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6节

且跟时间也割裂了。在上午快结束的时候，天空蓝得轻盈，你也一样，感受不到任何一点压力。杜伊勒里花园钟上的指针永远静止了。一只蚂蚁在没完没了地穿过太阳黑子。

我想到多拉·布吕代。我对自己说，她的离家出走并不像二十年后我的离家出走那么简单，我不过是回归到一个庸常的世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这座城市，它的宵禁，它的士兵，它的警察，所有这一切对她而言都是敌对的，都想要她毁灭。十六岁，整个世界都在跟她作对，虽然她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那个年代的巴黎，还有其他形式的反抗，和多拉·布吕代一样孤独无援，朝德国人、朝他们的车队、聚会的地方扔手榴弹。他们跟她年纪相仿。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头像印在红色海报上，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能阻止自己不把他们和多拉联系在一起。

一九四一年夏，占领初期开拍的一部电影在诺曼底上映，然后在街区的大小影院放映。是一部有趣的喜剧：《第一次约会》。我上一次看这部影片时，它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跟它轻松的情节和演员欢快的语调无关。我心想，多拉·布吕代或许在某个星期天看过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离家出走的故事。她也从一个类似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地方逃走了。在她出逃的路上，就像在童话和浪漫故事中一样，她遇见了迷人的王子。

这部影片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多拉身上的故事的梦幻版。是这部电影让她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我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寄宿学校的宿舍、走廊，寄宿生的校服，暮色降临时女主人公等人的咖啡馆……我找不到任何现实的影子，而且大多数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但是，这部片还是让我看了不舒服。或许是因为影片的光线太明亮了，甚至是胶片颗粒本身的原因。好像所有画面都蒙了一层纱，仿佛笼罩着一片白色的极光，有时加强了对比，有时又把它们虚化了。光线既让人感觉太亮，又让人感觉太暗，声音也闷闷的，音色变得更加低沉、更加焦虑。

我突然明白，那是因为这部影片在占领时期被很多观众观看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众当中很多人没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看完这部影片后，他们被抛入陌生的命运，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个短暂的休憩。在看电影的时候，人们忘记了战争和外面的种种威胁。在电影院黑暗的大厅里，大家紧紧地挨坐在一起，看着银幕上连绵不绝的画面，感觉什么都不会发生。所有这些目光，通过一种化学反应，改变了胶片、光线、演员声音的质地。这就是我在《第一次约会》表面看来很肤浅的画面前面，想到多拉·布吕代时的感受。

十六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被捕，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天被关进了德朗西集中营。关于这次逮捕的细节，我找不到任何线索。在警察局被归为“家庭”的档案中，收集了每个犹太人的一点信息，档案的记载如下：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

99/5/21——维也纳

犹太人档案号：49091

职业：无

战争伤残100%，法国外籍军团二等兵，中了毒气；肺结核。

中央记录号：E56404

档案卡下面盖了一个印章，上面的字是：被通缉，后面跟了一条铅笔写的注释：“现在德朗西集中营”。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作为“前奥地利人”的犹太人，本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大围捕中就被抓获，当时十九区的法国警察在德国士兵的陪同下，于八月二十日封锁了全区，在接下来的几天传唤了其他区各街道的外籍犹太人，其中就有十八区。他是怎么逃过这次大围捕的？因为法国外籍军团二等老兵的头衔？我不肯定。

他的档案上说他“被通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哪些具体原因？是不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他就已经“被通缉”，就在他去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报案说多拉失踪的那一天，警察是不是就没有放他走？他就是在这一天引火上身的？

一个父亲想找失踪的女儿，到警察局报案，在一份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但这个父亲本人也是当局在找的人。有些父母失去了孩子的消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三月十九日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仿佛是冬天让大家彼此离散，把他们的路线搞乱了，遮盖了，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上。没有任何获救的可能。正是这些负责找你的人给你建了档案，为了之后让你消失——彻底地消失。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是否很快就得知她父亲被捕的消息。不过我认为不会。自从她十二月出走以后，直到三月，她还没有回过奥尔纳诺大街41号。至少从警察局档案的零星资料里可以反映出来。

