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4节

某种冗长沉闷的日食，一直持续到傍晚。而天一黑，街灯、橱窗、咖啡馆就都亮了，夜晚的气氛更活跃，事物的轮廓更清晰，十字路口堵车，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在各种光线和城市骚动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多拉·布吕代所生活的是同一个城市，还有她父母，当年比我现在的年龄小二十岁的我的父亲。我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把当初的巴黎和今天的巴黎联系在一起，唯一一个记得所有这些细节的人。有时候，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乎其微，几乎要断了，另一些夜晚，昨天的城市在我看来就像是藏在今天的城市后面那个转瞬即逝的影子。

我重读了《悲惨世界》的第五卷和第六卷。维克多·雨果在这两卷里描写了珂赛特和冉·阿让被沙威追捕，在黑黢黢的夜里从圣雅克区的栅栏门一路跑到小匹克普斯。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他们走过的一段路线。他们离塞纳河越来越近。珂赛特开始感到累了。冉·阿让抱着她走。他们沿着植物园的围墙，穿过几条低矮的街道，到了塞纳河边。他们穿过奥斯特里兹桥。冉·阿让刚踏上右岸，他就感觉到幽灵般的影子已经上了桥。摆脱他们唯一方法——他想——就是走圣安托瓦绿道小巷。

突然，我们感到一阵眩晕，好像珂赛特和冉·阿让，为了摆脱沙威和警察的追捕，跳到了一个真空地带：在那之前，他们穿过的都是现实中的巴黎真实的街道，但突然，他们走进了巴黎一个由维克多·雨果虚构的叫小匹克普斯的街区。这种奇怪的感觉就跟你在梦中走在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一样的。醒来的时候，你才慢慢意识到，那个街区的街道其实是根据你白天所熟悉的街道描画出来的。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关于他们的逃跑，珂赛特和冉·阿让穿过雨果虚构了地形和一条条街道名称的街区，恰好躲到一堵墙的后面，逃脱了一帮警察的追捕。他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花园，样子有些奇怪：萧条，仿佛专门是让人在冬天和夜里欣赏的花园”。这是一个修道院的花园，他们就藏身在这里，维克多·雨果为它设计的地址正好就在小匹克普斯路62号。和多拉·布吕代曾经待过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在同一个地方。

“在故事发生的时候，”雨果写道，“修道院附属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这些少女[……]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在小匹克普斯围墙圈起来的区域里有三幢标志性的建筑，大修道院里住着修女，寄宿学校里住着女学生，还有那个被叫作‘小修道院’的楼房。”

在仔细描写过这些地方之后，他又写道：“我们经过这个奇特、陌生、阴暗的建筑时，不能不走进去看看，不能不让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或许出于某些目的听我们讲过冉·阿让悲惨故事的幽灵进去看看。”

和很多前人一样，我相信宿命，有时候也相信小说家有通灵的天赋——“天赋”一词并不确切，因为它暗示了一种天才。不，这是作家这个职业磨炼出来的：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一些细节上倾注心血——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不能迷失线索，不能放任自己懒散——这种紧张，这种脑力训练久而久之或许会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事件”有一种灵光一闪的直觉，就像拉鲁斯词典里“通灵人”的词条里所写的一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读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巴黎晚报》上刊登的多拉·布吕代的寻人启事后，我接连几个月都没办法不去想这件事。几个精确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服，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还有围绕在这一切周围的黑夜、陌生人、遗忘和虚无。我感觉自己永远都无法找到多拉·布吕代的一丝踪迹。而这种缺失感促使我写了一本小说《蜜月旅行》，好像是另一个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多拉·布吕代身上的方式，或许，我对自己说，为了弄清楚或揣测和她有关的一些事情，某个她曾经待过的地方，她生活的某个细节。我对她的父母一无所知，对她出走的前因后果也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人员名单上读到了她的名字，布吕代·多拉——没有别的说明，没有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在她的名字上面是她父亲的名字，布吕代·埃尔内斯特，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维也纳，无国籍。

