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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了，我的心应该跳跃得像麻雀一样欢快才是。
今天早上，我很庆幸自己在大的那间办公室里办公，避开汉娜和吉尔这两个眼神犀利的女人。查理和我讨论了那篇有关六十年代这一遥远时代的文章，还拿上百件好玩的琐碎往事来逗我开心。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乱作一团，像个青春少女一样，在思念着理查德。往常在约会之前，我总是体温快速上升，知道我们见了面就会觉得平静又愉快，但是今天等着去见他的感觉却完全不是那样。我焦虑急切，坐立不安，谁都不会将这样的状态说成是身心愉悦。所谓爱情！太痛苦了。我今天早上的情绪和昨晚写那篇言辞尖刻的日记时截然相反：当时是想既然我不爱弗莱迪，那就更好了。如果爱是备受折磨，以及一大堆一无是处的情绪，那又何苦……弗莱迪受到折磨了吗？哦，那正是我忍受不了的，那种感觉越发逼近，不断涌上心头，着实让我难以面对。
我早早地去了苏荷广场。天气潮湿，也没什么风。天空看起来雾蒙晦暗的样子。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坐着，让焦虑消散退去。但就在步入广场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理查德，他独自坐在长椅一端。他没料到我会来得这么早。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凝视着在花坛里觅食的几只鸽子，显然很疲惫。我在他身边坐下，他好像以为来者是不速之客，抬头看了看，然后微微一笑，整个身体仿佛这么一转过来就充满了能量。他伸出手臂将我搂住。我们就这般坐了一阵，后来我听到他一声叹息，我们分开来坐坐好。
“两周了。”他似乎语带责备。
“两周了。”我也指责道。
“阿姆斯特丹怎么样？”
“老样子呗。”对我而言，那无非是不得不应付的事，不想多谈；我想了解美国的情况，波士顿的情况。我说：“美国怎么样？”
他换了换双腿的位置，少了几分底气，说：“我是不得已才去的。好吧，我知道应该一五一十都告诉你。不过我们先上酒吧去，稍微缓冲一下，免得给命运的力量伤到了。”
我们一道起身走出广场，我只听自己心急如焚地问：“什么命运？你又要离开吗？”
“还没到时候呢。”
这话不足以让我平息下来。在去往我们的酒吧的一路上，我心里想的其实是，如果终究要结束，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有两周时间没和理查德在一起了，我们经常碰面时那种点滴消解的渴求，在今天却好像一时积聚得太多，结果现在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制止不了那股折磨人的疼痛。那时候，在灼热又曚昽的阳光下，在潮湿的暑气中，痛楚和渴求似乎都涌上了我心头，即便有理查德在也承受不住。我别无他求，只想摆脱这份负担，这阵疼痛。
我们的老位子空着，我们挤进酒吧，低坐在周围那一大帮吃午饭的嘈杂人等中。
“什么命运？”我一坐下来就问。
他扑哧一笑，意思是某人的言行完全不出所料，或许算得上惹人怜爱，但也未免太没想象力了。我说：“突然间我就受不了了，但受不了什么？要是我知道的话就好了……”
“我完全理解。”他从吧台拿了两杯双份威士忌，是酒保照他点头吩咐的“老规矩”摆上来的。他递给我一杯：“喝掉。”
“我想了解情况。”
“没错。先说说阿姆斯特丹，我想了解情况。是的，我一直说不，不，不要，我们别，但是我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思量你的生活。我对你一无所知，我感到又嫉妒又羡慕。”
“我也嫉恨得很……我可从来没嫉恨过……”我的声音越来越低，因为我知道嫉恨什么：嫉恨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没有看他，只是轻声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我觉得，我没这样爱过……”我能够感受到他在密切注视我的脸，他那热烈的眼神期待着我抬头，可我做不到。我害怕看见他脸上可能会出现的神情。我很清楚，那会是某种痛苦，虽然那痛苦并不是因我而起。哦，我们的思绪在彼此间来回飘荡，速度飞快，两个人所想的如出一辙。
“阿姆斯特丹。这些天的短途旅行，你都做了些什么？”
“不是短途旅行，是去出差，非常劳心劳力，效果也很好。有家酒店不错，我总是住在那儿，运河边上一幢高高的老房子。他们尽量给我顶楼的房间，很合我的心意。你可以看看树木，看看河水，还可以看船只经过。有一次，是冬天，还有人在滑冰，就像勃鲁盖尔[36]的画一样。他们一大早的，七点钟吧，就给我端来咖啡面包还有果酱。我讨厌急吼吼弄得手忙脚乱的，喜欢悠着点慢慢来。我到哪儿都是用走的。这次是另一家酒店，那里开过许多会。结束了以后，我和朋友吃晚饭—我认识很多同行，当然了。”
“那当然。”
“我通常都是走回去的，我喜欢在阿姆斯特丹四处走走，然后回去上床看书。”
