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5节

他陌生人一起被捕的年轻姑娘，那个二月的夜晚，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快我就开始琢磨，她不会就是多拉·布吕代吧，她也是那时候被捕的，然后被送去图雷尔。

或许是我希望她和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过一面之缘吧。他俩截然不同，但在那个冬天，他们被归在一起，都属于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和多拉·布吕代一样，我父亲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也没有在警察局登记，他也没有“犹太人档案”的编号。因此他的存在也是不合法的，他和那个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一个家庭、一个国籍、一个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的世界切断了所有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就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处境跟出走后的多拉有点像。

但我对他们迥异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对一个从寄宿学校出走的十六岁的女孩而言，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孤零零的她不会得到很多帮助。在当时的警察和当局的眼中，她的情况是双重的不合法：既是犹太人，又是出逃的未成年人。

对我父亲而言，他比多拉·布吕代年长十四岁，他的出路很明显：既然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一个不法之徒了，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巴黎投机倒把，混迹于黑市之中。

囚车中的这个年轻女子，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她不可能是多拉·布吕代。我试图找到她的名字，查了关押在图雷尔兵营的女囚名单。她们当中，有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波兰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到达图雷尔兵营。她们的名字是西玛·贝尔热和弗雷德尔·特莱斯特。日期正好对得上，但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拘留所走了程序后，男人们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女人们被送去图雷尔兵营。也许那个陌生的女子和我父亲一样，也逃脱了为他们准备的共同命运。我猜想她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有人猜破，她，还有那个夜里其他被抓捕的人。负责犹太问题的警察毁掉了他们的档案，大围捕期间和在街上被单独逮捕的人的所有问话记录都被毁掉了。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一九四二年二月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大围捕中这个陌生女人还有我父亲的踪迹将消失殆尽。他们不过是一些被归入“身份不明者”那类档案的人——那些死了或还活着的人。

二十年后，我母亲在米歇尔剧院演一出戏。我常常在马图林路和格雷弗勒路拐角的咖啡馆等她。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曾经在这里冒过生死攸关的危险，我又回到了一个曾经像黑洞一样阴森的地方。我们去格雷弗尔路的一家餐厅晚餐——或许就在当年犹太事务警署的楼下，当初我父亲曾经被拖进施威伯林警长办公室。雅克·施威伯林。一九〇一年出生在米卢斯。在德朗西和皮蒂维耶集中营里，他手下的人都要在出发前把所有送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搜查一遍：

施威伯林先生，犹太问题警局局长，在五六个被他称为“辅警”的副手的陪同下到了集中营，只亮了亮他本人的身份。这些便衣警察都扣了一个腰带，一边是手枪，一边是警棍。

把他的副手们安顿好后，施威伯林先生就离开集中营，直到晚上才再次出现，把大围捕收刮来的成果带走。副手一人一间木板屋，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的两头各摆了一个容器，一边收现金，一边收珠宝首饰。被关押的人要在那群仔细搜他们身并侮辱他们的人面前排队接受检阅。他们常常挨打，还不得不脱掉裤子被人边踢屁股边教训：“哼！你是不是还想挨揍？”里面和外面的口袋常常被猛地扯破了，说是要加快搜查的进度。我就不说搜女人私密部位的情形了。

搜查结束，现金和珠宝首饰都被倒进几个行李箱里，用一根绳子捆好，打上铅印，然后放在施威伯林先生的汽车上。

打铅印的程序一点都不严谨，因为打铅印的钳子还是要假警察之手。他们可以顺手拿走钞票和珠宝。而且这些警察也不避讳，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值钱的戒指，说：“瞧瞧，这可不是假货！”或掏出一沓一千和五百法郎面额的大钞，说：“瞧瞧，我忘了这个。”同样在巡视棚屋的卧榻的时候也会搜查；床垫、鸭绒压脚被、长枕头全被挑开检查。经过犹太事务警署所有严格的检查，任何痕迹都荡然无存。3

负责搜查的那伙人总共有七个男人——每次都是这七个人。还有一个女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当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当中有几个现在还活着。但人们已经认不出他们的脸了。