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起六十年代我认识的几个女人：安娜·B、贝拉·D——和多拉年纪相仿，她们当中有一个跟她的出生日期只相隔一个月——她们在占领时期的遭遇也和她一样，可能有过同样的命运，或许跟她有过类似的境遇。今天我才明白，我必须写上两百页才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点真实的影子。

就在那几行字里：“列车停在纳雄站。里格和英格丽已经错过了巴士底站，他们原本应该在那里换乘去金门的列车。走出地铁站，他们踏上一片雪原（……）。雪橇穿过几条小巷，来到苏尔特大街。”

那些小巷跟匹克普斯路和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离得很近，多拉·布吕代就是从那里出走的，十二月的某个晚上，或许那天巴黎也下着雪。

这是书上唯一一个地方，我在无意识中，在时间和空间上靠近了她。

十一

因此在寄宿学校的名册上写着多拉·布吕代的名字，在“离校日期和动机”一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逃学出走未归。”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猜想她是利用开放日去看望奥尔纳诺大街的父母。晚上，她没有回寄宿学校。

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占领期以来巴黎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时期。德国人颁布了法令，从十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全城从晚上六点就开始实行宵禁，作为对两次恐怖袭击的镇压措施。然后是十二月十二日，法国七百名犹太人遭到大抓捕；十二月十五日，犹太人被要求缴纳十亿法郎的罚款。同一天早上，七十名人质在瓦莱里安山被枪杀。十二月十日，警察局颁布了一条命令，让塞纳河地区的法国和国外的犹太人要接受“暂时管制”，在身份证上盖上“犹太男人”或“犹太女人”的章。他们更换住所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去警察局报备；而且从此以后禁止他们在塞纳河地区以外的地方出入。

从十二月一日开始，德国人就已经在十八区实行了宵禁。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进这个区。街区的地铁站全都关闭，其中就有辛普朗站，也就是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住处附近的地铁站。在他们旅馆附近的尚皮奥内路，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八区的宵禁持续了三天。宵禁刚解除，德国人就命令整个十区实行宵禁，因为有几个陌生人在梅让达大街朝占领区的一个长官开了几枪。之后是全城宵禁，从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个周日。

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城市已经成了一座阴森的监狱，街区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就在多拉还在匹克普斯路60和62号的高墙里面时，她父母挤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

一九四〇年十月，她父亲没有申报她是“犹太人”，因此她没有“档案号”。不过十二月十日警察局张贴了对犹太人加强控制的命令，明确规定“家庭情况的变动必须要上报”。我怀疑她父亲在她出走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帮她登记造册。他或许认为警察局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下决心出走？我记得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我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并不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么阴暗绝望。在我出逃的路上，沿着维拉古布雷飞机场的库房，和多拉出走唯一的共同点是季节：都在冬天。寂静的冬天，一成不变的冬天，和十八年前的冬天是两回事。但突然让人想离家出走的，是阴冷灰暗的冬日让人更加感到孤独，越发让你感受到一把铁钳把你夹得更紧。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天，是几乎实行了一周宵禁以来第一次没有课。从此以后可以在晚上六点后在街上走动。但因为德国人规定了时间，夜晚从下午就开始降临了。

那天，救济会的修女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多拉不见了？肯定是在晚上。或许是在晚祷之后寄宿生回寝室的时候。我猜想院长很快就试图和多拉的父母联系，问他们她是不是留在他们身边。她知道多拉和她父母是犹太人吗？在她的生平简介中有这样的文字：“多亏了马利亚—让—巴蒂斯特修女的仁慈和英勇的举动，很多受到迫害的犹太家庭的孩子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找到了庇护。在其他修女同样谨慎而勇敢的态度的支持下，她在任何危险面前都不退缩。”