他看着我，有点嘲弄的样子。我们拿着酒杯慢慢啜饮，心里打算喝光了再续杯。酒水的光泽和欢乐吵闹的人群让我感觉舒坦了很多。他说：“嗯，这下好多了。”他拿起我们俩的空酒杯，到吧台上让酒保添酒。
“我这人比较糙，没见过世面，话说你整天都在忙什么呢？”
“这次嘛，我听了好多场报告和演讲，发言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讲时尚业—现状啦，危机啦，时尚业总是有危机……”
“一切总都有危机，你没发现吗？”
我们都笑了，放松随意地笑了。我们注视着对方，眼睛都不愿意看别的东西。他拿回我们的酒杯，我突然说：“我打算打电话回去，说下午不到办公室了，要是你下午有空的话。”
“我有空啊。”
我让汉娜跟查理说一声—那时候查理还没走，说我下午请假，这件事那件事都该完成，由他来完成。
我回到我们那张桌子，悄然坐到座椅上，好像就此进入了永不停休的幸福之中，因为整个下午尽在眼前。他说：“你吃过早饭，走到另外一家酒店，在那里听人发言，听了一整天？”
“没错。我也讲了一场。与会的人来自南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各国，还有苏联，五湖四海的。你知道—时尚业，是个巨大的产业。”
“你的讲话都说了什么呢？”
“是报告。我代表英国的高端女性杂志发言。”
“你听了四天报告？”
“我们也分成小组—委员会和分委会，讨论各个方面，主要是经济萧条。”
“哦，对，经济萧条。”
“这可是眼下世界各地会议的真正议题呢。”
他说：“我们这下要承认经济萧条了吗？”
我说：“也不只是讨论经济萧条。上一次，议题除了经济萧条，还有战争。”
“没错。”
“没错。”
我对着他举起酒杯，知道我的笑容有点勉强。他的微笑则是冷冷的。
“我们别。”我说。
“嗯。但我觉得吧，可以在这会儿告诉你我在美国都做什么了—可以吗？好。我们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我们有个儿子，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也就是低能儿。他叫约翰。我们并没有把他送进养育院，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我们不想那么做。但是这次我们俩都回国的时候，也就是四月份，我们没带他回来，也没法这么做。得有人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我们在华盛顿请了个保姆，是古巴人，就住在我们家里，现在她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但是她自己家里出事了，她母亲的事。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可没有人能托付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先天不足的人。”
“他几岁了？”
“年龄嘛，十六岁了，比凯瑟琳小两岁。不过他实际上就相当于四五岁。他非常可爱—低能儿都很可爱，你知道的。我们从没想要把他送进公共机构，那样的话我们和他的生活都会有太多遗憾。我有时候想，我们一家五口中，他是唯一快乐的人。”
听着他这番话，我所做的，就是把细节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整个剧情逐渐明朗。一幢房子，理查德在里面，凯瑟琳是大女儿；白痴小男孩，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他来作出调整—只能是这样；他的妻子，还是个未知的变量；身材壮硕、敏感善良的热带妇人……他说过五口。
“五口？”我问道，“包括古巴保姆咯？”
“不包括。加上玛利亚的话，是六个人。我们的儿子马修极有抱负，非常勤奋，和我妻子一样。”他很快地补充了一句，还瞟了我一眼：你得接受这个现实，迟早的事。“是的，但是没有人能用‘阳光少年’这个词来形容马修。他用功学习，也拼命玩，两方面都不含糊。凯瑟琳总是笼罩在约翰的阴影中。他出生的时候，她才两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很受弟弟的困扰。马修就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他接受了现实，走自己的路，早早地就在情感上脱离我们独立了。但是凯瑟琳爱约翰，她一直都爱他，为他伤心难过。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快乐的白痴也在，有点像是个畸形的侏儒，岿然不动，老是呵呵傻笑，像只撒欢的小狗，凯瑟琳替他感到难堪，你知道—别人头一次来，总是得了解我们的处境以后才能适应过来。凯瑟琳总要苦苦思索，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无法忍受。我相信，对她来说这是某种无尽的痛苦。西尔维亚和我……”他又瞟了我一眼，在估摸着，甚至下结论：她得接受这一点，她接受了吗？