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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就算是要放手，也轮不到我们。”阿忠哥说道。
我和梁红不解，何以一场拔河比赛能够达到这样的救心之效？
阿忠哥见我半信半疑，决定带我去甲仙小学看看。学校规模不大，灾害过后，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外面的学校就读，剩下的学生大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不如意的，学生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敏感和自尊。
我们夫妻俩在很多地方，北京、上海、洛杉矶，都做过分享会，分享我们这几年在路上的故事，在甲仙小学这一次，是我和梁红最动情的。这群小小年纪就经历过许多生死大劫的孩子们，他们依然带笑的脸，他们闪烁着希望的眼神，让我们无法不动情，无法不激动。我们在讲台上分享着，我们也在被他们感染着。
索马里街头，寒极雪地，太平洋中心，墨西哥圣井里，南极长城站滩头……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随着视频回忆着路上的惊险刺激和广阔壮美。
“食人鱼有多大只？”交流会上，一个男孩眨巴着好奇的双眼问我。
我笑着用手比画道：“食人鱼小的这么大只，大的这么大只，但每一只都特别地好吃。”全场哄笑。孩子们的脸上一副未受欺负的神情，对更远的外面世界里的未知，充满向往。
在拔河训练室里，摆满了奖杯、奖牌，那是甲仙小学拔河队这几年的成绩，是这些孩子们的荣誉勋章，也是甲仙这片土地的希望之源。
我意外发现了一排旧鞋，鞋底一律磨得溜滑，鞋尖也都不争气地开嘴了，但它们却被像宝贝一样供奉起来，整齐地码在一起。甲仙小学的拔河教练张永豪说，这是甲仙小学拔河队刚成立时留下的，谁都舍不得扔掉。
训练室有几个铁片垒起的吊石，学生们身上绑着绳索，奋力拉起吊石，这是小学生拔河手们的训练器材。梁红自告奋勇地上去试了试，小脸涨得通红，吊石依旧纹丝未动。一小孩走过来，轻易就拉起60公斤的吊石，问他多重，小孩不好意思地说道：“55公斤。”
梁红不服气，要组队跟他们PK。我、梁红、阿忠哥，再搭配一个学生，我们混合组290公斤对阵小学生组270公斤，我们还讨了20公斤的便宜。我想着自己毕竟身宽体胖，不能太欺小，决定留点蛮力。
“预备”，教练一声令下，对面传来整齐划一的喊杀声。孩子们一齐后仰，双脚抵死顶住地面，靠鞋面与地面的摩擦力站定。我们这边因为缺乏统一口号，已经自乱阵脚，而对面偶有小朋友倒地，手也始终死死拽住绳子。孩子们的眼神坚定，释放出强大的气场。我开始能理解，为什么这群孩子，能给甲仙带来希望。
教练张永豪说：“孩子们参与拔河运动之后，他们会找到自信心和成就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个团队运动中，也能找到同学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代表甲仙，获得全高雄市小学生拔河比赛的冠军之后，在接下来的台湾小学生拔河比赛中，又拿到了第二名。载誉而归那夜，这个乡镇像过节一样，全民狂欢。还留守在这里的乡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打出横幅，夹道鼓掌。简易温暖的烟火在街头升起，鞭炮齐鸣，唢呐共奏，大家奔走相告，迎接着这些拔河队的小英雄们。
不放手，就有希望。
在甲仙被灾难和痛苦裹挟着，几乎要被人遗忘的时候，孩子们的成绩让乡民们再次升腾起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将这个故事拍成了纪录片《拔一条河》，他问小朋友“你在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在想着怎么赢对方”，小朋友的回答是：“我们都没有想赢不赢，我们想的都是可不可以不要输。”
“大家团结一心不放松，抓住同一条绳子，好像就是甲仙的写照，就像拔河一样，其中一个放手，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懦弱下去，而应该坚强地去为甲仙做一些事。”阿忠哥说。
阿忠哥在甲仙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热心公益和公共事业，几乎甲仙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他也乐于去帮助每一个人，跟所有人说“加油”。
