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