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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了）；我也明白，如果我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单独相处的话，我们都会关系融洽，合乎彼此的心意。我知道他们四个凑到一起是个封闭的团体，是一伙的，我说的一切都会被他们根据团伙的标准来评判，布莱恩掌握着仲裁大权。我了解他们每个人张口闭口都是革命用语，说到女性解放及诸如此类的术语滔滔不绝；我知道布莱恩掌握他们的命运，他是男上司，我敢肯定—即便是在他像模像样地衡量女性权利的时候。我就是知道。站在厨房准备漂亮的茶杯和碟子的时候，我只觉得无边无际的麻木和厌倦。
我端来托盘，上面搁了美味的咖啡和一大块水果蛋糕，蛋糕是我从健康食品店买来给凯特的，希望这样她可以吃进去一点儿真正的食物，哪怕是偶尔吃吃也好。
我坐下后，说起自己身体欠佳，请其中一个姑娘来倒咖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想在一旁观察他们。他们对咖啡有点大惊小怪，开玩笑说蛋糕“非常有益健康”，所有人都切了厚厚一大块。他们都穿着牛仔裤，上身的背心倒是各式各样。姑娘们看起来是难以形容的邋遢。她们的风格—天啊—模特儿需要好好花上三个小时才能把头发做成她们那副样子，仿佛得了肺炎卧床三周才起床，还没来得及梳好头发—那乱糟糟的状态保持不了五分钟就得让发型师不时重新打理。这些姑娘的头发都凌乱不堪，后面拖一束细细的长辫，东冒一撮西突一簇的乱发环绕着妩媚动人的小脸蛋儿。她们都在你争我抢，而布莱恩这个年轻人则是身形健美，精神抖擞，看起来像坐拥一群女怪物的主人。
但这一切—整个场面，政治委员布莱恩和姑娘们—似乎离我很遥远。
布莱恩干干净净吃完了蛋糕，把咖啡杯摆在椅子边上，发话了：“简娜，我在想，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凯特的问题？”
四双眼睛一道注视我，眼神齐刷刷充满隐而不发的谴责，对我的谴责。
我说：“显然没有。”等着他们的反应。
他们相互看了看，皱起眉头。
“简娜，她需要人拉一把。”
“可她不是已经得到了吗？—你们伸出援手了。”
不管布莱恩本性如何，总之他一点也不蠢，他说：“别这样，简娜，我们说正经的。”
我说：“你们不觉得你们应该把她叫醒？我不想背着她探讨她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听到这话，他们有点惊愕—显然我触犯他们哪个规定了。
“我也同意，那是最好不过了，”布莱恩让步了，还朝三个姑娘扫了一眼，免得她们出什么乱子，“但我—我们—觉得情况令人担忧。”
“你具体是指什么？”
“她不该成天一个人待着。”其中一个姑娘说，指责起来凶巴巴的。
“有的时候她从一大早到深夜都是一个人。”另一个姑娘说。
“一点没错，她是这样。”
我的反应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场对峙可能早在四个人头脑里策划排练过了，但都由布莱恩来执导。在他们的想象中，我可不是这么应答的。
“但如果她来和我们一起住，她就有伴了。”又一个姑娘说。
“哦，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是怎么看待空屋的。”那个凶巴巴的姑娘说。她现在开始恨我了，每当大口喝下咖啡的间歇，都向我投来狠狠的白眼，充满指责的意味。
“偏巧我有一次给《莉莉丝》写过一篇长篇报道，说到有些空屋的人心地非常善良，也很能干。你们可能想把自己当成受迫害的少数派，那我也无能为力。”
“先别这样，等一下，就一下下，”布莱恩发出命令，显然他习惯了这种引导讨论的情形，如果眼前这种对话能称得上是讨论的话，“现在这么着对谁都没好处，特别是对凯特。”说到这儿，他朝我露出试探的神色，然后微微点头，示意现在轮到我发言了。
我说：“好吧，为什么凯特没搬到你们那里去？我可从来没说过她不应该去，一次也没说过。我也没有为此批判过你们，尽管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有足够的理由……”我这里略去的部分暗指起居室的状况。他们紧锁眉头，移开视线，瞥了一眼那两把黄色的小扶手椅。那两把椅子越发带有象征意味了，尽管确实平白无故，只是椅子本身显得过分贪图享乐，稍微想一想—哪怕是那么一瞥，就足够在他们心中扇起道德责难的火苗。
“是的，好吧，我们不要跑题，”布莱恩不为所动地对我说道，又一次用眼神压制住了他那些姑娘们，“你说你没阻止凯特投奔我们过？”
“没有，从来没有。”
