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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是用户名@LostwithoutU。我对Twitter一无所知，页面上的文字消沉压抑，充斥着关于自杀的各种形式的描述。但是头像上的杨·格里尔却不是住在我家的那个。这个女孩更大一些，十八九岁的样子。她在展示手腕上的撕裂伤，带着一个令人揪心的微笑。最后的更新是两周前。我不知道她那样做了没有，不知道她是否已经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好奇。
“来了，陌生人。”
我立即把屏幕最小化，好像做坏事被当场抓住了一样。这是在一步步地犯罪吗？别去想犯罪，我对自己说，这是调查。
然而，我的表情却完全是一张罪行告白。
卡西迪·克努森站在门口。她换掉了铅笔裙和三寸高的高跟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不太正式，而在我看来却更显魅力的衣服。她身着紧身牛仔裤，宽松的黑色毛衫从一边的肩膀上滑落，露出红色内衣的蕾丝花边。她拽着毛衫，好像要把它拉长，但是一松手，衣服又缩回去。她放弃了，抬起一只脚别在另一只上，靠着门框。“我以为这个周末你在家办公。”她说。
“是的，”我回应，顺手拿起小票——背面写着杨柳·格里尔——揉成一团。“募股说明书，”我两只手来回颠着纸球接着说，“家里有点儿乱。”
“佐伊？”她问。谁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十二岁的孩子把家里搅成一锅粥的呢？
“其实，”我承认，“是海蒂。”卡西迪满含同情地道歉，好像是我在暗示我们的婚姻有问题似的。而她的脸上还挂着过分关切的表情。
“听你这么说，我真难过，克里斯，”她自己走进来，坐在我对面没有扶手的办公椅上，“想聊点儿什么吗？”她一边说着，一边非常女人地双腿交叉，向我靠过来。带着忧郁气息的男人，思绪跑向另一个方向；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希望你对她知无不言。
“海蒂一贯那样，”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不应该谈论负面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羞愧地补充道。卡西迪说：“海蒂是个好女人。”
“最好的。”我说，并用力从脑子里赶走对卡西迪·克努森穿绸缎内衣和捏褶的性感睡裙的幻想。
我注视着用图钉钉在墙上公告板上的结婚照。我和海蒂结婚的时候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海蒂上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抚摸着照片说过真漂亮。我耸耸肩回答：“相框坏了。我在抢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把它碰到地上。”卡西迪理解地点点头，她知道，我的整个事业都取决于最后一分钟的冲刺。
照片在预言着什么。我想，保护我们的玻璃外框碎了，我们被撞出了无数隐秘的小洞，某一天会被撕开。那些小洞全有自己的名字：房屋抵押的贷款、未成年的孩子、贫乏的交流、养老金、癌症。我看着卡西迪精心保养过的手指摆弄着我桌上的台灯，银行家常用的那种古董绿的老式台灯；我看着她拨动灯链，看着她用修长的手指绕住它，然后往下拉，然而我想起一个词：出轨？
不。从来没有。我和海蒂都没有。
柔和的黄色灯光洒满房间，和天花板上晃眼的白炽灯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和海蒂仅仅交往了几个月就结婚了。和她在一起，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的：就像空气。我也知道这是我想要的：这正是我当年最迫切的圣诞愿望。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带着满嘴的金属矫正器度过了未成年的发育期。我曾经牢骚满腹地抱怨它们勾住口香糖，粘在我的嘴里。“以后你会感激我的。”妈妈总是这么说，她一辈子被参差不齐的牙齿折磨得够呛，她恨极了。是的，我确实要感激她。矫正多年以后，我有了一个能吸引多数人目光的微笑。这样的微笑在联谊会、访谈和陪客户吃晚餐的时候，当然也包括和女士约会的时候发挥了奇妙的作用。海蒂常说是我的微笑在那晚的慈善酒会上首先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十二月，我记忆犹新，她穿着一袭红衣。为了激励我的团队，我付了两百美元去参加那个该死的活动。为了面子上好看，我们公司包了两张桌子，十六到二十个座位，每个位置两百美元，但是我们几乎没人知道到底要支持什么项目。
