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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他与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的交往能力却越来越差，很多人不愿意和他分享他们神秘的犹太复国主义想法，也不愿意和他分享体育锻炼的激情。他们开始邀请他参加晚会，在那里大家都开始找自己的另一半，但弗雷迪感觉不舒服，便借口说不去，直到最后他们便不再邀请他。
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给那些比他小的组织球队和比赛，这让他感到很舒服。组织排球队、篮球队的激情使得孩子们都被弗雷迪的热情所感染。他的球队永远都能战斗都能进决赛。
“加油！加油！继续！跟进！继续跟进！”他站在场外向孩子们喊着。“如果你不为胜利而战，那失败之后就不要哭！”
弗雷迪·赫希不哭，从来都不哭。
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
对他来说，唯一的哭泣是汗水，来自于长时间做俯卧撑时，紧绷的肌肉进行着机械性的拉伸和收缩。他很满足地站了起来。能让一个男人感到满足的就是闭口不谈事实真相。
5
鲁迪·罗森博格在比克瑙待了差不多两年，这简直就是个壮举。一次不幸让他成了一个十九岁的囚犯，而且还谋得了一份记录员的工作，就是准时把那些登记新囚犯和死囚犯的册子带到一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人的活动行为非常受限。他的这份工作对于谨慎的纳粹分子来说极其重要。因此，鲁迪·罗森博格不穿统一的条纹制服，总是自豪地炫耀着自己的那条任何时候都舍不得丢弃的旧马裤，但是这在奥斯维辛来说已经是很华丽的服装了。除了看守、厨师以及一些可信任的职位，比如记录员或是营地的秘书之外，所有的囚犯都穿着脏兮兮的条纹制服。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比如家庭营地。
经过隔离营的哨所，面对与他对面而过的卫兵时他会报以囚犯们亲切的微笑。他告诉卫兵们他要带着这些名单去男囚营，他们都没有刁难他。
走在比克瑙集中营外部的营地道路上，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远处森林的一排排树木看上去有点模糊。一阵微风给他带来了灌木丛中蘑菇、苔藓的香味。这一刻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自由的味道有如潮湿的森林。
他们已经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来讨论那个神秘的家庭营地。年轻的记录员再次想起了几个月前一些事情。在集中营这个可怕的地方，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记不住日期。就像是指南针靠近北极就会失灵一样，在奥斯维辛大家也都不知道日子。
那是9月的一个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等着同样的东西：穿着制服的囚犯。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头发全被剃光，而且对来到奥斯维辛这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闻起来有股肉烧焦的味道的世界感到很茫然。但当他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桌子后面有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扎着两条金黄色的辫子，手里抓着一只毛绒绒的玩具熊，并露出开心的笑脸。小女孩也看着他，他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经过了这么多的暴行，这个斯洛伐克人已经忘记了还可以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没有恐惧、没有怨恨、没有愚蠢的行为。她只有六岁，在奥斯维辛居然还能活着，他觉得这就是个奇迹。
无论是他还是抵抗组织都没有解释过为什么纳粹分子在集中营要留着孩子们的性命。这种现象只有在吉普赛人营地才有，因为门格勒上尉要用他们来做种族实验，而从不用犹太人孩子。12月的时候有从泰雷津的捷克犹太人居住区运来了一批人。
运送囚犯到这里程序始终都是一样的：到了站台之后，推搡和殴打他们下车，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两大组，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从医生面前走过，然后再把他们分成左右两边。但健康的可以作为囚犯的人另外放在一边。老人、孩子、孕妇和病人放在一组，他们不会被拉到集中营这个地方，而是直接把他们拉到营地的高级区域：火葬场。他们会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劳动。毒气室也在那个位置。
当鲁迪·罗森博格到达位于男囚营某个营房后面的集合地点时，有两个男人在那里等他。一个人系着厨师围裙，面色苍白，他说他叫莱姆，别无其他。另外一个，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穿着很普通：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如同他的脸一样皱巴巴的毛衣，感觉他的一生都写在了脸上。他刚开始做苫顶工的工作，后来是男囚营27号营房的负责人助手。
