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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一年之后，北京。我考完学期末最后一门生物化学，走出教室，手机响了，陌生号码：“喂？哪位？”
“我，杰西卡。”
“谁？”
我花了三分钟才终于确认对方不是个骗子，而是几个月前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混蛋——我本想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可我想错了。“你在哪儿？”“北京。”“哇！这么巧，我也在北京。”
她的声音鲸鱼破冰般从电话那头传来，让我错觉一回头就能看到她站在背后，牛仔裤和大卫·鲍威背心，马尾辫。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见一面。”她语速极快，容不得我做出反应，“你这夏天有什么安排没有？”
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二次面，在北京。然后是，无数次。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找到的我，这么看来我当初没有给她我的电话号码是对的。这就是杰西卡·李，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只要对你有兴趣，她就总能够找到你。
也许就是这样，在我们失去联系长达五年之后，我才会在收到那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后不假思索地回答她：“阿姆斯特丹。我们应该再去一次阿姆斯特丹。”我甚至都没有先问一句，“你是谁”。
而那晚在我终于被实验数据打败熄灯上床之后，手机震动显示的那条短信内容是这样的：“嘿，我觉得，我们应该过一个最后的疯狂的夏天。”
当时我的确没有细想为什么是“最后的”，因为这家伙说话一向夸大其词，为了修辞不择手段。
“可是，去那儿玩什么呢？”对方很快回复我。
这个问题难住我了。除了抽大麻吃迷幻蘑菇，阿姆斯特丹似乎再无更多新奇的事情可以做了。大麻这年头哪儿都有，迷幻蘑菇呢？借导师的科研计划之福，我在尼泊尔、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小岛，早已领略遍无数个神奇的世界，和先知交谈，与风雨弹琴，在密林里获得相对论的秘密。但我再也没遇到过像杰西卡那样合适的旅行同伴。这让我对这些玩意儿也逐渐丧失了兴趣。不必杰西卡问，我知道那些风车、河道、花市、皇宫和梵·高博物馆，只会吸引我个把钟头，第二天，我会彻底失去对一个陌生城市的间离感，产生想要逃离此地去往下一个地方或者就此打道回府的渴望。“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容易适应环境了。”风景对杰西卡来说更无法构成吸引，因为她学静态摄影，早已不相信眼睛。毫无疑问，我们是两个缓慢步入虚无的危险的囚徒，在用各自的方法把自己逼上穷途末路，她拍下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夜晚，我则看了太多的书。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回复她。
几乎就是同时，手机亮了。
“你觉得，嫖娼怎么样？”这几个字在夜晚的手机荧光屏上显得触目惊心。
我只呆了片刻：“好。”
是的，没必要再确认对方是谁了，会想出这种主意的除了杰西卡·李，不会有别人了。而且，她一定是在给我发消息前就想好了整件事情。
我是不是还没跟你说，有一年夏天我是怎么差点儿被杰西卡拐去一起到意大利做职业性工作者的？那是在开往南法的火车上，我和杰西卡刚刚在科隆看完那个著名的大教堂——一出火车站就是，教堂和博物馆在一块儿，博物馆阶梯底下是一堆抽着劣质大麻的流浪汉。我们参观完无聊的博物馆，然后再次回到火车站，打算坐火车去法国南部转转。买票，上车，两站之后上来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对面。我们这样面对面坐着。过了一站。
然后又过了一站。
“嘿，你们觉不觉得这里有点热？”她似有意似无意地说——显然是有意。
我心想完了，然后掏出一本看了一半的侦探小说，这回她忍了两站才开口搭讪，真不容易。
接下来的半小时男人把什么话都倒了出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意大利男人是要领着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混血、美貌惊人的女人去意大利某个小城，做妓女。我继续专注于侦探小说，试图读掏出以来的第四页。我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杰西卡突然兴奋地拉住我：“我们也去怎么样？！”
“什么？去哪儿？”
她指指对面的男人，他正用迷人的微笑看着我俩，仿佛在提出一种生活可能性的邀请。
“去当妓女啊！”她十分认真，好像说的事和去华尔街当交易员、去非洲当志愿者，或者就是在中国老老实实做个公务员没什么区别。我得说，当她认真起来的时候，的确常常能打动你。而她总是显得十分认真。尽管嘴上说的往往是这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
