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布吕代_第3节

了。一片雪原，边上候着一辆有篷马车和一匹黑马。尽头是一片消失在雾气中的楼房。

我记得在这片被摧毁、被夷为平地的废墟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空虚。我当时还不知道有多拉·布吕代的存在。或许——我也不太肯定——她也在这里散过步，在这个让我想到情人幽会、感怀已逝的幸福时光的地方。这里依然还弥漫着乡间的回忆，从街道名就略见一斑：井巷、地铁巷、白杨巷、群狗死胡同。

八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多拉·布吕代，十四岁，注册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里，是十二区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的天主教救济会女校的修女们办的。

寄宿学校的名册上有下面的评语：

姓名：多拉·布吕代

出生年月和地址：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巴黎十二区，父亲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母亲是塞西尔·布尔岱吉。

家庭情况：婚生子

入校日期和标准：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包食宿

离校日期和原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家出走。

她父母为什么把她放在这所寄宿学校？或许是因为三个人一起挤在奥尔纳诺大街旅馆的一间客房里生活太不方便了。我寻思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是不是受到了被关押的威胁，因为他们是“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奥地利就不复存在，成了“帝国”的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秋，男性“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就已经被关押在“集合营”了。他们被分为两类：有嫌疑和没有嫌疑的。没有嫌疑的被集中在科隆布的伊夫杜马努瓦体育场。之后，十二月，他们被归入“外籍从业人员”。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不是就属于这类从业人员？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也就是多拉入住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四天后，轮到女性“帝国侨民”和“前奥地利人”被召集到冬季赛车场，关押了十三天。之后，随着德国军队的逼近，她们被转到下比利牛斯省的古尔集中营。塞西尔·布吕代是不是也被召集去了？

你们被编到那些你们从没听说过的奇怪的类别里，跟你们的真实身份并不相符。你们被召集去，被关押。你们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在琢磨塞西尔和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通过怎样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个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存在的。是谁建议他们把多拉放在这所学校就读？

我想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像她表姐跟我形容的那样独立，个性叛逆。她父母认为她需要管束。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学生都出身贫寒家庭，多拉就读时的负责人写的校史简介上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失去家庭或从社会福利院送来的孩子，那些总是受到基督特别眷顾的孩子。”在一份给救济院天主学校的修女们的小册子上写道：“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创建是为了救助首都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和少女们。”

那里大约有三百名寄宿生。十二到十六岁的“大孩子”被分成两类：“学习班”和“缝纫班”。“学习班”准备小学毕业文凭，“缝纫班”准备家政文凭。多拉·布吕代是在“缝纫班”还是“学习班”？隶属于原诺曼底圣救世主子爵修道院的救济会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于一八五二年在匹克普斯路创办了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在当时，它就是一个职业寄宿学校，有五百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生和七十五名修女。

一九四〇年六月大溃败期间，女学生和修女们都离开巴黎，暂避在曼恩—卢瓦尔省。多拉应该是和她们一起在奥赛和奥斯特里兹火车站乘坐最后几列拥挤的列车离开的，在当时还可以坐火车。沿途她们看到长长的南下去卢瓦尔省的难民队伍。

七月回到巴黎。寄宿学校的生活。我不知道寄宿生穿的校服是怎样的。或许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多拉的寻人启事中提到的：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栗色运动鞋？还有一件外套？我几乎可以猜到每天的作息时间。早上大约六点起床。礼拜堂早课。教室。食堂。教室。操场课间休息。食堂。教室。晚自习。礼拜堂晚课。寝室。每周日允许外出。我猜想对这些一直受到基督眷顾的女孩子而言，高墙大院里的生活非常艰苦。

听人说，匹克普斯路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在贝蒂西组织了一个夏令营。是在贝蒂西圣马丁还是在贝蒂西圣皮埃尔？两个村庄都在瓦卢瓦地区桑利斯一带。一九四一年夏天，多拉·布吕代或许和同学们一起在那里度过几天假。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舍不复存在。后来在原址上盖的一批新楼让人可以想见当初寄宿学校的占地之广。我没有一张关于这所消失的寄宿学校的照片。在一张巴黎老地图上，那个地址上标着：“教会学堂”。可以看到四个小方块和一个十字架代表了寄宿学校的校舍和礼拜堂。把这块占地区分开来的，是一条长长的又窄又深的空地，从匹克普斯路直到何伊路。