“不对，”他说，“她可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突然间我受够了他们所有人。我站了起来，注意到自己不得不伸出手扶住椅背才能站稳。不管咖啡杯尚且半满着还是已经空了，我都收到托盘上放好。我把满是蛋糕屑的碟子扫到一块儿，然后全部都端出去拿到厨房里。等我再回到起居室的时候，他们都站着，在一起商量。
“可能是我们搞错了。”那凶巴巴的姑娘说，但似乎她心里并不这么觉得。
布莱恩说：“如果当中有误会的话，那么……”
“你们看，”我说，“凯特快二十岁了。她到这里来是因为她想来。她不请自来的。如果她想走的话，她完全可以走。我想还是说出来比较好，我希望她投奔的地方那里的人更讲礼貌一点，不过我敢肯定你们觉得我的想法很反动。”说完这话我已经体力耗尽，听得出自己的音调都变了，我只管说出真实感受：“哦，都走吧，我受够这一切了。我会跟凯特说你们来过了，告诉她你们希望她去和你们一起过。现在—出去吧。”
他们出去了，一个接一个，走得悄无声息。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小眼神儿使来使去，以巩固他们的联合阵线，他们团结一致牢不可破的那股劲儿，一个人的动作会马上得到模仿，要么会同时回头，为了芝麻大的事一同伸出手，动作整齐得好像预演过似的。
到了门口，布莱恩以发号施令的口吻来结束这次会面，他说：“简娜，我们都觉得，我们有机会和你谈谈，是件好事。我们的思路都更清晰了。”
“那就好啊，”我说，“但就我来看，我的思路仍然完全不清楚。”说罢我关上了门。
凯特醒了以后，我说他们到过这里，她立马惊恐起来。“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什么了？”因为她知道，我获悉她一直说她的坏姨妈不许她见他们，更别提住到他们那儿去了。
“哦，别担心，凯特，”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还蛮喜欢他们的。”
“真的吗？”她叫道，马上眉开眼笑，“哦，我太高兴了。我知道只要你见到他们，就准会喜欢他们的。”
不过我敢肯定，他们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我的黄色小扶手椅安全了。
今天我见了理查德一面。他打我办公室电话，问我能不能半个小时后下楼。我准时下楼了。来了辆出租车。我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地搂在一起。我们让出租车开到骑士桥[44]。“为了见你，我骗过了西尔维亚，才得以不和她一道走，而是搭下一班列车，因为马修要去接我们，而且打算跟踪我，我有绝对的把握。”听起来他感到很绝望，既生气又难以置信：“简娜，你说我们是怎么落到了这地步的？”
我们坐在一起，紧紧靠着对方，一言不发，只是闭上双眼，脸颊贴着脸颊，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彼此的气息。
出租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了骑士桥，我们走啊走，发现了一家酒吧，就进门去。
酒吧挤满了来伦敦玩的游客，人多得要挤出去了。那地方流光溢彩，可以让人极为尽兴，我们的情绪节节高涨，既有酒精的功劳，也有饿着肚子的因素，我们只管喝酒，可顾不上吃东西。等酒吧关门，我们也离开了。我们讨论确定了一系列的约会地点和时间，哪一天几点几分都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幸运地见到彼此而无需打电话了。
我和凯特谈话。
“我今天去空屋了。”她顿了一顿，看起来很苦恼。
“他们在生我的气，简娜。”
“嗯，别放心上……”
她哽住了，又呼哧呼哧抽鼻子。
“凯特，你见过汉娜没有？你知道，和吉尔一个办公室的姑娘。”
她的脸僵住了，向我投来怀疑的眼神。
“哎，凯特，你见过她没有？你喜欢她吗？”
凯特变得义正词严，像被冒犯了似的，吉尔也是这样，都是学她们的母亲。
“嗯，可她是拉拉。”
“我觉得她人很好。”
“吉尔说她和一帮人群居。”
“跟空屋很像。”
突然，狠狠一个眼神向我袭来，如同一条被钓上来的鱼胡乱扑腾，她那双眼睛充满了指责：“为什么你想让我上那里去？为什么你想摆脱我？”
“我没有啊，不过我以为你会喜欢汉娜。”
她接着问：“你要走了吗？”
“去哪儿？”
“你要结婚去了？要离开吗？”
“没有，凯特，我没有。”
她的疑虑并没有消除，她一脸担心，五官都拧作一团了。
我开始因为失去了空屋而感到惋惜，至少她本来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慰藉。
今天我意识到：理查德和我在一起的那三个星期，那段时光，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还以为来日方长，但或许这已经登峰造极了，一切到此为止。
我在霍尔本和理查德碰头，一边还四下张望是不是有来盯梢的凯特、凯瑟琳—甚至是马修？我觉得真是犯傻，太跌身价了。他也一样。我们进了酒吧，到了一个角落里，在门口的话完全看不见这里，我们相视一笑，笑容惨淡。
