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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到她有没有佩戴黄星——她和她母亲应该在一周前就要开始佩戴——这说明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当天只是把多拉当成一名离家出走的普通少女来处理的。至少警察并不是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的始作俑者。
我没有找到这位萨洛蒙小姐的踪迹。她是不是还活着？从资料上看她应该在法国犹太人总会工作，一个由法国知名犹太人士领导的组织，在德军占领期间负责针对犹太社群的救济工作。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确为很多人提供了救济，但可惜它创立时的身份暧昧，因为它是在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授意下创建的，德国人认为一个诸如此类受他们掌控的组织更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像他们在波兰很多城市搞的犹太居委会6一样。
法国犹太人总会的知名人士和工作人员有一张“合法证”，可以让他们免于抓捕和监禁。但很快，这种优待就不算数了。从一九四三年起，几百名法国犹太总会的领导和员工被抓捕送往集中营。在这些人的名单中，我找到一位名叫阿丽丝·萨洛蒙的，她在自由区工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份有关多拉的档案要送呈的那位萨洛蒙小姐。
是谁做的这份记录？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一名职员。这就意味着法国犹太人总会的人知道多拉和她父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是塞西尔·布吕代，多拉的母亲，在绝望中向这个组织求助，就像大部分生活极度窘困、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犹太人一样。这个组织也是她的渠道，从那里获知三月份就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的丈夫消息，给他寄包裹。她想，兴许在法国犹太人总会的帮助下，她最终可以找回出走的女儿。
“如果有需求，警察局（杰弗尔码头）的女社工会给予必要的帮助。”一九四二年这样的女社工有二十名，隶属于刑事警察局的保护未成年人大队。她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由主管警署署长助理负责。
我找到一张当时其中两名女社工的合影。两人都是二十五岁左右。她们穿着黑大衣——也可能是藏青色的——头上戴着一顶橄榄帽，别着一枚两个字母P构图的徽章：警察局（Préfecture de Police）。左边的那个社工一头褐色头发，垂在肩上，手上拿着一个挎包。右面那位好像抹了口红。在褐色头发那位社工身后的墙上，有两块牌子，上面那块写着：警署社工。牌子下面有一个箭头。箭头下面：“9：30—12：00值班”。下面那块牌子上的字被褐色头发女社工的头和帽子挡住了一半。但还是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外……处
便衣警察
下面有一个箭头：“走廊右手……门”。
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几号门。
十九
我在想六月十五日多拉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到六月十七日做完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是否让她跟母亲一起走出警署？
如果她能离开警署，在母亲的陪伴下回到奥尔纳诺大街的旅馆——离警署很近，只要沿着埃尔梅尔路走——这就意味着三天后，当萨洛蒙小姐和位于杰弗尔码头12号的警察局保护儿童处的女社工联系过后，派了人来找她的。
但我感觉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我常常走埃尔梅尔这条路，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奥尔纳诺大街或从奥尔纳诺大街到蒙马特尔高地，尽管我闭上眼睛，想到多拉和她母亲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他们的旅馆房间，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仿佛和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一样，还是不免悲从中来。
我相信六月十五日，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命运的齿轮已经启动，而多拉和她母亲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孩子们的要求会比父母高，他们在敌对势力面前态度会表现得比他们的父母更激烈。他们把父母甩得很远很远。而他们的父母，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