纳粹分子们已经收到了12月份犹太家庭营的新囚犯名单，但是他们想要罗森博格给他们报一份更加详细的。这个斯洛伐克人跟他们确认12月份来了5000个从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被驱逐而来的犹太人，两列火车连续跑了三天才把他们运到家庭营地。而从9月份开始，囚犯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可以留头发，也允许孩子们住进营房。
两个抵抗组织的领导者默默地听着鲁迪·罗森博格的话，他的话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但要让他们领会有点费劲：一间像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死亡工厂，在那里尽可能地压榨那些斯洛伐克囚犯，选择这种毫无利益的方式把这里变成一个家庭营地。这个做法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还是不明白。纳粹分子都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但是他们都不蠢啊。他们为什么会允许小孩子们住在一个强迫劳动的营地？他们还要吃饭，还要占地方，而且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斯赫姆莱夫斯基小声嘟囔道。
“这会不会是疯狂的门格勒上尉做大量实验所需要的？”
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罗森博格好奇地关注了一件事情，9月份运来囚犯的牌子上写着一个特别说明：六个月之后特别处理。于是SB6这几个数字和字母便被刺在了他们身上。
“有人调查过这个‘特别处理’吗？”
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在空中飘着没有人去抓。波兰厨师专注地用指甲抠着他那很久以前就不是白色了的围裙上已经干掉的油污。就像其他人吸烟一样，抠掉脏脏的围裙上的油污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瘾。斯赫姆莱夫斯基低声嘟囔着大家都在想的事情：这里还有比杀人更特别的处理方式。
“但这有什么意义？”鲁迪罗森博格问他，“如果他们想杀掉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六个月的时间内提供他们食物？这不合逻辑啊。”
“应该是有逻辑的。当你距离他们很近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学到东西，这就是因为一切都有逻辑，这种逻辑无论是可怕的、残忍的……但总之它是有逻辑的。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意发生的。应该多少会有点逻辑。德国人做任何事情都会讲逻辑的。”
“那特别处理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带到毒气室……我们该怎么做？”
“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甚至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正在这时，一个又高又壮但看上去有点紧张的人走了过来，他也没有穿囚犯的制服，而是穿着一件高领毛衣。这在囚犯中是一种很少有的特权。鲁迪假装要走，而波兰人却示意他留下来。
“感谢你能来，什洛莫。我们从特遣队得到的消息非常有限。”
“斯赫姆莱夫斯基，我们能在此久留。”
什洛莫夸张地摆动着双手。从这个细节上，鲁迪断定他是拉丁人。他的推断没有错，因为什洛莫的确是来自塞萨洛尼基的意大利犹太人社区。
“我们对毒气室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多少。”
“今天上午，有300多人在2号火葬场，几乎全部都是女人和孩子。”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他们俩，好像是在问是否确实可以解释这种无法解释的情况。他夸张地摆动着双手然后望向天空，但天空阴沉沉的。“由于他们必须赤身裸体进入火葬场的大厅，我还必须帮一个小孩脱鞋，因为她妈妈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当我帮她脱鞋的时候，她还不停地吐舌头玩，因为她还不到四岁。”
“他们不会怀疑什么吗？”
“但愿上帝能原谅我……他们刚刚挤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这里，所有人都被吓呆吓傻了。一个手拿机枪的党卫军告诉他们说要给他们消毒、带他们洗澡，他们都相信了他。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党卫军们让他们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甚至告诉他们记住那些号码以便于待会儿再取回衣服。他们这样做就会让大家以为还会回到这里。最后为了防止他们走失，让大家把鞋带都绑在一起。这样，最后大家就会很整齐地拿起鞋子然后很容易地把他们带到‘加拿大’营地，在那里选择最好衣服然后运送到德国。德国人懂得利用一切。”
“你不能通知那些人吗？”鲁迪突然说道。
他马上感觉到斯赫姆莱夫斯基那严厉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鲁迪此时没说什么。但是这个意大利—希腊人用他那种痛苦的说话方式回答他，从他口中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有歉意。