在地图上，寄宿学校的对面，匹克普斯路的另一边，依次是主母修道会、妇女修会和匹克普斯小礼拜堂，还有公墓，在一个大坑里埋了几千名在大革命恐怖时代最后几个月被砍头的无辜者。和寄宿学校在同一边的，几乎和它毗连的是圣克洛蒂尔德圣母院。再过去是迪亚克内斯圣母院，我十八岁那年，有一天在这里看过病。我现在还记得迪亚克内斯花园的样子。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机构曾经是女子感化院。跟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有点像。跟好牧师管教所也有点像。这些地方，人们把你关在这里，你都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朝一日可以出去，显然都有着奇怪的名字：昂热的好神父。达尔内达尔避难所。利摩日圣玛德莱娜收容院。纳扎雷孤独救济院。

孤独。

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匹克普斯路60、62和64号，位于这条路和加尔德何伊路交会的街角。在多拉就读的时期，这条路还带着乡下的气息。街道单号的那一边是修道院绿树掩映下长长的围墙。

我能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所剩无几的细节有以下这些，多拉·布吕代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天天都看到：沿着加尔德何伊路延伸的大花园，匹克普斯路上的三栋主楼分别有一个院子把它们隔开。主楼后面是礼拜堂周围的辅楼。礼拜堂旁边，圣母像雕塑和做成像洞穴一样的岩石下面，修建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的恩主玛德尔家族的地下墓室。人们称它为“鲁尔德圣母岩洞”。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是不是交到了朋友。还是她一直都不合群。因为我没办法从她的某个老同学那里得到证实，我只能靠自己猜想。今天在巴黎或郊区的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记得当年她的同班或同寝室同学——那个叫多拉的女孩，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灰色运动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呼吁过几次，它们就像灯塔的信号，可惜，我怀疑它们不能照亮黑夜。但我还是心存希望。

当时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校长是马利亚—让—巴蒂斯特嬷嬷。她出生于一九〇三年，她的履历表里写的。初修期满后，她就被派到巴黎的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她在这里待了十七年，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当多拉·布吕代在那里寄宿的时候，她顶多四十岁。

根据履历表上的资料，她“独立而大度”，“个性很强”。她于一九八五年去世，就在我得知多拉·布吕代存在的三年前。她一定记得多拉——哪怕只是因为她的逃学出走。不过，说到底，她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一些细节，一些日常琐碎？就算她是大度包容的人，也不一定能猜到多拉·布吕代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多拉在寄宿学校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她每天是如何看待在礼拜堂的早晚课、院子里的假山、花园的高墙、寝室的一排排床铺的。

我找到一个一九四二年到这个寄宿学校读书的女人，就在多拉·布吕代逃学出走几个月后来的。她比多拉年纪小，当时差不多十岁。她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记忆只是儿时的记忆。她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个原籍波兰的犹太女人，住在夏尔特街，古特多尔区，跟塞西尔、埃尔内斯特·布吕代和多拉当时住的波龙索路只有几步之遥。为了不饿死，她母亲在一个为德意志国防军供应连指手套的车间干活，八个人一组。女儿去圣弗朗索瓦勒皮内路上学。一九四二年底，小学老师建议她母亲把她藏起来，因为大抓捕，或许也是这位老师告诉了她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地址。

人们用“苏珊娜·阿尔贝尔”的名字给她在寄宿学校注了册，为了隐瞒她的出身。很快她就病倒了。她被送到医务室。那里有一个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她不肯吃饭，医务室也不想留她。

或许因为那是在冬天，而且那段时间实行宵禁，她印象中的寄宿学校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墙壁、教室、医务室——除了修女们白色的包头巾。在她看来，那里更像是一个孤儿院。铁的纪律。没有暖气。吃的只有大头菜。学生“六点”要做祷告，我忘了问她是早上六点还是晚上六点。