面对警察、萨洛蒙小姐、警署女社工、德国人的指令和法国的法律，塞西尔·布吕代应该感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要佩戴黄星，丈夫被关押在德朗西集中营，而且生活“穷困”。她在多拉面前表现得不知所措，而多拉却是个反叛者，曾经几次想撕破那张朝她和她父母撒下的网。
“因为她连续多次离家出走，档案上注明让她去一家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
或许多拉是从克里尼昂古尔警署被直接带去警察局的拘留所，这也是惯例。那么她就应该见识过有气窗的大厅、牢房和草垫子，垫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犹太人、妓女、普通罪犯、政治犯。她应该见识过臭虫、恶臭和女看守，她们都是穿着黑袍的修女，包着蓝色的小头巾，别指望她们有一丝的慈悲心肠。
或许她被直接带到了杰弗尔码头，9：30—12：00有人值班。她沿着右边的走廊走，一直走到那扇我一直不知道是几号的门前。
不管怎么说，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她应该是坐上一辆囚车，车上已经有五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要不然这另外五个女孩是依次从各个警署带上车的。囚车一直把她们送到图雷尔，位于里拉门附近莫尔提埃大街的监狱。
二十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图雷尔监狱保存了一份名册。封面上写着：女囚。里面有先后到达此地的女囚的姓名。都是在被捕时拒捕的女犯、一九四二年八月前的女共党、违反德国人条例的犹太女人。条例有：不准在晚上八点之后出门，要佩戴黄星，不准擅自通过沦陷分界线去自由区，禁止使用电话，不准拥有自行车、无线电通信设备……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在这份名册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入狱
439.19.6.42.第五多拉·布吕代。25.2.26.巴黎十二区。法国人。奥尔纳诺大街41号。J.XX德朗西13/8/42。
那一天排在多拉后面的是另外五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的名字：
440.19.6.42.第五克洛蒂娜·文内贝特。26.11.24.巴黎九区。法国人。莫瓦讷路82号。J.XX德朗西13/8/42。
1.19.6.42 .第五泽丽·斯托利茨。4.2.26.巴黎十一区。法国人。莫里哀路48号。蒙特勒伊。J.德朗西13/8/42。
2.19.6.42 .拉卡·伊斯拉洛维奇。19.7.1924.罗兹。索引。J.（字迹无法辨认）路26号。由德国当局移交，批次19/7/42。
3.玛尔特·纳什马诺维茨。23.3.25.巴黎。法国人。玛尔卡岱路258号。J.XX德朗西13/8/42。
4.19.6.42 .第五伊万娜·皮图恩。27.1.25.阿尔及尔。法国人。马塞尔—桑巴路3号。J.XX德朗西13/8/42。
警察给她们每个人都编了号。多拉的编号是439。我不知道“第五”所指为何。字母J应该指：犹太人。每次都加了德朗西13/8/42：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三百名关押在图雷尔的犹太女子被运到德朗西集中营。
二十一
六月十九日星期五，多拉到达图雷尔的那一天，午饭后所有女人都被集中在兵营的操场上。三个德国军官在场。命令十八到四十二岁的犹太女子背过身去排成一排。其中一名德国军官已有完整的名单，给她们逐一点名。其他人回房间。六十六个女人和其他同伴分开，被关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没有一张床，没有一把椅子，她们被隔离了三天，看守们守在门口。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五点，大巴车把她们送到德朗西集中营。就在当日，她们坐上流亡的列车，人数不止九百。这是首批从法国送往集中营的人中有女人的。威胁就盘旋在头顶，但人们不太清楚如何去命名，有那么一时半刻，人们甚至忘了这种威胁的存在，但对图雷尔的犹太人而言却越来越清晰。在多拉被监禁的头三天，她就生活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星期一早上，当天还没亮，她透过关着的窗户，和被关押的所有同伴一样，看着六十六名女子离开。
一个警察局的公务员在六月十八日或六月十九日颁布了把多拉·布吕代送去图雷尔兵营的命令。这是发生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还是在杰弗尔码头12号的保护儿童处？这份遣送命令一式两份交给囚车的押运人，盖了章并签了字。在签字的时候，这名公务员有没有意识到他这个动作的意义？说到底，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签名，此外，女孩被送去的当地警署还有一种委婉、让人安心的称呼：“住所。监管中心。”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五点离开，多拉在上周四到图雷尔时照过面的那群女子当中，我可以确定其中几个人的身份。