直到后来和海蒂跳舞的时候我才知道，并且更多地了解了芝加哥的文盲问题。
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那是在和海蒂结婚之前。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伍德先生？”卡西迪问。她靠回到椅子里，用修剪整齐的指甲捋着头发说，“你想说吗？”
我说：“不。不说更好。”我想起海蒂上一次对我做出的让步，她在出门寻找流浪女之前，听取我的建议换上了一条牛仔裤，再往前是一小块花生酱和奶油的对抗。不过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凡是大事，我必输。回回如此。
“这就是人生？”卡西迪用法语问，我用法语回答：“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生活。
然后，我注视着卡西迪蓝灰色的眼睛，回忆起她第一次走进会议室的情景。她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穿的紧身九分裤，黑鞋，当然，还是两三寸高的跟儿。我手里的浓缩咖啡洒在犬牙花纹衬衫上，我的老板突然唐突和无力地介绍她是“城里的新姑娘”，然后盯着她的屁股，随着她走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她掏出一沓前天晚上吃晚饭时送的纸巾，以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用的方式，帮我吸干了衬衫上的咖啡。
“她像一条美女蛇，是不是？”海蒂曾经这样问过。去年夏天公司野餐的时候，她们在植物园第一次见面，海蒂看着她慢慢地走远，她的屁股像绳球一样左摇右晃，好像随时会摆脱身体似的。
“什么是美女蛇？”佐伊问。海蒂让她看一个穿着无带连衣裙的女人，然后简单地说：“她。”
我拿起桌子上的硬币，说我要去自助机上买点东西。“想要什么吗？”我问，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说：“不用，谢谢，我就走了。”我走在空旷的走廊里，去简陋的办公厨房找自助机。我买了想要的高浓度咖啡，一边喝一边往回走。
我构思着“寻找杨柳·格里尔”的下一步计划，从走廊的瓷砖迈上办公室金属黄的地毯时，恰巧看见卡西迪双手伏地跪在地毯上，正在捡掉在地上的笔，大概有十来支的样子。她宽松的黑色毛衫几乎拖到地板上，露出我先前看不见的红色内衣：低胸、尚蒂伊花边，有底托和风雅的弧线。
她的手里拿着我的电话。我瞟了一眼墙上的表，十二点已过，我的心沉了下去。
“海蒂，”她说，把电话递给我。她在笑。但是这个微笑既不漂亮也不礼貌，“找你的。希望你别介意。我替你接了。”
海 蒂
“接你电话的那个女人在做什么！”我对着电话咆哮。克里斯迟疑地说了声“你好”，他的语气谨慎，但是莫名其妙地轻快。我走出客厅，看见杨柳坐在沙发上，肩头垫了一块碗巾，婴儿趴在上面打嗝儿，杨柳像我教她的那样有规律地、一下一下地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在我看来，婴儿的脸被生硬地按在毛巾上，我怀疑她是否还能呼吸，她的身体倾斜着，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也很不舒服。
“嘿，海蒂，”克里斯反常地说，他在尝试让我冷静，心平气和，“都还好吗？”
我猜想那个女人一定坐在他乏味的、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里听我们谈话。我似乎看见克里斯看了一眼表，并朝卡西迪·克努森做了一个废话连篇的手势说明我在发飙——为什么她接你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去办公室和她一起加班？今天还有谁在？汤姆，还是亨利？——一发不可收拾。我感到血液涌上脖子，脸被憋成了深红色。我的耳朵火烧火燎的，开始头疼。我用两个手指捏住我的鼻腔，使劲地压。
我挂断电话，气哼哼地把它放回底座上。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大口大口地喘气，找出了所有不喜欢卡西迪·克努森的理由。她令人透不过气来，她聪明、狡猾、矫揉造作，好像她应该出现在某本时装杂志上，而不是整日盯着克里斯无聊的报表……
我最不喜欢她的理由是什么呢？相当简单，真的。我丈夫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长。他们一起飞往全国各地的繁华都市；在我和克里斯梦寐以求的高端昂贵的酒店过夜；在我们庆祝特殊日子如生日、纪念日等才去的高档餐厅吃饭；天天像过平常日子一样，可是绝非平常。
她接电话时刺耳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过分活泼的语调：“嘿，海蒂，克里斯刚出去，他马上回来。让我告诉他给你回电话吗？”她问我，我说不，我要等。我就这样等着，盯着微波炉上的表，听着卡西迪·克努森一直在摆弄克里斯桌子上的东西。我听见咣的一声，猜出她碰倒了笔筒，铅笔和圆珠笔纷纷落到地上。四分钟之后，我丈夫回来接起了我的电话。
