁股坐下，把头埋在桌上开始嚎啕大哭，然后我就嘲笑她。疲劳对人的行为举止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几天后，厨师不再聊托尔斯泰和她的艺术天分了，除了为了工作，我都跟她不说话。鲍里斯不跟朱尔斯说话，他们俩也不跟厨师说话。甚至我和鲍里斯之间也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早就说好了工作时偶尔对骂不算数；不过有时我们骂得太难听，没法不往心里去，而且这种对骂根本不能算偶尔。朱尔斯越来越懒，还经常偷东西——他说是出于责任感。要是我们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一起偷东西，他会管我们叫‘jaune’——工贼。他有一种古怪恶毒的心理。他带着自豪的口吻跟我说，他有时会在为客人端上汤之前，把抹布的脏水拧到汤里，只是为了报复资产阶级的一员。
厨房更脏了，老鼠也更放肆了，尽管我们捉住了几只。环顾那肮脏的房间，生肉放在地上，周围净是垃圾，地上到处都是冷却了的、结了垢的长柄锅，水槽堵住了，上面蒙了一层油脂。我有时会纳闷世界上还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糟糕的餐馆。但他们三个人都说他们到过更脏的地方。朱尔斯看到这些脏东西甚至感到由衷的愉悦。下午没什么活干的时候，他会站在厨房门嘲讽我们工作太认真了：
“你傻呀，干嘛要洗那盘子？用你裤子擦擦就行了。谁会关心客人啊？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情况。什么叫餐馆的工作？你在切鸡的时候，把鸡掉地上了，你道歉，鞠躬，出去。五分钟后，你从另外一扇门进来，端着原来的那只鸡。这就是餐馆的工作。”等等。
另外，奇怪的是，尽管环境肮脏，员工不称职，让·克塔尔餐厅居然开得很成功。开始几天，我们的客人都是俄国人，是老板的朋友，后来就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外国客人，不过没有法国人。有一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终于有了第一位法国客人。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甚至忘记了争吵，齐心协力准备可口的晚餐。鲍里斯踮着脚走进厨房，用大拇指指向肩膀后方，怪腔怪调地小声说道：
“嘘！注意了，来了个法国人！”
不一会儿，老板娘进来小声道：
“注意，来了个法国人，要保证所有蔬菜都给他上两份。”
那个法国人用餐时，老板娘站在厨房的铁栅栏窗后观察他的表情。第二天晚上，那个法国人带着另外两个法国人又来了。这证明我们有了好口碑；糟糕的餐厅的必然标志，就是只有外国人常来光顾。我们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老板买的餐刀很锋利，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灵光闪现。锋利的餐刀，当然是一间餐馆成功的秘诀。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件事打消了我的一个错觉，就是法国人懂得鉴赏美食。或许按照巴黎的标准，我们的也算是一间挺不错的餐馆；那样的话，糟糕的餐馆一定无法想象。
在我写信给B之后过了几天，他回信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是照顾一个天生的智障儿，在让·克塔尔餐厅工作过之后，这听起来是一个绝妙的休息机会。我想象自己在乡间小路上漫步，用手杖敲掉蓟花头，吃烤嫩羊肉和蜜糖馅饼，晚上盖着有薰衣草香味的被单，一觉睡上十个小时。B寄给我五英镑，让我用来当路费并且从当铺赎回衣服。钱一到手，我就提前一天通知辞职，离开了餐馆。我的突然辞职让老板很尴尬，因为他一直都没什么钱，可要一下子付给我三十法郎的工资。他请我喝了一杯库瓦西耶四八白兰地，估计他以为这样就算抵了少付的工钱。他们请了一个很能干的捷克洗碗工来顶替我的位置，那个可怜的老厨师在几个星期后被解雇了。之后我还听说，厨房来了两个一流的员工，洗碗工的工作时间被缩减到每天十五个小时。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法再减了，因为厨房还没经过现代化改造。
第二十二章
不管值不值得，我想谈谈对巴黎洗碗工生活的看法。细想一下你会觉得奇怪，在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里，有成千上万人除了睡觉，就是在闷热的地下室里洗碗碟。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这种生活会继续——有何目的，谁想继续以及为什么。我这么问，不是出于反叛和懒惰的态度，而是想要探讨洗碗工生活的社会意义。
