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7节

斯特·布吕代是同一年。他经常去海德堡大学。他在汉堡做过图书管理员，并在那里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在夜的边缘》。后来，他在柏林一家出版社当职员。他不热衷政治。他感兴趣的，就是描写暮色降临不来梅港，弧光灯带着丁香淡紫色的白光，水手，摔跤手，乐队，有轨电车的铃声，铁路桥，轮船的汽笛，还有所有在夜色中找寻自己灵魂的人……他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在夜的边缘》从书店和图书馆的架子上被撤下来销毁了，书的作者成了“可疑分子”。他甚至都不是犹太人。他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只是因为书中弥漫出来的优雅和忧伤的气息。他在一封信中坦陈，他当时唯一的野心只是“让港口一带的夜，从晚上八点到午夜这段时间，变得缱绻；我想到我年轻时在不来梅待过的街区。一幕幕短暂的往昔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裹挟了芸芸众生”。轻盈流畅的笔触，淡淡地晕染出如诗如画的意境。

二战快结束苏联军队向西挺进的时候，他住在柏林郊区。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两名苏联士兵在街上要他出示证件，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花园里。他们没花时间分辨他是不是好人，就把他打死了。几个邻居把他埋葬在不远处的一棵桦树底下，并把他身上剩下的东西交给了警察局：他的证件和他的帽子。

另一个德国作家，菲利克斯·哈特劳伯，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也是在不来梅港土生土长的。他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在占领期间待在巴黎。这场战争和他那身灰绿色的军装让他深恶痛绝。我对他所知甚少。我只是在一本五十年代的杂志上读过他被译成法文的《小人物之见》片段。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把手稿交给了他妹妹。选文的题目叫“笔记和印象”。他在文中观察了巴黎火车站一家餐馆和里面的人，荒废的外交部，几百个落了灰尘、冷冷清清的办公室，当德国人在那里办公时，彻夜灯火通明，钟声在寂静中响个不停。夜里，他换上便装，为了忘却战争，让自己融入巴黎的街道。他为我们描绘了他夜游的一条线路。他在索勒弗里诺站上地铁。在特里尼德站下。夜黑黢黢的。那是夏天。空气是热的。他在宵禁的夜里沿着克里希路一路走去。在妓院的沙发上，他注意到一顶蒂罗尔式的帽子，不起眼，孤零零的。姑娘们在眼前一一晃过。“她们心不在焉，在绿幽幽的灯光下，像一群梦游的人。”他写道，“一切都浸染在一种奇怪的热带水族馆般的光线里，鱼缸的玻璃很热。”他也心不在焉。他远远地看着一切，好像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与他无关，他只在意日常生活微乎其微的细节，感受它的氛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一九四五年春他死于柏林，三十二岁，在最后的几场战斗中，他被错误地放在一个充满杀戮的末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穿着不属于他的军装。

现在，为什么我的思绪，会在众多的作家中挑中诗人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同一时期，厄运也降临在他身上，和前面提到的两个作家一样，似乎总有那么几个人要扮演避雷针的角色，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幸免于难。

我曾经走过罗杰·吉贝尔—勒孔特路。那时候，我和他一样常常去城南的街区：布吕讷大街，阿雷西亚路，普利马维拉旅馆，绿道街……一九三八年，他还住在奥尔良门街区，和一个德国犹太人露丝·克罗嫩伯格一起。后来，在一九三九年，他还跟她在一起，住在稍远一点的普莱桑斯街区，巴尔迪内路16号乙的一个工作室里。我曾经多少次走过这些大街小巷，却不知在我之前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已经走过……在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的格兰古尔路，一九六五年，我常常一下午都待在格兰古尔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住就住在蒙马特尔42—99号那条死胡同尽头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全然不知罗杰·吉贝尔—勒孔特三十年前也在那里住过……

就在同一时期，我遇见过一个名叫让·比尤贝尔的医生。我当时以为自己肺部有阴影。我请他给我开一份证明好免服兵役。他约我在阿莱雷广场他上班的诊所见面，他给我拍了片：我肺部什么都没有，我希望退伍，尽管当时并没有战争。只是，一想到要过军营生活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肯定就跟我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寄宿学校里一样度日如年。