后来她几乎就要这么做了。当意大利男人和那个漂亮女人站起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杰西卡也站了起来，好像已经和他们结为一伙。直到这时我才恐慌起来，后悔没有在刚刚那个意大利男人花言巧语鼓吹在他们那里当妓女是多么地惬意，并将此工作描述成一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时，制止住这个话题。是的是的，我知道杰西卡干过很多没有脑子的事儿，比如有一阵她迷上拍候鸟，跑到新西伯利亚群岛那里蛰伏了好几个月，差点因冻伤而截肢；又比如有一次她要进行一项拍摄计划，对象是流动马戏团，结果拍完照片她就完全失去了对这个项目的兴趣，打算加入马戏团，后来走钢索时差点摔成脑震荡才作罢。其实是因为她从医院出来之后，早已不知道马戏团所去何方。一开始我对她的话总是半信半疑，因为她的工作其实说来很普通，一个自由记者。那是五年之前，媒体还没有日薄西山，有大把的预支稿费供她全世界挥霍。我不知道是因为职业训练还是天生如此，她总爱把那些看上去很普通的事情描述得异常夸张。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她就是在说谎。有一次我就是这样目睹她把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一件道听途说的杀人案，描述给了另一个陌生人听，到她嘴里，已经成了我们亲眼看见的几乎是好莱坞大片剧情的凶案。对方听得目瞪口呆，然后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他供职于某著名出版社，如果可能的话，请之后联系他，他正在策划一本类似于《我亲历的100件谋杀案》的枕边读物。我猜杰西卡在绘声绘色描绘那案子之前，就从对方接的那通工作电话里听出了他的工作，就在我去上厕所的工夫。她酷爱信口雌黄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要不是有一次无意间我看到了她拍的那些照片，连她告诉我的之前做的那些事都要怀疑是真是假。
毕竟它们都太不寻常了。
但是深究起来，照片也不能证明什么。也许她并没有真的跟随一家流动马戏团跑了好几个地方，而仅仅是买了张游乐场的门票。也许她也并没有去新西伯利亚的冰原，我是说，至少没有待上三个整月那么久，而且当地有足够的供暖和住宿设备。
当我发现她总爱夸大其词后，就习惯性在她向陌生人兜售那些冒险故事的时候，指出哪些细节是错的，把那些故事的传奇色彩往回拉那么一点点。而这么做了之后，我就会感觉和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一块儿旅游，稍微安全了一点点。
仅仅是一点点。
她通常不会否认我说的，也不会肯定，而是介绍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读过很多书。”对方通常会礼貌地朝我点点头。然后她会非常认真地挑战对方：“她真的读过很多书哦，不信你问她，随便问，就比如法国十八世纪改进了蒸馏酒设备的那个男人是谁。快快快！”然后对方就会，也许是无奈地，重复一遍杰西卡的那个问题：“那么，法国十八世纪改进了蒸馏酒设备的那个男人是谁？”
我操。谁他妈知道是谁啊？
第一次她这么干的时候，我只能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她不会下不了台，只会轻轻“哼”一声：“她知道，她就是不想告诉你。”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后来有一次鬼使神差，我竟然配合了她：“亨利·朗格卢瓦。”
“看吧！她是不是很厉害？”
可是对方会迟疑一下：“这名字听起来很耳熟。他不是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那个……”
哦，我们不幸遇到了一个有点儿知识的人。“是啊，”我微笑道，“这是不是很巧？他们名字一样。”
事后我会告诉杰西卡：“这是最后一次”。
“知道了。”她每次都这么回答，然后再下一次的时候，再突然抛给我一个测试题：“快问问她，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羚羊现在在哪个国家的动物园？快快快！”
“哥本哈根。”
对方可能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哥本哈根？”
“你不知道？”我惊奇道，“只有丹麦人专注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主义设计，才能把跑得最快的羚羊拴住。哦不，他们从来不拴它。”
说得跟真的似的。
不过不得不说，我发现信口雌黄确实能让人获得快感。
为了弥补配合她说这种无聊的谎话带来的心理愧疚，我决定早晚有一天，要把有关杰西卡·李的一切都写下来。原原本本地，完全真实地，不加任何夸张地，写下我知道的关于杰西卡·李的一切，以及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总觉得有一天，她会用一个弥天大谎把全世界都骗住。那时我写下的东西就会毫不留情地揭穿她。
杰西卡·李，一个骗子。
