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了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用若有所思的目光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双手撑着橡木软椅的扶手，与往常一样探身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突然抬起眼睛，正襟危坐，说了几句套话，就开始审理案件。但是他腹部左侧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发作起来。伊凡·伊里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继续作祟，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他被惊呆了，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而同情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出色、精明的法官，居然也会乱了程序，出现差错。他振作精神，极力使头脑保持清醒，好不容易才把庭审进行到终了，然后郁郁不乐地坐车回家。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遮挡的事情遮挡住了；他已经不能靠审理案件来摆脱它了。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要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要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这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凡·伊里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求别的屏障，别的屏障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立刻又被穿透了（不是被毁坏了），似乎它能穿透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最近这个时期，他常常到他布置的那间客厅去，就是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为了这间客厅，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那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看到打了蜡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发现这是相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铜饰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他满怀着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相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任意糟蹋感到十分恼火，相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相册整理好，把被弄弯的铜饰又扳正了。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相册的etablissement[11]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喊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反对这样做，他与她们争吵，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搬东西的时候，妻子却说：“何必呢，佣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屏障，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消失，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注意了一下腹部左侧，那儿还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不可能忘记它了，它分明在花的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窗帘，我就像去冲锋陷阵，牺牲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却成了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面对面，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浑身发冷。
七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在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个月，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女儿、儿子，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更主要的是，还有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全部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腾出位置，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本人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疼痛仅仅在起初使他觉得稍微好受些，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使人受不了。
家人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使用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还因为他知道，使用时必须有人在一旁伺候。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凡·伊里奇找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干杂活的男用人伺候他。格拉西姆是一个衣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了胖的年轻庄稼汉。他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起初，看到这个总是穿着干干净净俄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恶心的事，伊凡·伊里奇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就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青筋条条、软弱无力的大腿。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焦油味和一种冬天户外的新鲜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粗麻布围裙，里面穿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年轻有力的手臂。他没有看伊凡·伊里奇（显然，他在抑制着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伤心），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以一个敏捷的动作向病人转过脸去，那张脸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
“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伺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用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过了五分钟，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凡·伊里奇仍旧坐在软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轻巧地把他抱起来，就像他走路时一样轻巧，他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给他提起裤子，接着便想让他坐下。但是他请格拉西姆把他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好像一点也没碰着他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旁，让他坐了下来。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但是伊凡·伊里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不想放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拿过来。不，是那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腿下面。我把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拿过来，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然后把伊凡·伊里奇的两腿抬起来放到椅子上：伊凡·伊里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抬高的时候，他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凡·伊里奇说，“请你把那个靠垫搁在我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凡·伊里奇觉得好一些。当格拉西姆再把他的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人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要做什么事？事情都做完了，只要再劈点儿柴明天用。”
“那么你扛着我的腿，把它再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凡·伊里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我来得及。”
伊凡·伊里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聊起天来。说来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凡·伊里奇有时就喊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自己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聊天。格拉西姆轻快、乐意、淳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感动了伊凡·伊里奇。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和精力旺盛都使伊凡·伊里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旺盛不但不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说假话，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假话，说什么他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得到某种很好的结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这种谎言使他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且明知他的病情险恶，还要对他说谎，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说谎。谎言，在他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这种谎言，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那些出门做客、窗帘、午餐的鲟鱼等等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谎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痛苦。奇怪的是，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好多次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至少别再说谎。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即将死去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事件的水平，一种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像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因而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所以，伊凡·伊里奇只有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都扛着他的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凡·伊里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突然用“你”来称呼伊凡·伊里奇，说：“你有病，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只有格拉西姆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认为不需要隐瞒这个真相，他只是可怜这位消瘦的老爷。有一次，当伊凡·伊里奇叫他去睡觉的时候，他甚至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干这件事他并不觉得难受，因为这件事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时候，也有人能替他干同样的事。
除了这种虚伪的谎言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之后，他最希望的是（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别人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那样地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尊贵的高等法院的审判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很相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然而当他的同僚、高等法院审判委员谢别克来看他的时候，伊凡·伊里奇不但没有哭和接受爱抚，反而习惯性地摆出一副严肃的、老成的样子，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块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房间。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天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都一样：一刻不停的、折磨人的疼痛，绝望地意识到那正在逐渐离去、但还未完全离去的生命；正在日益逼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所有的那些虚伪。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小时又一小时，可是，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爷，您要不要喝茶？”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晨必须喝茶。”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要不要移到长沙发上去？”
“他要使房间恢复秩序，我在这儿碍事，我不干净，没秩序。”他心里想，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
仆人又收拾了一会儿。伊凡·伊里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这是他儿子的名字）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叫醒她。请问要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
“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凡·伊里奇害怕只剩下他一个人。“找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拿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羹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胡说，都是欺骗。”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得发腻和使人绝望的药味，心里就认定了。“不，我不可能相信了。但是这疼痛，干吗要这样疼呢，哪怕能稍微停一下也好哇。”他开始呻吟。彼得又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只剩下伊凡·伊里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是由于疼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