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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牺牲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
注 释
[1]应指《圣经·出埃及记》，其中有神降十灾惩罚埃及。（译注）
第九章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仍四处奔走找工作，然后回到我的住处喝汤吃面包，份量一天比一天少。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有希望。一个是协和广场[1]附近的X酒店，鲍里斯听说在那儿也许能找到工作；另一个是商业街的新餐厅，那里的老板终于回来了。下午我们去见他。一路上鲍里斯都在说如果我们得到工作就能挣多少钱，还说给老板好印象很重要。
“仪表——仪表就是一切，我的朋友。给我一套新西装，我就能在晚饭前借到一千法郎，可惜我没趁有钱时买条衣领。今天早上我把领子翻过来穿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两边一样脏。你觉得我看着像是在挨饿吗，我的朋友？”
“你脸色苍白。”
“见鬼，只吃面包土豆能做成什么事儿？看起来像是在饿肚子很要命。这会让人们想踹你。等一下。”
他在一家珠宝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狠狠拍打自己的脸，好让脸上有点血色。然后在血色消退之前，我们赶紧走进餐厅，对老板做了自我介绍。
老板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矮胖子，一头灰色的卷发，身穿一套时髦的对襟法兰绒套装，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鲍里斯告诉我他以前也是俄军上校。他的妻子也在，一个可怕的法国胖女人，脸色死灰，嘴唇鲜红，让我想起冷小牛肉和西红柿。老板和蔼地问候了鲍里斯，之后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分钟。我在后面站着，准备就我的洗碗工经历撒几个弥天大谎。
然后老板向我走来。我不自在地拖着脚走上前，努力让自己显得很恭顺。鲍里斯向我灌输过“洗碗工是奴隶中的奴隶”的想法，我预料老板会待我如粪土。令人惊讶的是，他热情地攥住了我的手。
“所以说你是英国人！”他叫道。“多好呀！我都用不着问你会不会打高尔夫吧？”
“当然会打。”我看出他期望我这样回答。
“我一直想学打高尔夫。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给我演示一些基本击球法吗？”
显然这是俄国人的做事方法。老板聚精会神地听我解释发球杆和铁头杆之间的区别，然后突然告诉我一切都定好了；餐厅开张后鲍里斯做侍应领班，我做洗碗工，如果做得好还可能升任洗手间服务员。餐厅什么时候开张？我问道。“正好两周之后，”老板潇洒地回答道。（他有个习惯，挥手的同时弹掉烟灰，这看上去很潇洒）“正好两周之后，赶在午饭前开张。”接着，他满怀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餐厅。
那是个小地方，有一个酒吧间，一个饭厅，还有个跟普通浴室差不多大的厨房。老板把它装饰成一种徒有其表的“如画般”的风格（他管这叫“诺曼式”，不过就是把些假柱子立在石膏座上），他想管餐厅叫让·克塔尔餐厅，好营造出一种中世纪的感觉。他印了一些传单，上面全是有关本区历史的谎话，居然声称餐厅所在位置原先有一间酒馆，查理曼大帝[2]经常光顾那里。老板对此很是满意。他还在吧台挂了几幅沙龙艺术家画的不太雅观的画。最后他给我们每人一支昂贵的雪茄，又聊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我强烈感觉到我们不会再从这家餐厅得到任何好处。在我看来老板就是个骗子，甚至是个不够格的骗子，而且我看到两个明显是来讨债的人在后门晃悠。但鲍里斯丝毫不感到泄气，因为他相信自己又能当侍应领班了。
“大功告成啦——只要再撑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算什么？管他妈的！想想看，再过三个礼拜我就能有情人啦！不知道她皮肤是黑是白？没关系，只要别太瘦就行。”
接下来的两天过得很糟。我们只剩下六十生丁，拿它买了半磅面包和一个涂面包的蒜头。在面包上涂蒜是因为蒜味会在嘴里停留很久，让人产生刚刚吃饱的幻觉。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坐在植物园[3]。鲍里斯用石块扔那些温顺的鸽子，但是一直打不中，之后我们在信封背面写下晚餐菜单。我们饿得无法去想食物以外的东西。我记得鲍里斯最后为自己挑的晚饭：一打牡蛎、罗宋汤（红色的甜菜根汤，上面有奶油）、小龙虾、炖小鸡、牛肉炖李子、新鲜土豆、沙拉、牛油布丁和罗克福干酪，还有一升勃艮第葡萄酒和一些陈酿白兰地。鲍里斯喜欢吃各国美食。后来我们有钱的时候，我偶尔会看到他轻松吃掉同样份量的大餐。
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我不再找工作，又一天没吃饭。我不相信让·克塔尔餐厅真会开张，也看不到别的希望，但又懒得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床上。之后突然就转运了。晚上大概十点钟，我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急切的喊叫。我起床走到窗边。鲍里斯在楼下，满脸堆笑，挥舞着手杖。开口说话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挤弯了的面包，扔上来给我。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得救了！你觉得呢？”
“你不是找到活儿干了吧！”
“在协和广场附近的那个X酒店——每月五百法郎，还包饭。我今天已经开始在那儿干活儿啦。谢天谢地，我可是大吃特吃了一通！”