我不知道让·比尤贝尔医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后，我得知他是罗杰·吉贝尔—勒孔特的挚友之一，后者在我那个年纪，也曾请他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了可以退伍让医生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胸膜炎。

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滞留在占领区的巴黎……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女友露丝·克罗嫩伯格在自由区被捕，当时她刚从科利乌尔镇的沙滩上回来。九月十一日，她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一周之后就是多拉·布吕代。露丝·克罗嫩伯格，一个出生在科隆的年轻女子，因为种族歧视法，于一九三五年来到巴黎，那年她二十岁。她喜欢戏剧和诗歌。她学了缝纫，制作舞台服装。她很快就在蒙马特尔的一众艺术家中结识了罗杰·吉贝尔—勒孔特……

他一个人继续住在巴尔迪内路的工作室里。后来，一位在街对面开咖啡馆的费尔马夫人收留了他，照顾他的起居。他已经变得跟幽灵一样。一九四二年秋，他开始在城郊游荡，一直走到布瓦科隆布的山楂路，为了从某个名叫布雷阿瓦纳的医生手中搞到能让他弄到一点海洛因的处方。他在频繁往返的路上被人盯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逮捕并被送进戒毒所。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但因“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克隆布、布瓦科隆布、阿斯尼埃尔等地没有正当理由非法购买并持有镇静剂、海洛因、吗啡、可卡因……”被判假释等候法庭传唤。

一九四三年初，他在艾皮奈诊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费尔马夫人安排他住在咖啡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住院期间把工作室借给一个女大学生住，女生在那里留下一个盒子，里面是一管管的吗啡，他就一滴滴地服用。我没有找到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卢塞医院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名叫《生命，爱情，死亡，虚空和风》。

我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在一九四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孔蒂码头15号公寓，从一九四二年起我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前一年这套公寓租给了莫里斯·萨克斯——我童年的卧室就是那朝院子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莫里斯·萨克斯说他曾经把这两间房借给某个阿尔贝，外号“瘤牛”的人住。此人在家里收留了“一帮刚开始写作、梦想成立一个青年剧团的年轻演员”。这个“瘤牛”的全名叫阿尔贝·夏基，和我的父亲同名，出身于萨洛尼卡的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一九三八年，二十一岁的他在伽利玛出版社用弗朗索瓦·维尔内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三十年后，我恰好也在这个年纪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德国人逮捕了他。他在弗雷讷第二队的218号牢房的墙上写道：“四四年二月十日瘤牛被捕。被严密看管了三个月，五月九日到二十八日被审讯，六月八日接受探视，在盟军登陆两天后。”

他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那一批被送往贡比涅集中营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达豪。

就这样，萨克斯曾经倒卖黄金的那个公寓，不久就成了用假身份证作掩护的我父亲的藏身之所，“瘤牛”以前住过的房间成了我小时候的卧室。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在我出生之前在这里住过的人千方百计冲淡这个地方的悲剧色彩，让我们只感到一点点忧伤。十八岁那年，当我和父亲坐在警车上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走的那一程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重演和戏仿，从前也有人坐着同样的车去同样的警察局——只是那些人走了以后永远都不能像我那天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就像今天一样，天很早就黑了，那年我二十三岁，我记得自己去找费尔迪埃尔医生。在我感到惶恐不安和不确定的那个时期，他对我非常和蔼，充满善意。我只是隐约听人说过他曾经在罗德兹的精神病院收留过安托南·阿尔托并试图医治他。但那天晚上，一个惊人的巧合触动了我：我给费尔迪埃尔医生带了一本我的处女作《星形广场》，这个书名让他吃了一惊。他去书房找了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面的小书递给我：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星形广场》，医生和书的作者是朋友。一九四五年，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德斯诺斯死在泰雷津集中营，几个月后，费尔迪埃尔医生亲自在罗德兹出版了这部作品。我不知道德斯诺斯写过一本叫《星形广场》的书。我在无意中偷了他的书名。

