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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前一晚那个犹太人断然拒绝每天支付两法郎。他们争论不休，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以最无礼的态度给了钱，一边给一边说自己多么善良，非要人低头感激。然后，早晨他趁鲍里斯没睡醒把钱偷走了。
这可是个打击。我无比失望，因为我已让肚子对食物有所期待，在挨饿的时候这是大错。然而，令我颇为吃惊的是，鲍里斯并不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起烟斗分析情况。
“现在，听着，我的朋友，这下死路一条了。我俩只有二十五生丁，我觉得那犹太人不会再给我两法郎了。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无法忍受。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下流到把一个女人带回来，我还在地板上呢。那低贱的畜生！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告诉你。那犹太人想从这儿逃走。他欠着一周的房租，他的想法是逃掉房租同时把我踹掉。要是那犹太人跑了我就无处可去啦，旅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抵房租，他妈的！咱们可得好好走下一步。”
“好吧，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在我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当掉咱们的大衣搞吃的。”
“我们当然会那么做的，但我必须先把我的东西从这房子里弄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会被人扣住！好了，我计划好了。我要抢在那犹太人前面先跑掉。开溜撤退，你明白的。我觉得这一步应该这么走，嗯？”
“但是，我亲爱的鲍里斯，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开溜？你一定会被抓住的。”
“啊，当然，这需要策略。我们的老板时刻盯着，以防有人不付房租开溜，他以前就那样。他和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办公间里——真是吝啬鬼，这些法国人！不过我想到个办法，如果你能帮忙就能成。”
我没什么心情帮他，但还是问了鲍里斯他的计划。他仔细向我解释。
“现在，听着。我们必须从当大衣开始。先回你的屋子去把你的大衣拿来，然后回来拿我的，把它藏在你的衣服下面偷偷带出去。把它们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去。幸运的话你应该能搞到二十法郎。然后去塞纳河岸，往口袋里装满石头，回来把石头放在我的箱子里。你明白了吗？我会尽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卷在报纸里，然后下楼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厚着脸皮假装很随意，你明白的，那样老板当然会觉得这只是一捆脏衣服。或者如果他起了疑心，那偷偷摸摸的吝啬鬼就会像往常一样，上到我的房间去试试我箱子的重量。那些石头的斤两会让他以为箱子是满的。很有才，是吧？之后我就可以回来，把我自己的东西放在衣袋里带走。”
“但是那箱子怎么办？”
“哦，箱子？我们得放弃它了。那可怜玩意儿也就值二十法郎。再说，撤退的时候必须有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1]的时候！他放弃了整个军队。”
鲍里斯为这个计划（他管这叫战略）高兴得几乎忘记了饥饿。他忽略了这个计划的主要缺点——逃跑之后他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一开始，战略进展得很顺利。我回家取了自己的大衣（这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然后成功将鲍里斯的大衣偷运出去。之后就出问题了。当铺伙计是个暴脾气、苦瓜脸、爱管闲事的小个子男人——典型的法国办公员——他拒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给包起来。他说衣服必须用旅行箱或纸壳箱装起来。这毁了一切——我们什么箱子都没有，仅有的二十五生丁也买不起一个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个坏消息。“他妈的！”他骂道，“这下糟了。唉，不论如何，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在我的衣箱里吧。”
“但是我们怎么过老板那一关？他就在办公间门口坐着。没辙啊！”
“你真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子倔脾气哪去了？勇敢点！我们会做到的。”
鲍里斯考虑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提出了一个狡猾的点子。最困难的在于要吸引老板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钟，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带着箱子逃出去。不过凑巧店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时刻准备着有人过来跟他讨论报纸内容。鲍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之后他打探好楼梯的情况，下去跟老板说话。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下等着，一只胳膊下夹着大衣，另一只夹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合适就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浑身发抖，因为老板娘随时都可能从办公间对面的门里出来，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鲍里斯便咳嗽了。我飞快溜过办公间跑到大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欢欣鼓舞。要是鲍里斯瘦一些，计划可能就会失败，他硕大的双肩挡住了办公间门口，他的大嗓门盖过了我发出的噪音。我安全离开之后他也来了，在街角找到我，我们一起开溜。
然后，如此折腾一番后，当铺伙计再次拒绝收我们的大衣。他告诉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国灵魂在为此自鸣得意）我没有足够的身份文件，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是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没有去更新，以此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处，带上必须的文件，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荫大道的当铺去。
我把鲍里斯留在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我到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关门了，要到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大约是一点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后我奇迹般地转运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鹅卵石中间看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五苏硬币。我扑上去，又赶紧跑回家拿了我们另外的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剩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也没有盐，但是我们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土豆连皮吃掉。之后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坐着下棋等当铺开门。