工作了十或十二个小时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拖着瘸腿走三公里到我的住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还有，他让我第二天在杜伊勒里公园[4]等他，如果他能偷到一些吃的，就在下午休息时给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坐在公共长椅上等鲍里斯。他解开马甲，拿出一个压扁了的大报纸包，里面是一些碎牛肉、一块卡门培尔乳酪、面包和一块指形泡芙，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
“瞧！”鲍里斯说，“这是我给你偷带出来的东西。看门的真是头狡猾的猪。”
在公共长椅上从报纸拿东西吃，感觉非常难受，尤其是在杜伊勒里公园里，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但我实在饿得不行，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我一边吃一边听鲍里斯解释他在饭店备餐间的工作，备餐间就是英国人说的食品间。看来备餐间的工作是全酒店最低下的，对侍应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堕落，但在让·克塔尔餐厅开张前，鲍里斯可以凑合在那儿工作，同时我每天可以跟他在杜伊勒里公园见面，他会尽量多偷些吃的带给我。我们这样过了三天，我完全靠他偷的食物过活。不久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么麻烦，因为X酒店的一个洗碗工走了，鲍里斯推荐我去顶替，这样我自己也开始在那儿工作。
注 释
[1]巴黎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始建于1757年，曾命名“路易十五广场”。大革命时期被为“革命广场”。1795年又改称为“协和广场”。（译注）
[2]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800年加冕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他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译注）
[3]巴黎植物园位于法国巴黎市区的赛纳河左岸，紧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原为十七世纪路易十三王朝时代开辟的“皇家草药园”。（译注）
[4]杜伊勒里公园坐落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建于1644年，曾是杜伊勒里宫的一部分。（译注）
第十章
X酒店规模很大，气势宏伟，门面是古典风格，一边有个阴暗如鼠洞的小门，专供服务人员出入。早上六点四十五我就到了。一群裤子油腻的人匆忙依次进门，接受坐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的门房的检查。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人事经理来了，他相当于副经理，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他是个意大利人，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由于工作过度而显得憔悴。他问我是不是当过洗碗工，我说是的；他瞥了眼我的双手，知道我在撒谎，不过一听说我是英国人，他改变了态度，雇用了我。
“我们一直在找人帮我们练英语，”他说。“我们的顾客都是美国人，英语我们只会……”他说了些伦敦小男孩会在墙壁上写的词儿。“你可能会有用。下楼吧。”
他带我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深入地下，矮得让人不得不弯腰。里面闷热阴暗，昏黄的灯泡间隔着好几码。迷宫般的黑暗小道似乎有几英里长——事实上，我想一共有几百码——这奇怪地令人想起大客船靠下的几层；同样闷热狭窄，有股食物的温热臭气，还有类似引擎发出的嗡嗡噪音（是从炉子里发出来的）。我们经过几个门口，里面时常传来咒骂声或闪出火光，也有从冰库里溢出的令人发抖的冷气。我们正往前走，什么东西猛地打在我的后背上。那是一块一百磅重的冰块，由一个系着蓝围裙的搬运工扛着。他后面跟着一个男孩，肩上扛着一大块牛肉，他的脸颊压在湿乎乎、软绵绵的肉上。“滚开，白痴！”他们边喊边把我推到一边，继续前进。墙上一盏灯的下方，不知是谁工整地写了一句话：“你能在冬日发现万里无云的蓝天，却不能在X酒店发现处女。”这里看起来还真是奇怪。
我们经过一条岔道来到洗衣房，一个脸瘦得像骷髅的老妇人给我一条蓝围裙和一堆洗碗抹布。然后人事经理把我带到一个小地下室——事实上比地下室还要地下室——那里有个水池和一些煤气炉。屋顶太矮，我无法站直，可能有华氏一百一十度。人事经理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给其他高级别的酒店员工送饭，他们在楼上的一间小餐厅吃饭，我还要打扫那间餐厅，为他们洗餐具。他走了之后，一个意大利侍应把他那毛茸茸的头伸进门里，面露凶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英国人，嗯？”他说。“喂，这儿我负责。如果你干得好，”他做了个举起酒瓶大声吮吸的的动作。“否则，”他重重踢了门框几脚。“对我来说，扭断你的脖子就跟吐痰一样。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相信我而不是你。所以当心着点。”
之后我就匆忙开始工作。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一刻，中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