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9节

满了小字。是某位罗贝尔·塔塔科夫斯基在德朗西集中营写的。我从信中得知他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敖德萨，战前他曾是《插画报》艺术专栏的作者。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也就是五十五年后的一天，我誊下了这封信。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塔塔科夫斯基夫人

戈德富瓦—卡凡尼亚克路50号　巴黎11区

我是前天被点到名要被送走。我早有思想准备。整个营地都惶恐了，很多人在哭，他们害怕。唯一让我觉得麻烦的是我要求寄了很久的衣服一直没有寄到。我让人寄了一大包衣服：我能否及时收到？我希望我母亲不要担心，谁都不要担心。我会尽我所能平安地回来。如果你们没有我的消息，不要担心，如果需要，你们可以去红十字会打听。去沃基拉尔地铁站附近的圣朗贝尔（十五区的市政府）警察局要五月三日被没收的证件。留意一下我的编号10107的自愿参军证，我不知道它是否在集中营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给我。请送一张阿尔贝蒂娜的版画给巴黎十一区德盖里路14号的阿诺维希夫人，是给一个室友的。此人会给你们一千两百法郎。写信通知她以确保能找到她。雕刻家会收到三区艺术画廊的邀请，这是我和关在德朗西的贡佩尔先生谈好的：不管怎样要保留三张版画，除非它们已经卖掉了或者编辑部留下了。如果模子还能用，你们可以考虑多印两张。我希望你们不要太难过。我希望玛尔特去度假。如果没有我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我遭遇了不测。如果你们能及时收到这封信，请尽量多寄一些食品包裹来，而且重量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只要是玻璃装的都会被退回，我们被禁止使用刀叉、剃须刀、钢笔等等。甚至连缝衣针都不行。不过这些问题我会努力自己解决。希望寄一些士兵饼干或无酵面饼。在我平时的通讯录里，我提到过一个叫佩尔斯马吉的同志，帮他找一下瑞典大使馆（伊莱娜），他的个子比我高很多，衣服已经很破烂了（去格朗肖米埃尔路13号找盖特诺）。一两块香皂，剃须皂，剃须刷，一把牙刷，一把刷子。我脑子里一团糟，我把生活所需用品和其他所有我想跟你们说的话都混为一谈了。我们出发的人数将近一千。在集中营里也有一些雅利安人。他们也被要求佩戴犹太人的标志。昨天德国上尉董盖尔来到集中营，一下就炸开了锅。让所有朋友尽量到别的地方去透透气，因为这里已经毫无希望。我不知道在出发前会不会先把我们送到贡比涅。我不把脏衣服寄回去了，我在这里洗。我不知道到了那边会是什么情形。偶尔去找一下萨尔曼夫人，不要去打听，了解一下情况就好。或许我有机会碰到雅克琳娜想搭救的那个人。一定嘱咐我母亲要小心，每天都在抓人，这里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有七十二岁的老人。直到星期一，你们都可以寄包裹到这里，甚至可以寄几次。给比昂费尚斯路的法国犹太人总会打电话，别让人把你们就这么打发走，这不是真的，你们平时把包裹带去邮寄的地方是收包裹的。我在前几封信里不想提醒你们，但我很奇怪一直没收到我出门所需物品的包裹。我想把我的手表或我的钢笔寄给玛尔特，我已经把它们委托给B了。在食品的包裹里，不要放任何容易变质的东西，因为包裹之后可能还要跟着我走。把照片放在食品或衣服的包裹里，不要留地址。如果可能再寄一些关于艺术的书籍过来，我会非常感激你们。我可能会在这里过冬，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们别担心。再好好读一读我写的信。你们就会知道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想要而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交待的东西。羊毛衫要熨一熨。围巾。还有药。母亲家铁罐子里的糖不多了。让我烦恼的是所有被关进集中营的犯人都被剃了光头，这甚至比佩戴黄星还要明显。万一失去联络，我会把消息送到救世军那里，告诉伊莱娜。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我亲爱的家

