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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曲。“库拉”是一个可怕的上士，就连他也觉得有点紧张，因为和他一起的是比他更可怕的人。
“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她听到有老师嘟囔道。
战争之前，蒂塔的妈妈经常弹奏钢琴，因此她对贝多芬非常熟悉。她发现之前她听到过有乐迷用这种特殊的吹口哨的方式来吹交响曲。之后她被关在一个封闭拥挤的货运列车车厢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列车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人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被驱逐出了布拉格并被流放。列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永远不会忘记列车门打开时金属的噪音，不会忘记第一丝冷冷的空气中夹杂着的肉烧焦的味道，不会忘记夜间强烈的探照灯灯光把火车站台照得像手术室一样。紧接着就是呵斥声、用枪托击打货车车厢的声音、枪击声、哨子声、尖叫声。在这些声音之中，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从一个十分镇定的上尉嘴里吹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党卫军的头领，连自己党卫军的人见着他都害怕。
那天，这位上尉从蒂塔旁边经过，她看见了他完美的制服，洁白的手套，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战争中获得的唯一奖章。他停在一群母亲和孩子前面，微笑着用戴着手套的手友好地摸了摸其中的一个孩子。然后指着一对十四岁的双胞胎——兹德涅克和希里卡，一个队长把他俩从队列中揪了出来。妈妈揪住卫兵的军服下摆，跪在地上哀求着别带走他们。上尉十分镇定地说道：
“任何地方对待他们俩都不会像约瑟夫先生对待他们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前的确这样。在整个奥斯维辛都没有人敢碰双胞胎，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上尉要拿他们来做实验。没有人敢像他一样考虑德国女人怎样生出双胞胎，这样就会使得雅利安人成倍地增长。女孩要求门格勒松开那两个男孩的手，而他只是继续心平气和地用口哨吹着交响曲。
现在，同样的口哨交响曲在31号营房也响了起来。
门格勒……
营房负责人的房门随着一声轻微的猫叫声打开了，赫希走出他很小的房间，假装很和蔼惊讶地看着党卫队的到来。双脚很响亮地并拢立正向门格勒敬礼，这是一种区别军衔的尊敬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军人态度——不卑躬屈膝。门格勒几乎看到了这一切，但他继续全神贯注地把手背在身后吹奏着，好像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而上士“库拉”，正如大家都这样叫他，双手缩在一直垂到离枪套不远的膝盖上方的军服袖筒里，用近乎探照灯似的眼睛仔细地察看着营房。
杰克贝克没有搞错。
“搜查。”“库拉”命令道。
和“库拉”一起的党卫军们重复了他的命令，声音大到几乎可以穿透监狱的铁柱。蒂塔站在一圈女孩中间，打了一个寒颤，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几乎都能听到书本和肋骨之间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在她身上搜到这些书，那么大家就都完了。
“这不公平……”她嘟囔道。
她只有十四岁。生命对于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她不想这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当她抱怨命运的时候，妈妈许多年一直重复给她的一些话便会出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战争，蒂塔……这就是战争。”
她当时太小了，小到几乎都无法记清没有战争的年代，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和在被掠夺去一切的那个地方一样也把书藏在衣服下面，或者同样在她的脑海里保留着一本记忆的相册。她闭上眼睛，试图回想起没有恐惧的时候世界是怎样的。
她看到1939年初，九岁的自己站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侧目看着那个用他那巨大的如同黑拳的眼洞巡视着城市所有屋顶的骷髅。
在学校的时候，有人曾向他们讲过这个大钟是15世纪时一位叫哈努斯的钟表师设计出的机械表。但是从奶奶们口中听到的传说却使她感到悲伤：国王命令哈努斯建造一座天文钟，而且每一个整点都要用到自己的图像。建成之后国王命令其手下将哈努斯弄瞎，以免他再给其他君主制造出同样伟大的钟表。为了报复国王，钟表师把手伸进机械表内以阻止其转动。当齿轮夹断手时，钟表停止了转动，甚至好几年之内都未能被修复。到了晚上，有时会听见那只断手在机械表的齿轮之间上下游走。骷髅摇晃着小铃铛，天文钟的表演开始了：一队机器人分别从两边开始旋转，提醒着人们时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向前走，就像是巨大的机械表盒里面的小机器人一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一样。然而，痛苦的折磨，使得她现在发现，九岁的小女孩还不会注意到这一切，只是认为时间就是无法逾越的黏稠的可乐或是一潭死水。因此，在她那个年纪，如果表盘旁有骷髅的话就会被扔在地上。