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捏了捏，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母亲或者护士哄小孩吃药一样，非常认真，看到孩子吞下药了总算放了心—这些都写在脸上。“哦，简娜……”他压着声音接着往下说，“我和西尔维亚经常探讨这件事，你可以想象。我们总是安排凯瑟琳多出去，多和朋友们待着，去夏令营—你知道，这是美国为年轻人夏天作的安排，非常好的做法，你们这里应该多开设……”我当然注意到了他说“你们”，但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可是无济于事，你看，我们可以让凯瑟琳整个夏天都参加夏令营，但她会每隔一天就打电话问：约翰怎么样？不，真正承受了约翰负担的人是凯瑟琳。”
“不是玛利亚？”
“不是，精神上不是。就是这么回事。玛利亚自己没有孩子，也没结婚。她生性开朗，又闲不住。”我不由得径自微笑了，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医生的诊断记录。“某某人开朗好动，兴趣广泛，预后良好。”“凯瑟琳爱约翰，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千真万确。他也爱她。为他伤心难过的倒不是我或者西尔维亚。我们都非常辛勤忙碌地工作，你懂的。我们都说—尽管别人不太容易理解—回家看到约翰，就恢复了精力。他们（低能儿）就是有种欢乐的力量。”
“我读到过这样的报道。”
“嗯，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那种油然而生的精力，挡也挡不住。”
我没吱声，心头被压得沉甸甸的，感受着这些年，理查德和西尔维亚，三个孩子，他们的房子，开朗忙碌的古巴妇人……毫无疑问，还有宠物猫狗和仓鼠。我真是招架不住了。三十多年，他说过的。
“马修多大？”
“二十二岁，我正等着你问呢。我们直到三十好几了，才要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才十九岁，自己都还是孩子。应该有个法律禁止一下。”
“为什么？你们还在一起吗？”
“是的—不，其实不是。我并不后悔……”他又把手覆到我的手上，将威士忌灌进喉咙，示意我也应该喝掉我那杯。我喝了下去，他把两只空玻璃酒杯放回吧台。
“我快喝醉了。”
“很好。除了喝醉，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挨过这一切？”
“为什么你们等了那么久才要孩子呢？”
“我们都太忙了。等了十年。一直在工作，没完没了地工作。今天爆的料还不够吗？”
“确实够了，太多了，我觉得我没法……”我摇摇头。已经堵到喉咙口了，那“三十多年”扎扎实实、满满当当的家庭生活，如此密集而剧烈，家庭结构是—父母都忙于工作（西尔维亚做什么工作呢？），有抱负有头脑的长子，长不大的乐呵呵的低能儿，因为弟弟而精神忧郁的凯瑟琳。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是什么紧急情况，非要你回去不可啊？”
“约翰从未遇到过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的情况，至少都会有一个人陪着他，玛利亚从他五岁起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突然间我们都走了，除了马修，但他在上大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校，而且他对约翰一向保持合适的距离，又不失亲近。我们让玛利亚的妹妹住到家里来，但是约翰对她不习惯，所以他生病了。那才是他病了的真正原因，尽管看起来是肺炎造成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好了。”
我在消化这些信息。问题不断冒出来，我决定一个也不问。
“我想我们该吃午饭了。”我说。
“好主意。”
我们往南走到维勒氏餐厅，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从实质到式样到重量—重量，重量—此刻都摆在我们之间了。就在那里。我们像孩子一样进了电影院，看了—看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牵着手，他说他七点钟得回家。分别前，我们在一家酒吧喝了一杯，凯瑟琳站在外面背对着我们，注视马路对面。她体态健美，但是因为神情恍惚而显得呆滞迟钝。
似乎我们应该若无其事地走向她，这样我们—她和我，就能结识，我想这正是理查德想要做的。但是他有点犹豫，结果她径直穿过马路走开了，步伐沉重，不知要往何处去。
“她是因为约翰病了而难过吗？她难道没想跟你一起去？”
“我们没告诉她，是啊，听起来很奇怪，但让她答应在这里上大学已经费尽周折了。她不想和他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