但多拉的情况很特殊。她是一九四〇年五月进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那时候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开始，对她而言，“犹太人”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一九四〇年十月，她也没有被登记造册。只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对犹太人开始大围捕之后，宗教学校才开始把犹太孩子藏起来。她当时已经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待了一年半时间。或许她是寄宿学校修女和同学当中唯一一个有犹太血统的。

在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的一楼，玛尔夏咖啡馆，有一部电话：蒙马特尔44—74，但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和大楼是不是一家的，玛尔夏会不会也是旅馆的老板。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并不在当时的电话簿上。我找到救济会天主学校修女们的另一个住址，应该是寄宿学校一九四二年的一个附属建筑：圣摩尔路64号。多拉常常去那里？那个地方也一样，也没有电话号码。

谁知道呢？院长或许等到周一早上才打电话到玛尔夏咖啡馆，或者派了一个修女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要不然就是塞西尔和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亲自到寄宿学校说女儿不见了。

要弄明白的是，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天，天气好不好。或许那个周末，冬天的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让人有一种放假和天长地久的心情——有一种时间停止了的错觉，仿佛只要让自己从这个时间的缺口里溜掉，就可以逃过那向自己合上的铁钳。

十二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十二月十四日出走之后的多拉·布吕代和刊登在《法兰西晚报》上的寻人启事一无所知。后来，我知道八个月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她曾经被关在德朗西的集中营里。档案里说她是从图雷尔兵营转过来的。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的确，有三百名犹太人从图雷尔兵营被押送到德朗西集中营。

监狱，集中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雷尔拘留所位于一个老兵营里，以前是殖民地步兵的军营，图雷尔军营，莫尔提埃大街141号，里拉门。一九四〇年十月开始开放，用来关押“没有证件”的外国犹太人。但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当犹太男子直接被送往德朗西或鲁瓦雷集中营后，只有违反了德国法令的犹太女人才被关押在图雷尔兵营，和共产党人还有其他普通罪犯一样。

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具体原因，多拉·布吕代被送到图雷尔？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份文件，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让我找到答案。我对此作了很多假设。她可能是在街上被捕的。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出走两个月后——德国人颁布了法令，禁止巴黎的犹太人在晚上八点后出门，也禁止他们更换住址。和之前的几个月相比，街道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我最终说服自己，认为就是在寒风凛冽的二月，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局在地铁通道、电影院和剧院的出口布下了陷阱，多拉被抓个正着。在我看来，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警察知道她在十二月就失踪了，也知道她的特征，竟然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找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除非她找到一个藏身之所。但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的巴黎，占领时期最黑暗最严寒的冬天，从十一月开始就下了几场雪，一月温度降到零下十五度，到处结冰，是不是二月又大雪纷飞？她出走后是怎么过的？她在冰天雪地的巴黎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想就是在二月，“他们”把她装进了罗网。“他们”：也可能只是一帮普通的保安、负责少年犯或管犹太问题的警察在公共场所的一次例行的身份检查……我曾经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说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因为稍微触犯了“德国人的法令”就被送去图雷尔兵营，有几个甚至只有十六岁，和多拉一样的年纪……那年二月，德国人严格执行宵禁的法令，我父亲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次大围捕中被捕。分管犹太问题的警察把马里尼昂路一家餐馆的出入口堵住了，我父亲当时正和一个女友在那里晚餐。警察要所有顾客出示身份证件。我父亲没有随身带证件。他们把他抓了。他和一群被抓的人一起被带上车，从香榭丽舍大街开到格雷弗尔路分管犹太事务的警署，他在昏暗的车厢里，看到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姑娘。当他们到了警署大楼，被带上楼到一个叫施威伯林的警长办公室时，她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他趁下楼时定时楼梯灯熄灭的一刹那逃走了，当时他们正要把他带去拘留所。

我父亲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讲起他的不幸遭遇时，几乎没怎么提到这个年轻姑娘，那天我们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馆里，几乎正对着二十年前他被捕的地方。他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年轻姑娘长相、穿着的细节。我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有一天，当我得知有多拉·布吕代这个人存在。从那以后，和我父亲还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