蒂塔，紧紧地抱着那些可能会把她送去毒气室的书，回想着她那幸福的童年。当她陪着妈妈去市中心购物的时候，总是喜欢停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但她并不是为了看天文钟的表演（事实上那个骷髅会让她很紧张，虽然她不愿意承认），而是为了有趣地侧目而视着那些从首都经过的外乡人，因为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小机器人，他们惊恐的表情和傻笑会让她偷偷地笑，之后她就会给他们起绰号。她记起来她驱走悲伤的最好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给所有的人起绰号，尤其是她们的邻居还有她父母所熟识的人。傲慢的戈特利布夫人，自以为很了不起总是高昂着头，她给她取名“长颈鹿夫人”；下面街上的基督教徒织造师，完全秃顶而且很瘦弱，她在心里叫他“秃球先生”。她记起自己追了几米的有轨电车，电车摇晃着小铃铛，在老城广场处转弯，然后蜿蜒前行，渐渐地消失在约瑟夫街区。记起了自己跑向奥尔内斯特先生的商店，她妈妈经常在那里买一些织物给她做冬天的大衣和短裙。她至今都记得她非常喜欢那家店，店门口有一个装满各色线圈的发光招牌，那些线圈会自下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亮起，然后又从头开始。
如果她不是一个离开其他小孩而到处幸福地跑来跑去的小女孩，当她经过那些报摊的时候，也许就会注意到报摊前排着长队的人们，也许也会注意一厚沓《人民报》，新闻标题被分成四栏，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政府同意德国军队入驻布拉格。这比站在报摊前叫喊更醒目。
蒂塔睁了会儿眼睛，看着那些在营房深处搜查的党卫军们。他们甚至连钉在墙上的画也掀起来要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下面。没有人说话，党卫军们到处乱翻的声音在这个有潮霉味的营房被听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有害怕，这是战争的味道。这一点她能记起，而且经常会出现在她记忆里的就是，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和平闻起来就像是周五一整晚慢火炖出的鸡肉浓汤的味道。她已经记不起烤羊羔的味道，也记不起鸡蛋面配核桃仁的味道。白天一整天在学校，晚上和玛吉特以及其他的同学们玩跳格子游戏和捉迷藏，这些在她脑子里已经有些模糊了……直到所有的一切都慢慢消失。
成长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即使有一天童年会过去，就像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被埋在黄沙下面一样。她也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不知道日期，但那天是1939年3月15日。布拉格在抖动中迎来了天亮。
大厅的水晶吊灯在不停地抖动，但她知道这不是地震。因为既没有人跑，也没有人感到慌乱。爸爸端着早餐的茶杯看着报纸，假装无所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
她在妈妈的陪伴下出门去学校。整个城市都在抖动。在走向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开始听到嘈杂的声音，那里抖动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感觉什么东西在抓脚底板。随着她们越走越近，越能察觉到这种声响。蒂塔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非常好奇。当她们到达学校之后，拥挤的人群使得她们无法穿过街道，除了能看到一道由后背、大衣、后颈、帽子组成的人墙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妈妈突然停了下来，紧绷着脸，突然一下子显得很老。妈妈抓住女儿的手想从人墙后面绕过去，然后从另一条路去学校。但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一下子挣脱了妈妈牵着她的手。因为她很瘦小，所以很容易就从人行道拥挤的人群中挤了进去，并且站在了第一排，正好就站在了警察手挽手组成的警戒线后面。
噪音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边三轮摩托车从前面经过，车上载着身穿油光闪亮的皮大衣、胸前挂着摩托车眼镜的士兵们。他们的头盔闪闪发亮，这些头盔是刚刚由德国中部的工厂生产的，上面任何伤痕也没有，更别提战争的印记了。紧随其后的是驾满大型机枪的战车，接下来是轰轰隆隆的坦克，就像来势汹汹的大象一样缓慢地穿过大街。
她记起来她一直觉得从街上穿过的队伍就像是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内的机器人一样，几秒钟之后小门关上，就消失不见了。抖动应该停下来了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次不是机器人组成的行进队伍，而是人群。就是在那些年，她大概懂得了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虽然那时她只有九岁，但也能感到害怕。没有音乐、没有笑声、没有喧闹、没有口哨声……只是一个无声的行进队伍。为什么那些人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为什么没有人笑？忽然，那个寂静的行进队伍让她想起了送葬队伍。