施威伯林于一九四三年就失踪了。或许是德国人把他给清理了。不过就在我父亲告诉我他曾经去过这个男人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战后的某个星期天，他觉得在马约门又见过这个男人。

十三

囚车直到六十年代初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囚车是跟我父亲一起，要不是这次风波对我而言有一种象征意义，我不会在这里说。

当时的情况很平常。我十八岁，还是未成年人。我父母离异，但还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父亲和一个麦秸色头发的女人住在一起，她很神经质，长得就像如假包换的麦琳娜·德蒙吉奥。我跟我母亲住。那天我住在同一楼层的父母吵了起来，就为了那一点点在几次法律程序之后法院判我父亲必须付给我的抚养费。塞纳大法院。上诉法庭第一附加庭。判决送达当事人。我母亲要我去按我父亲家的门铃，让我跟他要那笔他应该付给我的抚养费。很不幸的是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活路。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我按了他家的门铃，本想跟他好好说，甚至想跟他说很抱歉打扰他。他当着我的面，把门啪的关上了；我听到那个假麦琳娜·德蒙吉奥大喊大叫，又叫警察又叫救命，说有个“小混混到她家捣乱”。

几十分钟后，警察到我母亲家找我，我和父亲一起上了候在楼房前的囚车。我们面对面坐在木头长条凳上，各由两名看守看着。我在想这是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二十年前就经历过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那个夜里，他被犹太问题警署的便衣警察押上了囚车，跟我们现在坐的这辆也差不多。我在想他当时是否也在想这件事。不过他假装不看我，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完完全全记得当时的路线。塞纳河边的码头。然后是圣父街。圣日耳曼大街。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露天座附近。透过有铁栏杆围着的窗玻璃，我看到顾客坐在露天咖啡座上晒着太阳，我很羡慕他们。不过我冒的风险也不算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平庸而宁静的时代，也就是之后所谓的“光辉三十年”的时代。

不过，我很惊讶我父亲曾经在占领时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看到我被囚车带走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抗拒。他就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神情中带着一丝厌恶，他对我不闻不问，好像我是鼠疫患者，我很害怕到警察局的那一刻，根本不指望他对我有一丝的同情。让我觉得更加不公正的是，我当时刚开始写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在书中我体会到他在占领期间所感受到的不自在。几年前，我在他的书橱里翻几本四十年代出版的排犹作家的作品，他当时买了或许是试图理解这些人到底为什么排犹。我猜想他是被对这个假想、虚幻的魔鬼的描写吓了一跳，它令人恐惧的影子在墙上游走，鹰钩鼻，猛禽一样的爪子，被各种邪恶腐蚀的造物，一切罪恶的源头。我呢，我想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回敬所有那些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侮辱我、伤害我的人。用语言把他们永远地钉在书本里。今天我感觉自己的计划很幼稚：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失踪、被枪杀、被流放、老糊涂或老死了。是的，真可惜，我来迟了。

囚车停在修道院路，圣日耳曼德普雷区警察局门口。看守把我们带到警长办公室。我父亲用干巴巴的声音向他解释说我是个“混蛋”，从十七岁开始就时不时地“跑到他家里闹事”。警长对我说，如果下次再犯，他就把我留在这里——他说话的口气像在教训一个少年犯。我想如果警长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做了，把我送去拘留所，我父亲也不会举手反对的。

我们走出警察局，父亲和我。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警察招来，在警察面前“控告”我。他没有回答。我不怪他。因为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一起默默地往回走，肩并肩。我差点就想提一九四二年二月的那一晚，当时他也被带上一辆囚车，我还想问他刚才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个往事。不过跟我比起来，也许这件事对他而言没有那么重要吧。

一路上我们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哪怕上楼到各自离开都没有。接下来的那一年我应该又见过他两三次，有一年八月，他抢走了我的军人证，想强迫我加入何伊的兵营。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十四

我在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布吕代刚出走的时候究竟能做些什么。或许她是在走到寄宿学校门口的时候下定决心不回去了，还是她在街区里游荡了一晚上，直到宵禁时分。

