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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起鲟鱼来（这是医生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一点。”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啦！”伊凡·伊里奇恼火地说，“不就有一回在彼得·伊凡诺维奇家嘛。”
“那昨天跟谢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反正这样下去你永远也好不了，永远要折磨我们。”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对待丈夫的病表面上的态度就是如此，这态度她是说出来让别人听的，也是说给他本人听的，即这病是伊凡·伊里奇自己造成的，而且这整个的病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不愉快的事。伊凡·伊里奇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这也并没能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里，伊凡·伊里奇也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别人对他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在打量他，就像在打量一个即将让出空缺来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疑神疑鬼，仿佛他体内那个可怕的、从没听说过的病（这病正不停地折磨着他，势不可当地把他带往某处）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尤其是施瓦尔茨俏皮、活泼而又彬彬有礼的样子特别使他恼火，因为这使他想起了十年以前的自己。
朋友们常常坐下来凑成一个牌局。洗牌，发牌，一张红方块接着一张红方块，七张全是红方块。他的搭档说，没有王牌，于是又给了他两张红方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得意极了，满怀信心获得全胜。可是伊凡·伊里奇忽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和嘴里的那股怪味，因此，对于自己居然因为将要获得全胜而感到得意，他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搭档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瞧他怎样用他那只灵活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凡·伊里奇面前，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快乐，而无须把手远远地伸出去。“他是怎么想的啊，难道我已经衰弱到连手都不能伸远一点了吗？”伊凡·伊里奇想着，一不留神，用王牌杀了自己的搭档，结果差三分没能获得全胜。最可怕的是，他看到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十分伤心，而他倒无所谓。他为什么无所谓？想起来真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就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休息。”休息？不，他一点也不累。于是他们就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凡·伊里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传染给了大家，但他又没法把它驱散。他们吃过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凡·伊里奇一个人在那儿独自寻思：他自己的生活被毒害了，而且他还使别人抑郁不乐，而且，这种毒害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虽然怀有这样的想法，还有肉体的疼痛和内心的恐惧，但他必须躺到床上，然而却常常因为疼痛而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还得起床，穿衣，乘车去法院，说话，写字，而如果不去法院，那就得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新年以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那个城市，要住在他们家。他到的时候伊凡·伊里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则出门买东西去了。他从法院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那儿见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收拾自己的皮箱。他听到伊凡·伊里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看了他一秒钟。这一眼就向伊凡·伊里奇说明了一切。他的内兄张大了嘴，一声“哎呀”没喊出来，咽了下去。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的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凡·伊里奇一再想使他再谈谈自己外表的模样，但他总是避而不谈这个话题。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回家后，他就去找她。伊凡·伊里奇锁上门，开始照镜子，先照正面，再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照片和他在镜中看到的自己进行比较。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把衣袖捋到胳膊肘上面，瞧一瞧手臂，又放下衣袖，坐到沙发上，脸色变得比黑夜还要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桌前，打开案卷，开始读，但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关着，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前，开始偷听。
“不，你太夸大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
“我怎么夸大了？你难道看不出来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一点光也没有。他得的什么病？”
“谁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某种病，反正我也不懂。列谢季茨基（就是那位名医）说的却完全相反……”
伊凡·伊里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肾移位。”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移位。于是他便在想象中极力要捉住这个肾，使它停下来，把它固定住。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小。“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凡诺维奇。”（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8]？”妻子带着特别忧伤和难得有的和善表情问道。这种难得有的和善表情使他恼火，他阴郁地看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凡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医生，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医生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全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个器官的功能，减弱另一个器官的活动，便能产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一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工作。他读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不停地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在一边的重要的心事，要等工作完毕之后再去处理。当他结束了工作他才想起，这件心事是对于盲肠的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客厅里有客人，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中意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凡·伊里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在一边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
他走进房间，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并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所希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自然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起来服了药，接着又仰着躺下，注意药物在如何有效地起作用，如何消灭疼痛。“不过必须按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好一点了，好多了。”他开始抚摸腹部左侧，摸上去不疼，“的确已经好多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突然，他感到一阵熟悉的、原来的那种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这疼痛很顽固，并不剧烈，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讨厌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发晕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不停止了。”事情的另一面突然呈现在他面前。“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它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是现在，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要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猛地坐起来，想点亮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他睁开双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儿。（他听见从门外远远地传来歌声和伴奏声。）可他们也会死的。这帮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样要死的。可他们却还在得意。这些畜生！”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难以忍受的痛苦。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承受这种极度的恐怖的吧。他坐起身来。
“这样不好；应当平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开始细细地想一想。”于是他就开始想了，“是的，一开始是腹部左侧被碰了一下，我还是老样子，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就去看医生，后来是灰心丧气，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离深渊越来越近了。体力减弱了。越来越近了。我憔悴得不成样子，双眼无神。死到临头，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已经是死了。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弯下腰去找火柴，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床头柜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迁怒于它，把它推倒在地上。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就像一个人刚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他的心里却在想，“有什么可说呢，她不会理解的。”
她的确不理解。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又匆匆地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怎么啦，觉得病变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坐了下来。
“你知道吗，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恨到极点，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嗯。”
六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一点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理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学》[9]中学过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它仅仅适用于卡伊，而决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那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从来都与所有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万尼亚[10]，他先是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欢乐和痛苦。难道卡伊也像万尼亚一样那么喜欢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样吻母亲的手吗？难道母亲绸裙上的褶子也是那么对卡伊窸窣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儿饼闹过事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理案件吗？卡伊的确是要死的，他死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凡·伊里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一点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我们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却成了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应当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错误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站在他的面前。
他又轮流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支持。他试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奇怪的是，过去这一切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现在却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凡·伊里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那些能遮挡住死的思路。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要知道我过去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抛开一切疑虑，到法院去了。他与同僚们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