四点钟我回到当铺。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还能指望这装在纸壳箱里的两件破烂大衣能换多少钱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但我觉得只会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会被拒绝，就像上一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就不会看见别人嘲笑我了。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叫道。
“五十法郎？”
这几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人震惊。现在我相信那个店员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号码弄混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两件大衣卖七十法郎。我赶紧回家，手放在背后，一言不发走进屋子。鲍里斯在把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
“你拿到多少？”他问。“什么，没有二十法郎？无论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别说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诉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鲍里斯的脸色像粉笔一样惨白，跳起来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要碎了。我们跑出去买了面包、酒、一块肉，还有烧炉子的酒精，狼吞虎咽了一顿。
吃了饭，鲍里斯变得前所未有得乐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个苏，看看现在。我就说过，没什么比钱更好弄了。这提醒了我，我有个朋友在方达瑞路，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贼！他清醒的时候是天下最大的贼，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时候异常诚实。我觉得晚上六点他应该已经醉了。我们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妈的！他可能给两百呢。我们走吧！”
我们到方达瑞路找到了那个人，他喝醉了，但我们也没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爆发了可怕的争执。那个人宣称他不但不欠鲍里斯一分钱，反倒是鲍里斯欠他四千法郎，两个人都争着问我的意见。我一直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俩人吵来吵去，一开始在街上，后来在一家小酒馆里，接着在卖客饭的餐馆，之后又是另一家小酒馆。最后，彼此骂了对方两小时小偷后，他们俩一起狂饮了一番，花光了鲍里斯的最后一个苏。
那天晚上，鲍里斯在一个鞋匠家过的夜，那人也是个俄国流亡者，住在商业区。与此同时，我还剩下八法郎，有足够的烟抽，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过了糟糕的两天之后，这种转变实在如奇迹一般。
注 释
[1]现在白俄罗斯境内。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在抢渡别列津纳河时发生战役。由于被俄军从三路发动袭击，法军兵力折损两万五千余人。（译注）
第八章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好像巴黎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或许他们会雇你写文章。”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他妈的！他们也不懂。谁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从英文报纸上抄下来就行。不是有《每日邮报》吗？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邮报》是保守党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哦，那就照《每日邮报》的内容反着写，那样就没问题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也许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尤其是外国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一个密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的周报的办公室里出来，于是警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如果给他们逮到我去了这个秘密社团，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可是这个机会很好，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应，来带我们去了集会地。我不记得街名了，不过那是一条破落的街道，从塞纳河岸边向南延伸，离下议院不远。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倍加小心。我们假装随意在街上闲逛，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那个门——那是家洗衣店——然后再逛回来，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馆。如果这里被发现有共产党出没，很有可能会被监视，我们打算一旦看见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鲍里斯很享受干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将要跟杀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确认安全无事后，我们迅速钻进门。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些“俄国绅士”在天井对面的楼梯上。我们登上几段黑暗的楼梯来到一处楼梯平台。一个体格强壮、一脸阴沉的年轻人站在楼梯上端，他头上发线很低。我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开双臂拦住去路，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口令！”看到我没应声，他严厉地说道。
我停下脚步，心里很害怕。我没想到还有口令。
“口令！”那俄国人重复了一遍。
鲍里斯的朋友原来走在后面，现在走上前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在说口令或解释情况。这样一来，一脸阴沉的年轻人似乎很满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毛玻璃窗。这里看起来是个破旧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语的宣传海报和一张粗制滥造的巨幅列宁像。桌旁坐着一个只穿衬衫、没刮胡子的俄国人，他面前放着一堆报纸做的包装纸，他正朝上面写地址。我进门时他对我说法语，口音很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