对于灾害的频频光临，阿忠哥执拗地认为不能全怪老天爷，他指着暴发洪灾的那条河说：“本来一条好好的河道，我们一直占，占到它河道变窄，它一直忍着，一直退退退，退到最后，大河忍无可忍了，跟人类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于是灾害也自然而然地就来了。”
这就是大自然，人类和自然本就该是和谐相处。一味索取，大自然总会有“生气”的那一天。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必然饱含血和泪。
“我们这边的自杀率非常低。”阿忠哥仰起脸，一脸自豪。灾害过后，甲仙人自发组织了各种社团，拔起同一条河——不向自然灾害认输。
高雄市甲仙救难协会，是当地重要的民间救援组织，阿忠哥也是协会的成员，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救援训练。
这支救援队全部由本地乡亲组成，他们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训练，如绳降、操舟等，在灾难来临时，他们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救援；等官方力量到来时，他们会帮忙指路，提供协助和支援。
第一次接受正规的救援训练，我内心兴奋异常。到达训练场时，甲仙救难协会理事长罗万昌给我下达了训练任务——高空垂降。我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山坡，心里倒抽了口凉气，这山坡足足有70米高，横断面跟地面几乎呈90度，又险又陡，上面遍布页岩，一脚踩下去可能就有碎石滚下，人容易失去重心，救人不成反要被救。
当然，对垂降我还是有些经验的，当年为了进瓦鲁阿图的马鲁姆火山，我也专门做过了一些学习和训练。梁红一路跟着我爬上山顶，手臂被树枝划出了几道口子，到达山顶的时候，她累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把绳索在一棵大树上固定，她不放心，再三查看，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还不忘叮嘱一句：“小心碎石。”
那一刻我似乎又回到了马鲁姆火山口，当时我已经下降到火山里，梁红在上面，平静地交代着其他队友：“如果老张出事儿了，我也不走了。”往事一幕幕，只言片语胜过山盟海誓。迎着梁红紧张而又蓄满温柔的双眼，我冲她点了点头：“放心。”
垂降时控制身体平衡是一大考验，既要保证大腿根部的主绳不能移位，同时右手还要始终握紧主绳；随着身体下降，逐渐松动主绳。这个过程中身体和脑子的反应速度都要跟上，脚踩在松垮垮的崖面上，让人很不踏实，我隐约听见脚底的碎石在窸窸窣窣地松动。
我开始慢慢找到感觉，一点点朝地面逼近。
“小心，下面有大坑，走之字形。”对讲机里突然响起老罗焦急的声音。我往下一看，乖乖，右下方有一个凹陷的大坑，碎石密布，这要是一脚踩上，无法附着壁面，整个人失去重心，我可能就被拍到岩壁上，然后就悬挂在半空中了。
我定了定神，将绳索引导到另一个方向，放慢垂降速度，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个大坑。成功避险后，我难掩得意，朝老罗做了个胜利手势。
阿忠哥也顺利完成了训练任务，他抹了一把汗说：“上面调拨的财政力量有限，但是民力是无穷的，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几乎都有救援队，都是自发组织的。”救援队里，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本该膝下承欢的年纪，却穿起红色的救援服，两眼精光，随时准备为保卫家乡出力。所有成员都是义工，刚组队时甚至没有装备，很多人都是自己掏钱去买。
突然有些感伤，如果当年在汶川，当地就有这样专业的民间救援力量，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获救。
据阿忠哥透露，灾难后的几年里，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只要有志同道合的人在，他们就不孤单，也不会想放弃自己的生活，放弃这片土地。大家齐心协力拔一条河，拔一条绳，纵使天灾人祸，也没有放手的理由。那么家，就始终都在。
看着身旁的梁红，我们两人一对眼，相视而笑，前所未有地平静。在我们之间，能感觉到这种微妙；携手相扶侣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生活和梦想的向往。
防空洞里的烈酒