人，我昨天收到了行李箱，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还不知道，但我担心很快就会把我们送走。今天他们要给我剃光头。从今晚开始，要出发的人可能都会被关在一个特殊的楼里，严密看管，甚至去厕所都有一个看守陪同。整个集中营都沉浸在凄惨的气氛里。我不认为我们会经过贡比涅。我知道我们将收到路上吃三天的口粮。我担心会在其他包裹寄到前离开，不过你们不要担心，自从我到这里后收到的最后一个包裹很丰盛。我把所有巧克力、罐头和大香肠都收好了。你们放心，我会一直想念你们的。彼得洛希卡的唱片我想在七月二十八日让人交给玛尔特，完整的录音都在四张唱片里。我昨晚见到了B，谢过了他的好意，他知道我在这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面前推荐了雕刻家的作品。很高兴收到近照，我没有给B看，抱歉不能把作品照片送给他，但我跟他说了他随时都可以跟你们要。很遗憾不能继续给报纸写文章，如果我很快回来或许还来得及。我喜欢勒鲁瓦的雕塑，本来很乐意尽我所能写一篇小文章，哪怕是在出发前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念头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我请你们照顾好我母亲，我想说的是安排好人手。把我的心愿告诉伊莱娜，她是她的邻居。尽快给安德烈·阿巴蒂（如果他还在巴黎）打电话。告诉安德烈他已经得到地址的那个人，我在五月一号见过，然后三号我就被捕了（这只是一个巧合？）。或许这封有些语无伦次的信让你们感到惊讶，但这里的气氛很糟糕，现在是早上六点半。待会儿我要把不随身带的东西寄回去，我担心带的东西太多。如果搜查行李的人看中了，或者到了最后关头没有位置或他们心情不爽，就会把行李箱扔了（他们是犹太人问题警署的警察、看守或打手）。不过这还是有好处的。我一会儿把东西分分类理一理。你们一旦收不到我的消息，别紧张，别东奔西跑去打听，耐心等待，要有信心，相信我，告诉我母亲我宁可自己踏上的是这趟旅途，因为我看到有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跟你们说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和我的钢笔分开，没有权利得到纸张（脑海中闪过一个可笑的想法：因为刀是禁带的，所以我甚至连一把开罐头的钥匙都没有）。我不想充好汉，这样的气氛让人没有这个心情：很多病人和残疾人也被点名送走，人数很多。我也想到Rd，希天气！把我母亲的补助金放在心上，让法国犹太人总会帮助她。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和雅克琳娜和好了，她总是让人惊讶，不过说到底是个好姑娘（天色放晴了，应该会是好天气）。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到了我的普通明信片，我能否在出发前收到你们的回信。我想念我母亲，想念你们。想念所有热心帮助过我想让我自由的人。真心感谢那些让我得以“过冬”的人。我要先把这封信搁下了。我得去整理我的包。一会儿见。不管我母亲怎么说，把钢笔和手表送给玛尔特，这封信可能我不能继续写了。亲爱的妈妈，还有亲爱的你们，我深情地拥抱你们大家。要勇敢。一会见，现在是早上七点。

二十三

一九九六年四月的两个星期天，我去了东边的几个街区，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和图雷尔那一带，试图寻找多拉·布吕代留下的痕迹。我感觉我应该在一个冷清的星期天，退潮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已经荡然无存。匹克普斯街街角和加尔德何伊路上是一排排现代大楼。这些楼房中有一些还保留着加尔德何伊路的单号门牌，那一带曾经是寄宿学校绿树浓荫的围墙。稍远处，在同一边的人行道上，双号的那一边街道没有变化。

很难相信48号乙，窗户朝向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花园的楼房里，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个早上警察曾经上门抓过九个小孩和少年，那时多拉·布吕代已经被关在图雷尔了。这是一栋五层楼，墙砖的颜色很浅。每层楼有两个窗户，中间还有两个更小的窗户。在旁边，40号是一栋灰扑扑的楼房，做了加固。在这栋楼前面，有一堵砖砌的矮墙和一道栅栏门。对面，和寄宿学校围墙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有另外几栋小楼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54号，马上就要到匹克普斯路的地方，有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兰琪小姐开的。

突然，我很肯定，在多拉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她就是沿着这条加尔德何伊路把寄宿学校甩在身后的。我仿佛看见她沿着寄宿学校的围墙走着。或许是因为“加尔”8这个词让她起了出走的念头。

我在街区里走着，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当初那些要回寄宿学校的星期天的忧愁也袭上心头。我肯定她是从纳雄地铁站下车的。她拖延要跨过寄宿学校大门穿过院子那一刻的到来。她在街区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暮色降临。圣芒德街静悄悄的，两边绿树林立。我忘了那里是否曾经有过一条土堤。经过匹克普斯老地铁站的出口。或许她有时也从地铁站的这个出口出来？右边，匹克普斯大街比圣芒德街更冷清更荒凉。好像没有树。有的只是星期天晚上返校的寂寥。