可当她真的站起来准备和那个意大利男人走的时候，我是真的被她唬住了。我相信她完完全全被男人说的话打动了，准备就此过一段浪荡美好的日子，在意大利某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当妓女，我相信，这事儿她完全干得出来。但当时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我目瞪口呆地坐在座位上，火车已经停了下来，经停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我又一次地“石化”了。我看着杰西卡拎着收拾完毕的行李跟在他们后面，转过身要朝车门的方向走去。
然后她突然停了下来，回头看我，十分惊奇似的：“你怎么还不动？”
我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你难道并不想去？”
说实话，要不是想到我的电脑里还有六份暑期结束要交的课业报告，我那时大概真的差点儿就站起来了——
她好像明白了我在想什么，然后把行李又丢回了座位上，然后对意大利男人说：“不好意思，我同伴好像并不想去。”
“你一个？那也行。”
“不不，我也不去了。”
“啊？”
“你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没法丢下她。”她神色平静，好像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大概是她唯一一次在介绍完我之后没在后头接“她读过很多书”。
我一点儿都不感动。事后想想，说不定这早就在她的计划内，她就是想要吓吓我，最后再来这么一出。是是是，她是曾经去过新西伯利亚拍候鸟，去过马戏团拍走钢索的人，可是哪个神经病会想要去意大利某个连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都没有的地方当妓女啊！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在骂那个土耳其和叙利亚混血的姑娘。她真的很美。
我已经扯了太多没用的，还是说回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破镜重圆的这件事吧。我介绍了这么多，你总可以料想到，当她提出要去嫖娼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太当回事。也可能是这个人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太久，过去的那些荒唐的经历在我身上的痕迹慢慢淡化，我已经习惯性把那些不切实际的行动和语言当成一种玩笑。或者是校园里晚九朝五的生活又再把我变回了那个循规蹈矩的书呆子，除了实验数据、论文和导师的发际线之外，每日就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我又谈了几次恋爱，分了几次手。后来的那几次分手，我真的不再伤心。现在我有一个异地的男友，我们每周五谈婚论嫁，准备择良辰吉日拜访各自父母，然后结婚。然后也许我会放弃博士学位，去个随便什么公司老老实实赚钱，生子，变老，死于高压锅爆炸。
五年了，杰西卡，我已经不再想起你了。也不再想你。
可是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收到短信之后，我立刻订了机票，单程机票。五年前吃过的那些亏我总还没忘，返程机票总会因为杰西卡的种种意外而不得不改签，甚至退票，损失大笔大笔的钱。现在的我，经济状况比五年前宽裕很多，但我绝不允许自己把钱浪费在这种人的不靠谱上。
2015年7月20日这一天的傍晚，世界上正在发生许多大事。它们没有一件和我有关。我从阿姆斯特丹中心车站走出去，对面的教堂钟声响起，电车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开过，自行车群风驰电掣，迎面吹来带着运河气息的风，我不费什么功夫就看到杰西卡站在路的对面冲我微笑。牛仔裤和齐柏林飞艇背心，马尾辫。和十年前一样，和五年前在苏丹的最后一面也一样。事实上，我记忆中的她似乎从来没有改变。从来都没有改变。
我看着她穿过马路跑向我，笑容像以前那样灿烂。我放弃了应有的克制，也对她报以微笑。
越来越近，然后她终于站在我面前，我愣住了：
“你不是杰西卡·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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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一定是哪里出了错。”
她拿着那本厚厚的《米其林旅游指南：荷兰》反复钻研那一页，厚厚的眼镜让我觉得这世上总算还有人在看书。而这幅画面让我再次确认，这个人绝不是杰西卡·李。她怎么可能会指望通过《米其林旅游指南》找到一家提供男妓服务的夜总会，上面可能还打了三星？我甚至怀疑杰西卡连米其林是什么都不知道，她根本就是个从不会按照任何指南行事的人。
“小姐们，你们如果不看表演的话，最好往边上站站。”那位门房对我们不耐烦起来。现在是晚上9点，红灯区开始热闹起来。这家招牌挂着“红磨坊”的性爱表演酒吧无疑是这里最火爆的一家。
“表演？我们也有兴趣。”
“噢？”门房立刻拿出做生意的派头，“表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