妈妈冰冷的手把她从人群中拽了出来，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布拉格在她的眼中又恢复了以往欢快的样子。她好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看到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地在她脚下继续抖动着，城市也抖动着，妈妈也抖动着。妈妈绝望地使劲拽着她试图把行进队伍远远地甩在后面，甩掉队伍急匆匆行进时溅在她那漂亮的漆皮鞋上的大泥点。蒂塔紧紧地抱着书。她痛苦地记起也就是那一天她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月经。从此不再害怕骷髅和那些鬼故事，而是开始害怕人类。
2
甚至对那些贴在墙上、躺在地上的囚犯看都不看一眼，党卫军便在营房开始了他们的搜查。德国人是这样搜查的：首先是容器，然后是容器里的东西。门格勒上尉转身和弗雷迪·赫希说话。弗雷迪一直坚定地站在那里，纹丝未动。她心想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赫希会给他说什么呢？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党卫军都会感到害怕的上尉，一直站在他的旁边，既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弗雷迪还要对他表现得很认真？应该只有极少数的犹太人敢大胆地和被叫做死亡医生的门格勒说话；还有极少数的犹太人和门格勒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或者是表面镇静但内心已经十分紧张。这样的一个距离，赫希觉得应该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和他说话，就好像是有人站在街上和他的邻居聊天一样。
有人说赫希是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也有人说德国人对他好是因为他也是德国人，甚至还有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完美的外表下肯定藏着什么肮脏的东西。
下令搜查的“库拉”做着一副让蒂塔无法看透的表情。如果他命令所有人都站起来，而且身体站直，如何保护这些书不掉下来？
任何一位老囚犯给新来的囚犯上的第一课永远都是：清楚自己的目标——活着。先是几个小时，接着是一天，然后就可能是一个星期。就这样一直延续着，永远不要做大的计划，也不要有大的目标，仅仅就是每时每刻地活着。活着是一个动词，而且只有现在时。
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她要把手伸进衣服底下取出书来，然后悄悄地把它藏在离她一米远的凳子下面。当大家都站起来发现党卫军在那里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指认她的，因为所有人都有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他们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带去毒气室。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会关闭31号营房。蒂塔问自己这种关闭真的很重要吗？有人曾给她讲过一些老师最初是如何反抗的。难道教孩子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可能永远不会活着离开奥斯维辛？告诉孩子们北极熊和背诵九九乘法表难道不比给他们说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的烟囱会排出焚烧尸体的黑烟更有意义吗？弗雷迪用他的权威和激情说服了他们。赫希告诉人们31号营房将会成为孩子们的绿洲。
绿洲还是幻景？有些人还在怀疑。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还是保护那些书，为了生命而战斗。
副官在他的长官面前立正，接到明确的指示之后，立即用专横的声音吼道：
“站起来！立正！”
人们在一阵慌乱中都站了起来。慌乱的瞬间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自救。蒂塔一松开胳膊，书从衣服里面滑落到膝盖。她立刻又紧紧地把书抱在怀里，由于使劲太大，感觉书都像骨头似的吱吱作响。保护书的时间每延长一秒，她的生命就会危险一秒。
党卫军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任何人都待在原地不许动。对于德国人来说最容易激怒他们的就是混乱，因为这会使得他们无法忍受。最初，当处理敌对种族（如犹太人）的最终决议开始生效时，那些血腥处决引起了党卫军很多官员的不满。最难以让他们忍受的就是：死尸和垂死的人混在一起，踩着尸体穿过血泥潭，那些垂死的人用手像爬蔓植物一样抓住他们的靴子，他们会为那些垂死的人补上一枪。从他们找到有效的方式来消灭犹太人，并且在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中心城市不会引起骚乱的时候开始，从柏林传来的大量罪行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仅仅只是战争的一部分。
大家都站在蒂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