“哎呀。”她咯咯地笑着，像没皮没脸的中学生。
我主观臆断卡西迪·克努森当过啦啦队队长，是那些穿着紧身超短涤纶裙和半截衫的女孩中的一员。她故意在一个可能不太规矩的男科学老师面前把铅笔掉到地上，然后坐在椅子上、四肢伸展着去捡，接着再声称受到了冒犯。
我调整自己准备去面对杨柳和露比的空当里，听见卧室门吱的一声开了，佐伊从她的房间溜达进客厅。没有声音，接着是佐伊有点儿尖酸和拘谨的声音。
“你怕过吗？”她问。我躲在厨房里，琢磨她是什么意思。
“什么？”杨柳问，我想象着她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穿着佐伊的衣服，现在上面沾着糖浆和睡觉时压出的褶。她坐在沙发边上，露比像醉汉一样打了一个嗝儿，两个女孩都笑了。
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点儿点气体就打破了僵局。
“我的意思是说在外面。”我猜佐伊一定用手指着飘窗，指向屋外城市中的骚乱：出租车在马路上穿梭，伴随着汽笛声和喇叭声；一个流浪汉在街角吹着萨克斯。
“有，我想有。”杨柳回答，她有些羞涩地承认，“我不喜欢打雷。”我再一次被这个女孩的真诚所打动，她坐在我的客厅里，抱着一个婴儿，坚硬的外壳保护着一个柔弱的身体，里面藏着所有珍贵和易碎的东西，她就是个孩子。一个对着鲜奶油和煎饼狼吞虎咽的女孩，一个被不关痛痒的雷鸣吓到的女孩。
我面对着这个活力四射的城市，当它终于在夜晚沉睡的时候，当太阳照在郊区的时候，当卢普区灯光闪烁的时候，它真的很美。但是离开这儿，在邻区、城区向北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晚上却是一片漆黑。零星的路灯像黑布上的补丁。僵尸活动的时间到了，他们在公园里、在克拉克和富勒顿沿街停业的黑屋子里游荡。住在高档社区并没有让我们远离罪犯。早间新闻屡次提醒湖景区和林肯公园的犯罪率激增，比如前夜的入室抢劫案，比如越来越多的暴力犯罪。你随时可以听到女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袭，或者在公寓楼里购物袋被抢的案例。晚上的邻区异常黑暗，寂静在耳朵里回响，一定是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
我走进客厅，两个女孩的眼神都有些局促不安。佐伊跳起来说：“你要干什么？”好像我没有权力待在自己家里似的。她觉得被我发现主动和杨柳聊天，并且表现出对她的好奇，无论是什么都很尴尬。
“我有东西给你们看，”我说，“你们两个。”然后我走了。
一个小时后，药效上来，露比的烧退了。发烧的时候，露比喜怒无常、急躁不安，杨柳和我都没有办法让她安静下来。无论喂食、摇摆还是安抚奶嘴，都不能让她把张开的大嘴闭上。于是，我们按照克里斯说的把她放进温水里，这才有点儿作用，然后我们给她的屁股抹上润肤剂，再换上新尿片和新衣服。克里斯只买了一条可以配白色连体服的蓝裤子，所以我把卧室橱柜里那个装宝宝衣服的箱子——写着错误的标签“海蒂的书”——拉到客厅，和两个女孩一起从带荷叶边的背心连裤外衣、动物印花的紧身连衫裤、带蓬蓬裙的连体衣、纯棉的睡衣和特意为婴儿的小胖脚制作的绸缎芭蕾舞鞋中挑选。
“嘘，”我掀开靛蓝色的箱子盖时对佐伊说，“别告诉你爸爸。”我的余光看见杨柳伸手抚摸这些衣服，但又马上把手缩回去，好像怕碰碎什么或者弄脏衣服似的。我突然有了一双千里眼，看见家长的巴掌让杨柳胆怯地把手从她想要的东西上移开。她退缩了，她低垂着双眼，内心备受煎熬。“没事的。”我说。我翻出最贵的一件放在她手上，她就像从来没有摸过一样，手指顺着灯芯绒的纹理滑动，然后小心翼翼地提起来贴在脸上，蹭了蹭。这不过是一条前胸带花的栗色背带裤而已。
“这些是什么？”佐伊从箱子里拎出一件天鹅绒和塔夫绸的连衣裙，2T码，她张大了嘴巴，偷偷瞄了一眼价签上该死的数字。“94美元？”她贪婪地盯着那件没人穿过的90多厘米长、有一个巨大的蝴蝶结的深蓝色衣服问。箱子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条和它配套的昂贵的连裤袜。
“十年前的，”我说，“或者更早。”回忆起那段时光，午休时我在卢普区的精品店里闲逛，这儿买一件连体服，那儿买一条紧身裤。如果克里斯问起信用卡账单上惊人的亏空，我就说是同事怀孕或者老同学要生孩子了。
“这些是……我的？”佐伊摸着一条配法兰绒灯笼裤的夏裙问。她放在自己身上比了比，我想，怎么解释呢？我可以说“是”，然后不再提。但是，有价签在上面，表明从来没有人穿过。
“我的爱好，”我说，“就像攒瓶子盖和运动卡。”两个女孩看着我，仿佛我刚从火星飞船里爬出来似的。“难以抗拒。”我说，“它们太可爱了。”我举起一双毛茸茸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