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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能组织成有效的话语，能让她更听得进去。我问她白天都做了些什么，好像她怎么样都不要紧，随便她一觉睡到十二点，胡乱试穿我的衣服，慢吞吞地逛一两家商店，然后坐在我的沙发一角跟着那激烈的音乐浑身抽抽。我极力想要找出这世界上能让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她只对吉尔做些什么事有着狂热的好奇，除了吉尔就没别的了。她想跟着吉尔，想变成吉尔。她问起吉尔的公寓，但我只不过匆匆一瞥，无法提供她想打听的细节：那里有没有给她的房间？就算她知道吉尔三年前逃离家庭基本上就是要远离她，她也不会承认的。她问我都给吉尔买了什么衣服，只见她徒劳地盯着她自己那些衣服，已经惨淡地乱作一堆；她想了解吉尔的“寓友”—吉尔是这么称呼他来着。“来见见我的寓友。”她是这么介绍她的恋人的，而我作为旁观者，想告诉她说，吉尔，吉尔，不要—至于告诫她不要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坐在那儿仔细观察她，就像我观察照片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为她不知道她自己是多么稀罕难得的珍宝而感到不可思议—我是这么认为的。锁在心底吧，不要插手了。
我跟凯特谈了谈她的学业：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去上各种课程班，尽管现在已经接近学年尾声了—教学日历对我而言是新鲜的时间安排。但是到了秋季，她就得上专科学校去学西班牙语。我想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我说这条路可以通往某种传奇般的经历（像吉尔那样），让包括结交朋友、有所成就、获得独立在内的一切都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我这么说了，她也就人云亦云。
但在此之前，她还是打算就这么萎靡度日。她似乎对世间到处奔腾飞驰、活蹦乱跳的生命力一无所知：她没有衔接上，发生短路了。和凯特待上一晚，我就精疲力竭。我甚至早在十一点—比平常早了一个小时—就上床，打算睡上一觉以恢复体力。这女孩在这儿，叫我乱了方寸。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照吉尔的说法，叫她离开：“嗯，叫她回家去，简！”我确实会觉得自己好像在责怪她。但如果她不在这儿，那理查德和我可以……可以干吗？到这里吃顿饭？做爱的念头时不时显得势在必行，然后又不了了之。两个人一见面，就带动周围的温度骤然上升，然而这两个人不做爱，甚至连念头都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张年轻姑娘的小照，那张小照背后的寓意，让我却步？让我们却步？
我一丝不挂，站在镜子前。哦，我无疑一直在欺骗自己。没多大变化，我一直隐约这么想，总会根据自己身体日渐老去的变化来巧妙地穿衣，衣服的质地和料子都宛如皮肤……尽管我极力阻止自己这么做，但一旦我当真思考起和理查德做爱的念头，悲伤便向我袭来，感觉极其空虚，好像有不散的阴魂出来搅局似的败坏了自己的心情。
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弗莱迪。
过去我们的性生活挺不错的。说来也怪，我从没做过关于弗莱迪的春梦。我们当初做爱，像老话说的鱼水欢好，有什么好去梦的？我记得听到别人说起他们做了春梦时，曾经这么问过自己。他去世以后我也没有性梦，那不是在我梦中情境需要注意的特别内容：我记得，在睡梦中我有高潮，但那完全是官能上的。对我而言，自慰多是出于讲求实用，而非要追求感官刺激：我需要自慰，得放松一下，早点了事，我一向都是持这个态度，因为我已经对性事有了充分的了解。而如今，我入睡以后，竟然梦见和弗莱迪狂野不羁，激情十足地偷欢，充满悔恨也充满渴望，真是疯了。无可否认，我们都是疯狂的家伙。
因为我出去和理查德共度了许多个夜晚，所以凯特问了起来：“你去朋友们那里吗？”“你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吗？”我毫不含糊：“是，我要去。”“是，在一起。”
“他们人很好吧？”她可怜巴巴地问。意思是，他们会喜欢我吗？有一次她甚至愠怒地说：“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很有名吗？”
“你看，凯特，我有我的朋友，你也会有你的朋友。”
我说这话的时候，能从她身上体会到那种被抛弃的感觉，那种残忍—就像她得知不能在《莉莉丝》工作一样。一扇又一扇门在她面前接连不断地关闭，当她靠近的时候，功成名就的绚烂世界就躲开她。