克罗黛特·布罗什当时三十二岁。她是在去福煦路盖世太保总部探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被捕的丈夫的消息时被捕的。她是极少数被送去集中营后生还的人。
约赛特·德利玛尔二十一岁。克罗黛特·布罗什在警察局的拘留所认识了她，之后两人在当天被送去图雷尔关押。据克罗黛特的见证，约赛特·德利玛尔“在战前就生活艰难，没有幸福的回忆可以让她从中汲取力量。她完全崩溃了。我尽我所能去安慰她[……]。当我们被带到寝室、开始分配床位的时候，我坚持要求不要把我们分开。我们一直到奥斯维辛都没有分开，但很快斑疹伤寒把她带走了”。这就是我对约赛特·德利玛尔的一点点认识。我多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
塔玛拉·依赛尔里。她当时二十四岁。医学院学生。她是在克吕尼地铁站被捕的，原因是在“大卫星下面佩戴法国国旗”。从后来找到的身份证上得知，她住在圣克鲁的布藏瓦尔路10号。她有一张鹅蛋脸，淡栗色的金发，黑色的眼睛。
伊达·勒维娜。二十九岁。留下几封她写给家人的信，在拘留所写的，之后是在图雷尔的兵营。她把最后一封信从巴尔—勒杜克火车站的列车上扔下来，铁路工把信寄掉了。她在信中说：“我在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但我给你们写信时乘坐的列车是向东开的：或许我们会去很远的地方……”
艾娜。我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十九岁。她是因为和男友入室盗窃抢了十五万法郎现金和首饰被捕的。或许她梦想能用这笔钱离开法国，逃脱压抑和充满威胁的生活。她被带到轻罪法庭。因为偷盗她被判了刑。因为她是犹太人，人们没有把她关到普通监狱，而是关在图雷尔。我对她的偷盗行为充满了同情。我父亲和同伙在一九四二年也偷过位于大军路的SKF公司的滚珠轴承仓库，他们把赃物装在卡车上，运到奥什路的黑市去倒卖。德国人的条例、维希政府的法令、报刊文章都把他们当作害群之马和不法分子，于是他们为了生存开始亡命天涯。这是他们的光荣。我也因为这个热爱他们。
我对艾娜的了解除此之外微乎其微：她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在波兰的普鲁什库夫，住在奥伯坎普夫路142号，和她一样，这是一条我常常走的坡道。
阿奈特·泽尔芒。让·若西翁。一九四二年，人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在花神咖啡馆。他们在自由区躲了一阵子。之后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在一个盖世太保军官写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点他们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
我得知法国侨民（雅利安人）让·若西翁，哲学系大学生，二十四岁，住在巴黎，想在圣灵降临节期间娶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出生在南锡的犹太女子安娜·玛尔卡—泽尔芒为妻。
若西翁的父母千方百计想阻止他们结合，但他们
没有成功。
我于是作为预防手段，下令逮捕犹太女子泽尔芒并把她送去图雷尔兵营关押……
一张法国警察局的档案：
阿奈特·泽尔芒，犹太女性，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出生在南锡。法国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被捕。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十日关押在警察局拘留所，六月十日到六月二十一日被送去图雷尔兵营，六月二十二日被送往德国。被捕原因：计划和一个雅利安人让·若西翁结婚。两位恋人书面保证放弃结婚的打算，这也符合年轻人的父亲H.若西翁医生的强烈意愿，他希望两人就此打消结婚的念头，希望只是送年轻的泽尔芒小姐回她父母家，不让她有任何顾虑和担忧。
但这个使用非常手段拆散一对年轻恋人的医生实在是太天真了：警察并没有把阿奈特·泽尔芒送回家。
让·若西翁于一九四四年作为战地记者去了前线。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一份报纸上读到这则启事：
寻人。《自由射手报》7有一名同事失踪：若西翁，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生在图卢兹，家住巴黎泰奥多尔德邦维尔路21号。九月六日作为《自由射手报》的记者和一对年轻的前抗德游击队员——勒孔特夫妇，乘坐一辆黑色的雪铁龙11出发，前轮驱动，车牌号RN6283，车尾印有白色字样：《自由射手报》。该报社同仁感谢所有能提供线索的知情者。
我听说让·若西翁开车冲向一队德国兵。他用机枪朝他们扫射，他遭到了还击被击毙，他这么做完全是去送死。
次年，一九四五年，让·若西翁的一本书出版了。书名：《一个人在城里走》。
二十二
两年前，我在塞纳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找到一个男人的绝笔信，他是和克罗黛特·布罗什、若赛特·德利玛尔、塔玛拉·依赛尔里、艾娜、让·若西翁的女友阿奈特等人一起在六月二十二日被送上同一列火车的。
信是放在那里卖的，和其他普通的手迹手稿一样，这说明收信人和他的亲友也不在世了。一小张信纸上正反两面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