现在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这些档案慢慢揭示它们所掩藏的秘密。占领区的警察局如今只剩下塞纳河边一个巨大的名存实亡的兵营。从怀旧的角度来看，它有点像厄舍古屋4。今天，我们沿着这栋大楼的四面走，很难相信它从四十年代以后就没有改变过。我们说服自己那不是当年的石头，不是当年的走廊。

参与抓捕犹太人的警长和探员都早就死了，只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种阴森的回音，发出皮革腐烂和烟草燃尽的味道：贝尔米厄、弗朗索瓦、施威伯林、克尔佩里希、库古勒……那些被人们叫作“捕手”的看守，他们在大围捕期间在每个人的诉讼笔录上都签了名，他们如今都已经老朽或老死了。成千上万份诉讼笔录，全被毁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捕手”的名字。不过在档案里，还有当时写给警察局的成百上千封信，这些信都没有得到回复。它们在那里搁了半个世纪，好像邮航一次遥远的中途停靠时被遗忘在机库里的一包包邮件。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些信。当年的收信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现在是我们，那些在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成了收信人和守护人：

警察局长先生：

恳请您费神看一看我的请求。我侄子阿尔贝·格罗当，法国国籍，十六岁，被关在……

犹太事务处处长大人：

请您发发慈悲放了我关在德朗西集中营的女儿内里·特罗特曼……

警察局长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求个情，让我知道我丈夫泽里克·佩格里切的近况……

警察局长先生：

我求您发发善心，做做好事，让我知道我女儿雅克·勒维夫人的消息，她出嫁前的名字是维奥莱特·若埃尔，去年九月十日被捕，当时她试图穿越沦陷分界线，没有佩戴规定的黄星。跟她一起的还有她的儿子，让·勒维，八岁半……

呈警察局长：

求您行行好，放了我的孙子迈克尔·鲁宾，三岁，法国人，母亲也是法国人，和他母亲一起被关在德朗西……

警长先生：

如果您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将万分感激：我父母年纪大了，又有病，因为是犹太人，刚刚被捕，留下我和妹妹无依无靠，我妹妹马利亚·格罗斯曼，十五岁半，法国犹太人，法国身份证号：1594936，B类，我名叫让奈特·格罗斯曼，也是法国犹太人，十九岁，法国身份证号：924247，B类……

长官：

请原谅我向您求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凌晨四点，有人来找我丈夫，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哭，他们把她也带走了。

我女儿名叫波莱特·戈特尔福，十四岁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她是法国人……

十七

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的那份备案笔录中，熟悉的栏目（日期—身份—事件摘要）下有这样一条记录：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2098 15/24。P.未成年人。多拉·布吕代案，十六岁失踪少女，之后PV1917回到原住址。

我不知道2098和15/24这些数字代表什么。“P.未成年人”，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缩写。1917号诉讼笔录肯定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的陈述，还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针对多拉和他的一串提问。档案里没有其他有关1917号诉讼笔录的线索。

关于“多拉·布吕代案”就只有短短三行字。四月十七日那天的备案笔录，除此以外，记的都是其他“案子”：

果尔·乔吉特·波莱特，30.7.23，出生在庞坦，塞纳河边，父母是乔治和佩尔兹·罗丝，未婚，住在毕嘉乐路41号的旅馆里。妓女。

日耳曼娜·莫莱尔，9.10.21，出生在昂特勒德奥（孚日省）。住旅馆。一份报告P.M.