“爱情价多高？”他说，用词表达精准无误。
“肯定是足够高。”我说。为了活跃气氛，我跟他说起了菲丽丝的故事，菲丽丝这姑娘精明机警又雄心勃勃，多才多艺，觉得自己应该嫁给—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嫁给世上天生的丈夫，天生的父亲。结果等她真嫁了人，发现辛辛苦苦工作为的不是自己，不是提升自己的境遇，而是为了养活丈夫的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怀孕以后，她想到了堕胎，在她看来，宝宝是个很大的威胁。她丈夫大惊失色，极为愤慨。宝宝一生下来，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宝宝转。我们相信她是想回来工作的，但是很难过查理这一关，他的保护屏障严实得很，她要出来工作，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单单只是为了帮助应付日渐高筑的债台，那也不成。查理会搬出救兵—他富裕的母亲和同样富裕的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继父。以小宝宝为议题核心，召开家庭会议就行了。他们会慷慨解囊，好让菲丽丝安安心心在家带孩子，时间期限一点不能含糊， 要长达三年。
这个故事之前令我、吉尔和汉娜都觉得很有趣，但这次一开讲就很差劲，原来在办公室里令众人捧腹的笑料，经过理查德和我偷偷摸摸到这儿来的这一路，已成了强弩之末。我接着往下说，观察他脸上的蛛丝马迹，看他是不是觉得这事是对生活或者两性，更甚是爱情之类的评价。他最后倒是笑了，淡淡的一抹微笑，但接着又一声叹息。他看起来心灰意冷的。
在这个光照刺眼的现代风格酒吧，什么都和“我们的”苏荷酒吧不一样。他似乎疲惫不堪，筋疲力尽，尽管他在乡下那些时日（想必那些夜晚也是）下来，肤色健康得棕黑发亮。他身穿亚麻材质的米色衣服，夏天嘛。但突然之间根本就不像夏天了，米色的衣服看起来太轻薄不够保暖了，褪色得厉害，连落到窗台上的雨也没有了夏天的气息。
我觉得有必要接着说。“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说，“汉娜，你记得她吧，我跟你说起过她吧？”
“妇女权益阵线的卫士。”他说。
“你可以这么称呼她。”
“我以为她自己是这么称呼的。”
“只不过呢……她并不是狂热分子。今天她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故事：一直和她们住在群居村的一个姑娘结婚生子了。她生孩子前常回群居村，去探访她的姐妹们，说她多么想念她们，想念一起住的日子，多害怕迫不得已要放弃工作—”
“我看是她的丈夫哪个方面都不肯出力。”他评论道，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理查德绝不会说话只用一个语调，他会挖苦，会讥讽，会诙谐，会生气，会反语，但是说到不怀好意，他可是从来没有过。
我沉默了。现在看来，这故事拿出来讲似乎太傻了，尽管我们三个女人凑一起的时候觉得挺能逗人开心的。
“嗯，接着说。”
“宝宝出生以后，所有姐妹们都去看望她，发现她光彩照人。”
“体内激素发生了变化。”他加以点评。
“大有可能。但她们上门探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要去对她给关在家出不了门的状况表示同情，因为她自己本来一直都是这样预计的，结果发现她心满意足地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她们邀请她到群居村来看看她们，但她没来，也没打电话。大家开会磋商，还策划了拯救行动。她们想象她彻底垮了，当贤妻良母和家务活儿的重担把她压垮了。有好几次她们到她家门口，尽管可以肯定她就在里面，但敲门总是没人应答。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她们半路拦住她丈夫，自然是把他当成敌人来看待，他也以眼还眼，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在家）没错，又回答说（上门）不可以。
“但她们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她们受苦受难的姐妹。最后她们在公园里看到她带着宝宝，喝着可口可乐，懒洋洋地靠在折叠帆布躺椅上，在阳光下看书。她感到内心不安，坐了起来，一举一动仿佛是犯了什么罪过似的。但是她所隐瞒的无非是幸福，汉娜渐渐相信了这个事实。”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