我想首先得说，洗碗工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奴隶。不是因为需要为他们鸣不平，因为洗碗工比其他体力劳动者的情况要好，但比起被人随意买卖，他们不见得更自由。他们干的活和奴隶差不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他们的报酬只够勉强糊口，唯一的假期是被解雇的时候。他们与婚姻无缘，或者说，如果他们结婚，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得干活。除非他们交了好运，否则无法摆脱这种生活，或者除非坐牢吧。如今，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巴黎刷盘子，每天工作十到十五个小时。不能说这只不过因为他们懒，因为懒人不可能当洗碗工。他们不过是被日常生活束缚，无法思考。如果洗碗工能稍微思考一下，他们早就会成立工会，举行罢工，争取更好的待遇。然而他们从没想过，因为他们没有空闲想这些，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奴隶。
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苦役会继续？人们想当然认为，工作之所以得干，是因为有合理的目的。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干苦活累活，以为说“这活必须要干”，就可以解决问题。例如采煤矿，这是个辛苦活儿，但这活必须得干，因为我们需要煤。在下水道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这活必须得干。洗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总有人会在餐馆吃饭，也总要有其他人每个星期洗八十个钟头的碗碟。这是文明社会的运作，所以无可非议。但在我看来，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洗碗工干的活对文明社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有一种感觉，洗碗工干的活一定是“老实”的活儿，因为它辛苦又费力，而且我们已经对体力劳动有一种盲目迷信。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砍树，便确信他是在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因为他在进行体力劳动；我们没有想到，他砍掉一棵漂亮的树，只是为了腾出地儿来摆一座丑陋的雕像。我相信在洗碗工上也一样，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而挥汗如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干的活是有用的，他可能只是在提供一种奢侈享受而已，而且通常，这种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
为了解释为什么我说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可以举个极端例子，这例子在欧洲几乎看不见，那就是印度的人力车夫或拉车的矮种马。在远东的任何一个城镇，都有几百个人力车夫，他们是皮肤黝黑的可怜虫，体重八英石[1]，围着腰布，有些生着病，有些已经五十岁了。他们日晒雨淋，连续跑几英里路，低着头拉车，汗水顺着灰色的胡子流下来。一旦走得太慢，乘客就会破口大骂。他们每个月只挣三十到五十个卢比[2]，拉车几年后就咳得没完没了。拉车的矮种马又瘦弱又不中用，卖得很便宜，因为它们只能再干几年活。它们的主人用皮鞭代替食物。这些马干的活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皮鞭＋食物＝力气，通常是六成的皮鞭加四成的食物。有时它们的颈部会有一圈面积很大的溃疡，所以拉车时会拉到新肉。然而还是有办法让它们干活，只要狠狠鞭打它们，让它们屁股比脖子痛得更厉害。几年后，等到鞭子也不管用了，马就会被拖去宰掉。这些就是非必要工作的例子，因为我们并不真的需要矮种马或人力车夫，他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东方人认为走路没派头。坐人力车或马车是奢侈享受，可任何一个坐过这种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糟糕的奢侈享受，只提供了少许方便，无法抵消人和动物所受的痛苦。
洗碗工与此相似。比起人力车夫和矮种马，他可称得上是国王，但他的情况与前两者类似。他是酒店或餐馆的奴隶，可他所受的苦役其实是无用的。因为，毕竟，大酒店和高档餐馆到底有何存在的必要之处呢？它们应该提供奢侈享受，但事实上它们提供的只是对奢侈享受的一种廉价劣质的模仿。几乎每个人都讨厌住酒店。有一些餐馆会好一点，不过要在餐馆，花一样的钱，吃一顿像住家菜一样好的饭是不可能的。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