J.-R.克雷特，九区

就这样，在占领区警察局的笔录上登记的依次是有关妓女、走失的狗、被遗弃的孩子这类案子。还有就是像多拉一样的失踪少女，她们犯的是流浪罪。

从表面上看，从来都不涉及“犹太人”的问题。然而，他们都是先到警察局，然后被送去拘留所，之后是德朗西。从“回到原住址”这半句话里，我们可以猜到，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似乎已经知道多拉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已经被捕了。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出走那天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她回到原住所，也就是奥尔纳诺大街41号的旅馆房间，从笔录上看，这期间没有多拉的一丝踪迹。在四个月里，没人知道多拉·布吕代在哪里，她做了什么，她和谁在一起。也没人知道多拉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回到“原住址”的。是出于她自己的想法，还是在得知她父亲被捕之后？还是在街上感到害怕了，因为看到未成年人警察大队发布了一份找她的布告？在那天之前，我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也没有任何见证人可以告诉我她失踪的四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而言，那四个月成了她生命中的空白。

唯一能对多拉·布吕代在那个期间的行踪做一点推测的，就是看那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下了第一场雪。十二月二十二日，冬天在严寒中开始。十二月二十九日，气温再次下降，窗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冰。从一月十三日起，寒冷变得像西伯利亚那么凛冽。水结冰了。持续了将近两星期。二月十二日，出了一点太阳，好像预告春天腼腆地来临。一层积雪在路人的践踏下变得黑乎乎的，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就在二月十二日晚，我父亲被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带走了。二月二十二日，雪又下了。二月二十五日，雪还在下，下得更大了。三月三日，晚上九点以后，第一次轰炸在郊区降临。在巴黎，窗玻璃都在晃。三月十三日，大白天拉响了警报。地铁乘客一动不动等了两小时。人们要他们下车进隧道。晚上十点，又一次警报。三月十五日，阳光灿烂。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左右，远处的轰炸整整持续到午夜。四月二日，凌晨四点左右响了一次警报，猛烈的轰炸一直持续到六点。夜里十一点再次开始轰炸。四月四日，栗子树树枝发芽了。四月五日，傍晚时分，一场春天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之后彩虹出来了。别忘了：明天下午，哥布林露天咖啡座见。

几个月前，我得到了一张多拉·布吕代的照片，和我已经收集到的其他照片截然不同。或许是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一扫过去所有照片上从眼神、圆鼓鼓的脸颊、颁奖那天穿的白色裙子……透露出来的稚气。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哪天拍的。肯定是在一九四一年，也就是多拉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读书的那年，或者是一九四二年初春，当她在十二月离家出走后再次回到奥尔纳诺大街时拍的。

照片上还有她母亲和她外婆。三个女人肩并肩一字排开，外婆在塞西尔·布吕代和多拉中间。塞西尔·布吕代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短发，外婆穿着一条花裙子。两个女人都没有笑。多拉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或者是藏青色的——罩了一件白领的外套，也可能是穿了一件开衫和半身裙——照片拍得不够清晰，不太好辨认。她穿着短袜和系带的鞋子。头发不长不短，差不多齐肩，用一个发箍把头发都箍在后面，左臂自然下垂，左手手指弯着，右臂藏在外婆的身后。她昂着头，目光冷峻，但唇边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这让她脸上有了一抹温柔的悲伤和桀骜。三个女人站在一堵墙前面。地上铺了石板，好像是某个公共场所的走廊。会是谁拍了这张照片？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他不在照片上，是不是说明他已经被捕了？不管怎么说，照片上三个女人似乎都穿着周日的礼服，面对这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镜头。

多拉是不是就穿着那条寻人启事上说的藏青色半身裙呢？

就像所有家庭都有的那些照片一样。在拍照的那几秒钟，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庇护，那几秒钟也就此定格成了永恒。

人们会想，为什么厄运落到他们而不是其他人的头上。就在我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几个和我一样以写作为生的人。今天，我想起的是一个德国作家。他叫弗列多·朗普。

首先是他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还有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在夜的边缘》，二十五年前译成法文的，那个时期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我对这个作家一无所知。但还没有翻开书，我就已经猜到了这本书营造的氛围和调子，好像我在前世已经读过似的。

弗列多·朗普。《在夜的边缘》。作者的名字和书名让我联想到漫漫长夜你无法把目光挪开的亮着灯5的窗户。你心想，在窗户后面，或许有被你遗忘的人年复一年在等待你的归来，或许窗户后面已经不再有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只有一盏灯还亮着。

弗列多·朗普一八九九年出生在不来梅，和埃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