万炮齐鸣遮天蔽日，到处都是轰隆隆的炮声，战火、硝烟笼盖了整个滩头。这不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是台湾的外岛金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金门岛成了两岸隔海对决的前沿阵地。金门离厦门就隔了一片浅海，本岛距离不到十公里，最近的礁岛甚至只有两公里多远，我直接游泳过去都毫无压力。1958年8月23日的震天炮响，让金门这座岛屿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我们此次到台湾的“蜜月”之行，无意去探秘56年前的两岸关系、美苏企图和世界格局大动态的史事，我们想找的，是当年那场断断续续持续十年的隔海炮战，砸到这片土地上的炮弹，现在都去哪儿了？
一进岛，映入眼帘的是各种战防设备，所有山都被掏空了，修建成了军事设施。长长的海岸线上，防登陆和空降的“鬼挑柴”桩子直指蓝天，坦克战车的炮口指向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厦门。
与厦门的现代繁华、游人如织不同，金门更像一个简朴的乡镇，路上偶见三三两两的老农扛着锄头慢悠悠地走着。这片祥和安宁，让我们全然想不起曾经的炮火染天际。
驱车前往岛上一处神秘的军事设施。这是一个晦暗的洞穴，一踏进去我能感到空气中游离的阴森感，头顶上昏暗的白炽灯没精打采地亮着。我大大咧咧地说着话，耳旁回响着变异了的回音。真应该来个剧组，这是绝好的拍鬼片场景。梁红挨近了我，有些害怕地抓住我的手。
当年两岸关系紧张时，大陆奉行“单打双不打”策略，一到单数日就要往金门发射炮弹、塞着传单的宣传弹，而金门则挖了许多幽深的防空洞，这个洞穴就是其中之一。
穿过潮湿、阴暗、低矮的长廊，推开一扇锈迹斑驳的大门，里面没有蝙蝠惊飞、虫鼠乱窜，也没有长枪短炮，倒是整齐有序地陈列着一排排的大酒缸。
金门有三宝，贡糖、高粱酒和菜刀。这里现在算是个宝库，储存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门高粱酒。
酒坛子上已爬满了青苔，不知道的人初见这个，没准还会以为是古时陈酿，在这儿沉睡千年了。看着梁红满脸惊异，我捋着光秃秃的下巴装模作样地科普道：“之所以选择在地下储酒，就是看中了这里温度和湿度恒定，酒容易储存。”
遥想当年，炮火染天际……
每个坛子上都贴着标签，俯身就近查看其中一坛酒，赫然写着：“储藏9年，酒精度59.9度。”单单几个数字，就看得让人喉咙喷火。
酒香穿透土陶缸子，开始在空气里弥漫开来，刺眼、刺鼻。我脑子一阵发晕，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勾住了般，呛出声来。我用力抹了抹脸试图清醒，没有奏效，光闻着这浓郁的酒味儿，我就已经醉得晃晃悠悠了。一旁的梁红笑盈盈地看着我，她的酒量甩我好几条街这事儿我知道。
“其实我特别期望能喝上一口。”她狡黠地说道。
渡海做客，难得梁红酒兴大发，这个小愿望还是要实现的。出了潮湿醉人的洞穴，我们奔向了高粱酒厂。
酒厂里各项酿酒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位工人端上来一个小竹筒，空气里霎时多了抹清洌的酒香。凑过去鼻子闻了闻，香而烈，这竹筒里的酒足足有80度，喝下去我估摸着五脏六腑都得烧起来。
见我面露难色，旁边的梁红则捋起袖子，一展女汉子的豪迈气概，伸手就接过了竹筒，率先啜了一口。龇牙咧嘴，梁红吐着舌头分外可爱，她边哈着气用手扇着，边竖起了大拇指：“好酒。”
咽下口水，我壮着胆子接过了竹筒，闭眼抿了一口。一股清洌又刺激的细流涌入口腔，滑入喉咙，甘醇而涩苦，继而刺激涤荡着我的五脏六腑，引燃每一处它流淌过的地方，烈火在体内熊熊燃烧。我瞬间就感觉天旋地转，完全不辨南北西东了。
酒酣耳热，再继续在这样的空气里待下去，我可能就地躺下了。被搀扶着出了酒厂，海风一吹，我才稍微酒醒。不远处一片挖掘机轰隆隆作业的工地上，一枚炮弹被挖出，我和梁红凑了过去兴奋地蹲下来，好奇地端详着这枚锈迹斑斑的“怪物”。
赠你一枚炮弹
挖出炮弹，这本该是件天大的事，但在金门，实在太平常不过了。
1958年的“8·23”炮战，仅那一天，大陆就向金门打了近50万发炮弹。
岛上有一家钢刀厂，向导带我们过去，说当年那些炮弹最后的归属地，就是这里。一个身形瘦削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拿着钳子在火炉旁烧制一块钢板。他叫吴增栋，今年58岁，他的外号比名字要响亮许多：“金门刀王”。
“刀王”的身旁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炮弹，堆积如山。
吴老出身打铁世家，是家里的第三代传人。他把当年从大陆飞来的炮弹切成块，打磨成名噪一时的金门菜刀。这种炮弹钢刀比普通钢材质地更为细密，不怕热胀冷缩。“当年一开始打的炮弹，是会炸开的，后来慢慢地局势缓和，单打双不打，而且更多的不是打实弹，而是裹着传单的宣传弹。我们这边的这些炮弹，就是当年没有爆开的宣传弹。”吴老边抡着大锤边向我们讲解。
我对手工制作天然着迷，很想拜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