莫尔提埃大街在一个坡上。朝南下坡。要到这条街上去，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星期天，我走的是这条路线：档案路—布列塔尼路—菲耶杜卡尔瓦尔路。然后走上奥伯坎普夫路，艾娜曾经就住在那里。

右边，在树荫底下，沿着比利牛斯路下去，就是梅尼尔蒙当路。140号的居民区在阳光下很冷清。在圣法尔若路的最后一段，我感觉在穿过一个荒凉的村庄。

莫尔提埃大街两边是梧桐树。从那里到里拉门前，是一直都存在的图雷尔军营营房的尽头。

这个星期天，大街上冷冷清清的，静得我都能听到梧桐树叶的沙沙声。图雷尔老军营围着高高的围墙，挡住了里面的楼房。我沿着墙走。墙上嵌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军事区域

禁止摄影摄像

我心想再也不会有人记得过去的一点一滴了。在围墙后面是一块无人之地，一个虚无和遗忘之境。图雷尔的老楼没有像匹克普斯路的寄宿学校一样被拆毁，但拆没拆都一样。

然而，在这一层厚厚的失忆下面，时不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一种遥远的回音，喑哑的，不能确切说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就好像置身在一个磁场的边缘，没有摆锤来探测磁波。在怀疑和内心不安的驱使下，人们贴了告示牌：“军事区域。禁止摄影摄像。”

二十四

二十岁的时候，在巴黎的另一个街区，我记得也有过和站在图雷尔围墙前体会到虚无感一样的情绪，却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有一个女友，常在不同的公寓和乡下的房子里借宿。每次我都趁机在书房里偷几本艺术书和限量编号版的图书，然后拿去倒卖。有一天，我们单独在雷加尔路的一个公寓里，在翻箱倒柜之后我偷了一个老音乐盒、几套非常优雅的西服、几件衬衫和十几双高档皮鞋。我在电话本上找一家旧货店的电话好把这些东西卖掉，我找到一家，在圣保尔花园路。

这条路从塞纳河的塞莱斯丹码头开始，和查理大帝路相交，在我前一年参加会考的那个中学附近。就在最后几栋楼房其中一栋的楼下，双号这边，就快到查理大帝路那里，有一道生锈的卷帘门，半卷着。我走进一个仓库，堆着家具、衣服、废铜烂铁、拆下来的汽车零件。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接待了我，很客气，建议过几天到现场“收货”。

离开他以后，我沿着圣保尔花园路朝塞纳河走去。单号这边路上的房子刚在不久前全拆毁了。后面是其他楼房。只留下一块空地和断壁残垣。在露天残存的墙面上，还可以看出过去房间的彩色墙纸、烟囱熏过的痕迹。仿佛这个街区遭到了一场轰炸，空寂的感觉因为这条通向塞纳河的冷清的小巷而变得越发强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旧货店的老板来到让蒂伊门附近的凯莱尔曼大街我女友的父亲家里，我约他在那里“交货”。他把音乐盒、西装、衬衫、鞋子都装到车上。他总共给我了七百法郎。

他邀我去喝一杯。我们在夏尔莱迪体育馆对面两家咖啡馆的其中一家前面停了下来。

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最终我跟他说我放弃了学业。然后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和表弟合伙在圣保尔花园路开了这个仓库。他在克里尼昂古尔门跳蚤市场附近还有一个店面。而且，他就出身于克里尼昂古尔门那个街区的一个波兰籍犹太人家庭。

是我开始跟他说起了二战和德军占领时期。他当时十八岁。他记得一个星期六警察去圣多安跳蚤市场抓犹太人，他奇迹般地逃过了围捕。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在便衣警察中有一个女警。

我跟他提到了每周六我妈妈领我去跳蚤市场时见到的那块空地，就在内伊大街一堆楼房的前面。他当年就和家人住在那里。伊丽莎白—洛朗路。我很惊讶我记得这条路的名字。那个被叫作“平原”的街区。战后那里被夷为平地，现在是一个运动场。

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很久没见的父亲。十九岁和我一样年纪的他，在做梦进入精英金融界之前，就靠在巴黎的几个城门附近走私过活：他走私一桶桶的汽油倒卖给车库，不付入市税，还走私饮料和其他商品。所有这一切物品都是逃税运进来的。

在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友好地对我说，如果我还有什么东西要卖给他，可以到圣保尔花园路去找他。他又多给了我一百法郎，或许是被我天真年轻的样子打动了。

我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我唯一记得的是他的名字。他很可能认识克里尼昂古尔和“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