十八

两个月前，一个朋友在纽约犹太研究学院，从占领期间创立的组织“法国犹太人总会（UGIF）”的所有档案中翻出这份资料：

3L/SBL/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

0032

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

多拉·布吕代于十五日当天，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察的护送下回到她母亲那里。

因为她连续多次离家出走，档案上注明让她去一家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

由于她父亲已经被拘禁，而她母亲又非常贫困，如果有需求，警察局的女社工会给予必要的帮助。

就这样，多拉·布吕代，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被送回她母亲家之后，又一次离家出走了。这次出走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一无所知。一个月，一个半月？一星期？一九四二年春天，她偷偷溜出去多久？她是在哪里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被捕并被送到克里尼昂古尔街区的警察局的？

从六月七日开始，犹太人被强制要求佩戴黄星。姓氏首字母是A和B的人从六月二日星期二开始就要去警察局去领黄星，在专门的户籍登记簿上签名。当多拉·布吕代被带到警察局时，她有没有佩戴黄星？当我想到她表姐说过的话，对此表示很怀疑。个性反叛而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在六月初之前，她就已经离家出走逃之夭夭了。

她是在大街上被捕的吗？因为没有佩戴黄星？我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一份关于违反第八项关于佩戴黄星条例的通报：

刑事警察总局局长和民事警察总局局长

致各警察分局长、区公交治安警署署长，巴黎各街区警署署长和所有其他司法和执法部门（通报：一般情报处、技术服务处、外国人和犹太人事务处……）

程序：

一、犹太人—年满十八岁的男子：

所有违规的犹太人都由公交治安警署送去集中营，特殊遣送令单独开，一式两份（副本给分局局长胡长官，他也是公交治安警署——集中营处的负责人）。这份证明上除了逮捕的地点、日期、时间和当时的情况，还有被捕人的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家庭情况、职业、住址和国籍。

二、16—18岁的未成年男女和犹太女人：

他们同样由公交治安警署送去集中营，执行方式同上。

集中营的值班室将最初的遣送命令传达给外国人和犹太人事务处，在得到德国当局的意见后，对他们的情况做出裁定。没有这个处的明文规定不得有任何宽大处理。

刑事警察总局局长：唐居伊

民事警察总局局长：艾纳甘

几百名像多拉一样的青少年在那一年的六月在街头被捕，依据的就是唐居伊和艾纳甘两位长官明确而具体的指令。他们先去了德朗西集中营，之后是奥斯维辛。当然，“单独开具的特殊遣送令”的副本是呈胡局长的，这些遣送令在战后被毁掉了，或许甚至是当时分批次逮捕分批次毁掉的。但还是有几张因为疏忽留了下来：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把没有佩戴犹太人标志的囚犯送往集中营：

艾丝岱尔·斯泰尔曼，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巴黎十二区，弗朗布尔热瓦路42号。

本雅明·罗茨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在华沙，弗朗布尔热瓦路5号，在奥斯特里兹火车站被第三情报处的探员拘捕。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的警察局报告：

探员居里尼埃和拉萨尔致主管警署署长、特殊分队队长

我们将名叫露易丝·雅各布森的女犯移交给您，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巴黎十二区[……]一九二五年获得法国国籍，犹太籍，单身。

住在十一区布莱路8号母亲家里，大学生。

当日约十四点在她母亲家被捕，当时情况如下：

我们到指定地址做入户调查，年轻的雅各布森正好回家，我们注意到她没有佩戴德国人条例中要求佩戴的犹太人标志。

她告诉我们她当日八点三十分从家里出发去克洛维斯路的亨利四世中学上会考预备班。

此外，该名年轻女子的多位邻居向我们揭发她经常不佩戴犹太人标志出门。

雅各布森小姐对我们警署的档案和司法记录一无所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昨天22：45，18区的两名保安在巡逻期间逮捕了法国籍犹太人儒勒·巴尔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十区，家住灰索路40号乙（十八区），被两名保安叫住后逃跑，因为没有佩戴黄星。保安朝他逃跑的方向开了三枪，没有伤到他，在夏尔—诺蒂埃路12号公寓楼9楼（十八区）的藏匿处将他拘捕。

但是，在“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中，多拉·布吕代被送还她母亲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