她邋里邋遢缩成一团，窝在我宽大的沙发一隅，那双惨兮兮的眼睛仿佛是遭到了虐待的孩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夜里我督促她上床—要是我不步步盯紧的话，她就会随处胡乱就地睡下，躺倒在面包屑、巧克力渣和薯片中—我仿佛看见了泰迪熊和布娃娃的幽灵。我是不是该给她买一个呢？那会不会又是一种残忍？
然后是我和理查德的生活。那全然是另一种活法，我的脚跟插上翅膀，向幸福生活飞去。有时候我会捧着鲜花到我们的约会地点，以此表达我的喜悦之情。理查德见状开怀大笑，凝视我的双眼，而我就像看到过于耀眼的阳光似的一阵目眩。他拿起一朵接一朵的花，别到我的头发、腰带和扣眼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令路人侧目。起先他们有点看不惯，但很快也从我们挥洒出来的乐趣中尝到了甜头。我们走到哪里，就把旁人都拉进我们的快乐之中。昨天，我们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泉边上，像扔硬币试运气一样，接二连三地扔进朵朵小苍兰和晚季水仙。我们一道在路边买的这些花，卖花人说：“今年最后的水仙了。”我们俩一束又一束地买花，一个人停下不买了，另一个人就接上，直到我们俩都鲜花抱满怀。花儿漂浮在喷泉上，黄黄绿绿的泡在浅蓝色的水里。几个小女孩脱下鞋袜，蹚过浅水去捞那些花儿。她们一边尖声嬉笑，一边把花儿丢到喷泉池边，冷不防还滑倒了。“为什么你要扔掉它们呢，先生？”她们叫嚷着，踩进水里去收拢花朵。于是我们从堆成山的花中拿了几束给她们，然后走上圣马丁道，把水仙分送给路人。他们非常惊讶，盯着我们直看，随即就笑了。他们很可能以为我们是哪家剧院的演员，在演一出即兴剧。
我们去了好多家酒吧。起初是在看戏前进了家酒吧喝了一杯。理查德说他都忘记酒吧什么样了，多不可思议的好地方啊。他说到在国外他最想念的是酒吧；他常说不管在什么地方，英国酒吧都无可匹敌。
我从来都不是爱泡吧的人，现在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呢？嗯，原因之一，是你要去酒吧的话，得有个伴儿。
伦敦的酒吧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各个公共场所都有如剧场，酒吧尤其为甚，因为进来的人往往都是常客。理查德和我先看情况尽量落座，直到我们能换到最钟意的位置为止—所谓最钟意的位置就是角落，这样我们就不会挡着别人的路，也没人注意我们。
我们喝苏格兰威士忌，他加冰，我不加，两只玻璃杯紧挨着放一起，光线照射之下，酒水表面形成油汪汪的金黄图案，晃晃悠悠地映在桌面上。这些酒吧真是解人寂寞又包容万象的好地方啊。人们来来去去，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是每个人都深陷在他或她自己的小小行为模式之中，他们泡吧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范式的一个片段。大家都那么千姿百态，从没有一张脸会雷同，各种不可思议的混合搭配：门一推开，出现一张新面孔，独特之处根本无法预见。
我们交谈了起来。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最常重复的内容如下。
理查德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所拥有的视而不见，为什么把它损成这副样子？”要么变换一下说：“你怎么就看不到……”还有一回说的是：“我，我们……要是我们能够……”—能够看这个那个，做那个这个的。他说电视上、报纸上对他们自己，你自己，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一句好话，除了灾难，没有别的了。
我说：“可情况确实是都不好呀。”我列举了失业和工业衰退的例子，说现在的低下效率有多糟糕，整体状况非常混乱，以至于你会感觉好像一切都在你指缝中流逝，而你什么都抓不住……
他说确实如此，哪里都一样，是因为一切都太庞大，太难掌控，和不列颠没有关系—和我们、你们、他们没有关系。
我告诉他《莉莉丝》内部的种种情况，提起我为了让工作得以开展，如何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地对抗那种在我看来玩世不恭，而别人都心照不宣的和稀泥作风和凡事都无所谓的态度。
他说我们—你们—他们，都不懂得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拥有的—是人民。他说这里有理智，有观念，有平衡，有正义，而我们却并不看重。
我说：“我很看重的。”我告诉他我如何沿着这座城市走啊走，从人们身上获得滋养—我就是这样的感受：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的场景都是喜剧，超乎现实的陶醉之情如影随形，可以是因蔬果店里某个人说的话而起，也可以是因看到公车上的两个姑娘而起。
他说：“还不是都一样，你给宠坏了，你们都是。你们活在这个小小的绿洲当中，而外面的世界满是混乱局面和恐怖事件，以及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