九

对多拉而言，一九四〇年在匹克普斯路寄宿学校的夏天过去了。她肯定每个周日都和还住在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房间的父母团聚。我看着地铁线路图，试着推测她一路的行程。为了少换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寄宿学校附近的纳雄站坐地铁。塞弗尔桥方向。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站换乘。克里尼昂古尔门方向。在辛普朗站下车，地铁站刚好就在电影院和旅馆对面。

二十年后，我也常常在辛普朗这一站上地铁。总是晚上十点的样子。到那个点儿地铁站里冷冷清清，两班列车的间隔时间也很长。

星期天下午，她一定也要原路返回。她父母送她回去吗？在纳雄站出来还要走一段，最近的路线是从法布尔德格朗汀路拐到匹克普斯路。

仿佛是回到监狱。白天变短了。当她穿过院子，经过死气沉沉的假山雕塑时天色已经暗了。她穿过走廊。礼拜堂，去做周日的晚祷。然后，排队，安静地回寝室。

十

秋天到了。在巴黎，十月二日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犹太人必须到警察局登记的命令。一家之主可以替全家人申报。为了避免排长队，警察局要求相关人员根据姓氏的首字母，在指定日前来登记，日期和姓名首字母的列表如下……

字母B安排在十月四日登记。这一天，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来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填表。但他并没有把女儿报上去。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号码，很快这个号码就出现在他的户口簿上。这个号码被称为“犹太人档案号”。

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的犹太人档案号是49091。不过多拉没有。

或许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以为她可以不受到牵连，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这个自由的地方，不要让她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对十四岁的多拉而言，“犹太人”这个分类没有任何意义。说到底，他们对“犹太人”这个词到底是怎么看的？对他而言，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已经习惯了行政部门把他分在不同的类别里，他接受分类，从不争辩。操作工。前奥地利人。法国外籍军团士兵。没有嫌疑。伤残100%。外籍从业人员。犹太人。他妻子也一样。前奥地利人。没有嫌疑。加工毛皮的女工。犹太人。只有多拉逃脱了这种归类，没有被编入49091号档案。

谁知道呢？她原本可以一直逃脱这样的命运，直到最后。只要她待在寄宿学校黑黢黢的高墙里，和其他学生混在一起；谨守白天和晚上的节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寝室。礼拜堂。食堂。操场。教室。礼拜堂。寝室。

巧的是——不过真的是凑巧？——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距离她出生的地方仅几十米之遥，在街对面。桑泰尔路15号。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妇产科。桑泰尔路是加尔德何伊路和寄宿学校围墙的延伸。

一个安静的街区，绿树成荫。二十五年前，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在那里逛了一天，街区没什么变化。夏天的阵雨时不时就下一阵，让我不得不躲在门廊下。那个午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是走在某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上。

从一九四二年夏开始，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的地区变得非常危险。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已经持续了两年，在罗斯柴尔德医院，在朗布拉尔迪路的同名孤儿院，在匹克普斯路76号的救济院，那个在多拉的出生证明上签字的加斯帕·梅耶就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罗斯柴尔德医院是个陷阱，德朗西集中营的病人被送到这里，之后监视桑泰尔路15号的德国人想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就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一家名叫法拉里克的私人侦探社的探员们协助他们的工作。躲在罗斯柴尔德孤儿院的很多孩子，还有和多拉一样大的少年，都被捕了，孤儿院在朗布拉尔迪路，加尔德何伊路再过去右边的那条路。在加尔德何伊路，正对着48号乙寄宿学校的围墙，有九个跟多拉年纪相仿的男孩和女孩被捕，有几个比她年纪还小，还有他们的家人。是的，唯一一块没有遭殃的避难所就是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花园和院落。但条件是不能从那里出去，要默默地躲在黑色围墙的阴影里，被人遗忘，和学校一起隐没在宵禁的黑暗里。

这一页页的书稿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写的。常常下雨。明天我们就进入十二月了，自从多拉逃学出走也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天黑得很早，不过这样更好：雨天的阴沉单调都看不见了，不用去想是不是真的是白天，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