这个街区的街道名称还保留着乡土的气息：磨坊路，狼口路，野樱桃树小径。但围着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那条绿树成荫的小路尽头，是货运火车站，再远一点，如果沿着多梅斯尼尔街下去，就是里昂火车站。火车站的铁路线离多拉·布吕代曾经幽闭其间的寄宿学校仅几百米之遥。这个街区安静，修道院、不起眼的墓地和寂静的街巷，似乎不属于巴黎，它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街区。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里昂火车站离那里很近让多拉起了出走的念头。我不知道，在宵禁寂静的夜里，她在宿舍是否会去听从里昂火车站出发驶向自由区的货车发出的轰隆隆声……或许她听过这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自由区。

在我写的那部小说中，我对多拉·布吕代一无所知，不过她似乎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书中名叫英格丽的年轻女子跟她年纪相仿，和一个朋友一起逃到了自由区。这让我想起贝拉·D，十五岁的时候，她也从巴黎出发，偷偷穿过了沦陷分界线，最后在图卢兹被捕入狱；想起安娜·B，她十八岁那年因为没有通行证在索恩河畔沙隆火车站被捕，被判入狱十二周……这些都是她们在六十年代告诉我的。

这次出走，多拉·布吕代是不是早有准备，是否有一个男友或女友帮忙？她是一直待在巴黎，还是也试过去自由区？

十五

在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备案笔录上，有这么几栏：日期—身份—事件摘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多拉·布吕代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听证会当事人：埃尔内斯特·布吕代，42岁，父亲。

在空白的地方还有一串数字：7029 21/12，我不知道它们所指为何。

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位于朗贝尔路12号，就在蒙马特尔高地后面，警长名叫西里。不过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也可能去了市政厅左边的警局，蒙塞尼路74号，也归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管：这个警局离他家更近。那里的警长叫高尔内克。

多拉已经离家出走十三天了，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一直等了这么多天才去警察局报女儿失踪。可以想见这漫长的十三天里，他的不安和犹豫。一九四〇年十月犹太人人口普查时，他没有申报多拉，也是在同一个警察局，警察很可能会发现这一点。一心想把女儿找回来，结果他让她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听证会的笔录在警察局的档案里没有。或许在警察局，这类资料过了一段时间就被毁掉了。战后几年，警察局的另外一些档案也被毁掉了，比如一九四二年六月特别造册的户籍簿，一周时间，所有被归为“犹太人”那一类的人，只要满六岁，每人就会收到三颗黄星。这些户籍簿上盖着“犹太人”的印章，有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还有一栏是供他们领完黄星后签名用的。在巴黎和郊区的警察局，总共有设了五十几个登记点。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怎么回答警察提出的关于他女儿和他自己的问题的。或许碰上警察局里一个混日子的职员，他觉得这无非只是一桩稀松平常的案子，和战前一样，他对待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他女儿的态度和对待普通法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这个人是“前奥地利人”，住在旅馆里，没有正当职业。但他女儿出生在巴黎，她有法国国籍。一名少女离家出走。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这种事情越来越常发生。这个警察有没有建议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在《法兰西晚报》上登一则寻人启事，既然多拉已经失踪两星期了？还是报社的一个职员，负责跑“社会杂闻”和警察局的消息，在当天发生的种种意外中正好看到这起失踪报告，于是写到了“从昨天到今天”的栏目里。

我对自己一九六〇年一月的离家出走印象非常深刻——难得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是一种一下子切断一切联系的轻飘飘的醉意：把别人强加给你的纪律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寄宿学校、老师、同学。从此以后，你和这些人都毫不相干；跟不爱你、根本指望不上给你任何帮助的父母也一刀两断；一种强烈的反抗和孤独的感觉，让你忘了呼吸，处于失重状态。或许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感觉自己真正在做自己，在走自己的路。

这种陶醉的感受并不能持续很久。它毫无未来可言。你很快就会栽跟头。

离家出走——据说——是一种呼救，有时候是一种自戕的方式。不管怎么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你会体验到一种永恒的感觉。你不仅和世界切断了联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