我说：“是时候了，你该回国生活。”
他说：“我受不了你们听任一切走下坡路的态势。有时候，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回来会有所触动，这里有某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但这次回来的新发现，是你们一刻也没停止过糟蹋自己，让好端端的一切土崩瓦解。”
他抽出一张报纸，平铺开来放在我们俩之间的桌子上，他已经用浓重的双划线标出了：失业问题，英镑贬值，工人罢工，爱尔兰问题，下水道状况，铁路危机……于是，我环视酒吧一圈，看看他们，你们，我们，想知道边上那个男人是不是失业了，或者远一点的那对年轻夫妇是不是根本就没工作过，是不是这显而易见的幽默、闲适和自信都只是掩饰的面具，这时候他会说：“你们怎么可能看不见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他说：“好吧，或许你们活该失去这一切。如果不珍惜某样东西，就会失去它。”他怒而不发，惋惜之情看似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在理查德身上，纵然再激烈的言行也是迂回的、克制的。
但是他谈论起我们—谈论起他和我，不见得比谈论“他们”或“你们”少—对于我们列为禁区的私人问题，他游走在边缘之上。我小心翼翼不敢注视他，因为我希望他相信我遵循着那些规则—他的规则—原来我所恪守的是他定下的规则。但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一直不愿从手提包里拿出我的那张小照呢？装照片的信封都弄脏了。哦，我和他一样害怕！谈宏大的议题固然没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又太沉重了，正如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一样。此外我还为理查德和自己担惊受怕。我们如此脆弱，拥有的幸福轻易就会分崩离析。只消一个词就会杀伤力十足；往往一个词或者一个眼神，就会夺走我们在彼此身上的快乐，弄得我们都笨嘴拙舌，只好胡乱诌点话或者做个什么动作掩盖过去，讨论起别的话题，一如既往地瞎编些无聊话，纯粹玩玩文字游戏图个好玩；或者我们从原本泡着的酒吧或者歇坐的街头快步走开，好远离危险的源头。
近来天气持续炎热。那些在春天里一身或嫣红，或嫩黄，或乳白的树木，全都变得葱茏苍翠。夏天降临了。昨天，我穿着亚麻质地的黄色连衣裙，和理查德坐在路边金灿灿的阳光下。他以他惯有的恭维方式，语气真诚但是又带着几分怅惘地说道：“简娜真漂亮！”那样子似乎是归结于命数已定，隐隐存在忧患。
我告诉他，对几乎所有人来说我都叫简娜，但是对家人却不是，他马上说：“简娜，你当然就得是简娜，简听起来太过一本正经。”然后他故意拖长了重读发音，吉—恩—简，我们都不禁笑了起来。但我笑得不算开怀，因为从简这名字里，犹能听见家人的压力和苛责。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受到启发，老天相助，我麻利地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递给他。他接过时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没明白过来。而后他定睛一看，身体就绷紧了，甚至直起了腰板，把照片放平，搁在白色瓷碟和装着橙汁的玻璃高脚杯之间。他低下头久久地凝视照片里身穿花裙的女孩，呼吸都变得急促了。我见他涨红了脸，多么后悔给了他这照片！我坐在那里饱受煎熬，心怦怦直跳，知道情况不妙，都是我犯的错，我的错！我移开视线，不敢直视，但还是忍不住要偷瞥几眼，而他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我。错过了三十年光阴，一去不回的三十年！眼下他显得疲惫，甚至是筋疲力尽，而且脸色苍白。我们愉快美好的一天，阳光灿烂，碧空万里，人们身着夏装，轻松自在地微笑着—那一切全都上哪儿去了？还是我们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不再是那欢乐之中的一分子。各种思绪都涌现到我心头，有待一一化解消除。比如：这不公平；比如：是他问我要的我年轻时的照片；比如：他在责怪我吗？怪年届五十的我看起来和二十岁时不一样？比如：你在惩罚我！
其实他也受着煎熬，备受煎熬。
他没有看我，他不愿看。冥冥之中有某种混乱和痛苦，我觉得并非因我而起，这使得情况更糟糕。我坐在那里喘不过气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疼痛，心里只想快快离开这地方，上哪儿去都行。
这时候，不知道算是要给我，还是给整个局面恰如其分的应有承认，他煞有介事地说：“恭喜恭喜！”
一阵轻风吹起桌布红白蓝三色的纸质护角，照片斜着立起来，就快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