“愿上帝原谅我。没，我没有通知他们。为什么要通知呢？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能做什么？反抗带武器的卫兵？他们会当着她孩子的面打她，在地上踩她。事实上，他们也会这样做的。如果有人问什么，他们会用枪托打掉牙齿不让他们说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了，所有的人都看向另一边。党卫军不允许行进途中出任何差错。有一次，一位穿着很整齐、挺直身板的老人牵着她六七岁的孙子来了。她知道，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但她知道党卫军会杀掉他们俩的。她躺倒在一个党卫军的脚下，然后跪着乞求他们把她杀掉，让她孙子活着。你们知道党卫军怎么做了？他把裤子的门襟拉开，掏出他的家伙开始向老人身上撒尿，老人羞辱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今天还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女人，可以肯定是来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她很难为情地脱光了自己。为了帮她遮挡一下，我背对着她站在她前面。之后她非常羞臊地赤裸着身体站在我们面前，于是她让她女儿站在她前面帮她挡着，但是她还是冲我甜甜地笑了一下表示感谢……”他顿了一会儿，其他人也都保持了安静，为了不厚颜无耻地看着那位裸体的母亲抱着她的女儿，他甚至低下了头，“他们又带着一些人进来了……愿上帝原谅我。党卫军催促着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塞进来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能容纳的数量。如果有健康的人，党卫军会把他们留在最后，然后强迫他们汇聚成群使劲往里推里面的囚犯。之后毒气室的门被关上，里面有一些用来欺骗他们的淋浴头，让他们继续相信他们是来洗澡的。”
“然后呢？”斯赫姆莱夫斯基问。
“我们打开毒气室的盖子，一个党卫军扔下一大桶‘齐克隆’气体，然后等待大概十五分钟……之后，一片安静。”
“他们痛苦吗？”
什洛莫深吸一口气，抬头望着天空。
“愿上帝原谅我……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当你进去之后，你会看见堆积如山的尸体。肯定有一些是被压在下面活活窒息而死的。当毒气进入身体之后，人就开始有了剧烈的反应，伴随着抽搐和窒息。尸体上都是粪便，眼睛瞪得很大，身体出血，感觉像是身体的内脏都爆裂了似的。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扭曲的胳膊像爪子一样和别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脖子使劲向上伸着寻找着空气，感觉脑袋都要和身体分离。”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负责剪头发，主要是给那些长发的和有辫子的剪头发，然后把那些头发装进卡车。因为我的工作很轻松，有时我会和其他同事轮流去拔金牙，有时也会去把那些尸体拖进货运电梯从地下室送到火葬场。拖尸体的时候很恐怖。首先得把他们跟别的尸体分开，最麻烦的就是胳膊，上面粘着血和其他东西。你拖着他的手，但他们的手都是湿的。拖上一会你的手也就黏糊糊的什么都抓不住了。最后，我们就用死去的老人的拐杖钩住脖子来拖他们，这是最好的方式。到了火葬场之后就会把他们烧掉。”
“我听说有时候会用工具。”
“也只是用他们所谓的‘扫帚卡车’，这个只有在最后才用，用它来拉站台上行动不便的那些人：残疾人、病人、年纪很大的老人。这个车直接停在火葬场前，抬起翻斗然后像倒沙子一样把他们倒在地上。脱光衣服然后把他们塞进毒气室非常费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揪着耳朵和胳膊让他们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一个党卫军会冲他们脑袋上开一枪。在他们倒地之前我们要快速松开脑袋，因为血会像喷泉一样一下子喷出来，如果溅到党卫军身上，他就会生气惩罚我们，甚至有可能在那直接给我们一枪。”
“我们每天要讨论多少起谋杀罪？”
“谁知道。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永远都不会停止。每场至少有二三百人被杀，这还只是在咱们这个火葬场。有时一天一场，有时一天两场。有时候那些火葬场无法焚烧太多的尸体，他们就会命令我们把尸体带到森林的一片空地。我们把尸体搬上汽车，然后再把他们卸下来。”
“你们埋掉他们吗？”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他们不愿意。愿上帝原谅我。他们会被浇上汽油烧掉，之后用铁锨把骨灰装上汽车。我认为他们用它做肥料。由于胯骨太大烧不掉所以最后会被粉碎。”
“天哪……”鲁迪低语道。
“可能还有人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吧。”斯赫姆莱夫斯基很严肃地对他们说。
当他们举行这个消极会议的时，两个营地开外的地方，蒂塔走到了位于厕所附近的22号营房。她四下里看了看，没有党卫军也没有可疑的人。尽管这样，她还是摆脱不掉那种被人监视的感觉。但她还是进了那个营房。
那天早上，清点完人数之后，蒂塔注意到了一位老妇人，她不畏禁令，在铁丝网附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