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读案卷、核对法律，即对照供词、援引法律条文。这个工作他既不觉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有机会打牌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乏味的；但如果没人同你打牌，这毕竟比独自闷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凡·伊里奇的乐趣是设便宴邀请一些上流社会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里来，正如他家的客厅与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厅雷同，他与这些客人一同消磨时间的办法，也与其他人消磨时间的办法是同样的。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场晚会，大家一同跳舞。伊凡·伊里奇很快活，一切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大蛋糕和糖果的事大吵了一场：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凡·伊里奇却坚持要到一家高级的食品店里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没吃完，而食品店送来的账单上却写着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争吵。这场争吵很厉害，很不愉快，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骂他“笨蛋，废物”。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参加晚会的都是些出色的人，伊凡·伊里奇还和特鲁丰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公务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社交活动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乐趣是打牌的乐趣。他承认，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以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素质良好、不吵不闹的牌友一起坐下来打牌（这种乐趣就像一根蜡烛站立在所有东西的前面，在那儿点亮着），但是一定要四个人打（五个人打就不痛快了，尽管他总是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和认真（在出牌的时候），然后吃晚饭，喝一杯酒。在打过牌以后，特别是在稍微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就会带着特别好的心情上床睡觉。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的小圈子里都是些最出色的人，达官贵人和一些年轻人也常到他们家来。
在应该结交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上，丈夫、妻子和女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不入流的朋友、亲戚和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门外，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常常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家的墙上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很快，那些衣冠不整的朋友就不再来了，于是到戈洛温家来的就只剩下最出色的一小批人。一些年轻人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儿子，也是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的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凡·伊里奇已经在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商量，何不让他们俩乘马车出去玩儿或是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毫无变化地进行着，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伊凡·伊里奇有时说，他嘴里有一股怪味，腹部的左侧有点不舒服，但这也不能说就是不健康。
但后来，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了，虽然还没有发展成疼痛，但他总觉得腹部左侧隐隐作痛，心情也就变坏了。这种坏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戈洛温家里刚刚形成的那种生活轻松愉快和体面的感觉了。丈夫和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很快就消失了，就连体面也很难维持了。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这些夫妻能够不吵不闹地彼此相处的小岛已经很少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说她的丈夫脾气很坏，现在看来，这并非毫无根据。她说话喜欢夸大，她说伊凡·伊里奇的脾气一向那么可怕，她能忍受二十年，全靠她的脾气好。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一点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也就是他刚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开始找碴儿了。有时候是他发现某件餐具有点破，有时候是菜不合他的口味，有时候是儿子把胳膊肘撑在桌上了，有时候是女儿的发型不对头。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起先还与他争辩，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开始吃饭时发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病态，由即将进食所引起的一种病态。于是她就忍让了，不再与他争辩，只是催大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很大的美德。她认定她丈夫的脾气太坏了，造成了她生活的不幸，于是她便开始怜悯自己了。她越是怜悯自己，就越是恨她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又不能真的让他死掉，因为如果他死了，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使她恼恨他。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也救不了她。她很恼怒，但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着的恼怒却加剧了他的恼怒。
有一次吵架，伊凡·伊里奇显得特别没有道理，吵过以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肝火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她就对他说，既然有病，那就应该去治，而且她要求他去看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如同他所预料的。一切都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医生的架子，这也是他所熟悉的，就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样，然后是这儿敲敲，那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病人做出一些事先由他确定好的、显然是多余的回答。医生摆出一副架势，似乎在说，如今您落到我们手里了，我们会对一切做出安排的，至于怎样安排，我们是清楚而且没有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您自己希望怎样，我们都会按照某一种模式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里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里对被告装腔作势，现在这位名医也对他装腔作势。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你的体内有如此这般的毛病；但是，如果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以后未能证实，那么就应该假定您有另一种病，假如您患有那种病的话，那么……如此等等。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情危险不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适当的问题不予理会。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讨论这个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不必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考虑各种可能性——究竟是肾移位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与死的问题，只不过是肾移位或盲肠炎这两者之间的判定问题。伊凡·伊里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炎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只做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提供新的证据，那么此案将重新审理。所有这一切与伊凡·伊里奇曾千百次地做过的事一模一样，他也总是以这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对被告宣布他的判决。现在医生也同样出色地做出了总结，并且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面望了被告一眼。伊凡·伊里奇从医生的总结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好，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其他的人，对此都觉得无所谓，而他却觉得很糟。这个结论使伊凡·伊里奇大吃一惊，在他心中唤起了对自己的极大的怜悯，同时对这位医生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的冷漠，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在桌上，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合适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这病到底危险不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镜片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仿佛是说：被告，如果您想越出我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赶出法庭。
“我已经把我认为需要告诉您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等化验之后就清楚了。”医生点头表示送客了。
伊凡·伊里奇慢慢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了。一路上，他不停地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竭力想把所有那些叫人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的词语，并且从中读出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好对我来说是很不好呢，还是问题还不大？他觉得，医生说的所有的话，其含义都是情况很不好。伊凡·伊里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隐隐约约的、片刻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辞的话联系在一起，看来就具有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凡·伊里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的心情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把情况详细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一顶帽子走了进来：她准备同母亲一起出门。她勉强坐下来听了一会儿这些乏味的话，但时间一长她就忍不住了，结果母亲也没有听完。
“好的，我很高兴。”妻子说，“现在你就得按时服药啦，把药方给我，我这就叫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说完她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着没叹气，等她一出去，他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他说，“也许确实不要紧……”
他按照医生的处方开始服药，在验尿以后，医生的处方也做了一定的改变。但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在这次化验以及应该在化验以后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与医生无关，但结果是出现的情况与医生对他说的不相符。或者是医生忘记了，或者是没说真话，或者是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伊凡·伊里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最初一段时候他还在这种执行中找到了安慰。自从看过医生以后，对伊凡·伊里奇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保健和服药的医嘱，密切地注视自己的病痛，注视自己整个机体的动向。人们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凡·伊里奇的主要兴趣之所在。每当别人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去的人，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竭力掩饰住自己的激动，留神倾听，反复询问，并把有关的看法与自己的病相对照。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伊凡·伊里奇却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已经好些了。当没有什么事情搅乱他的时候，他还能欺骗欺骗自己，但只要一与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公务上有什么不顺利，打牌时手气不好，他立刻就感到自己病得很重。过去，当他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时，他总是期待自己能想办法克服困难，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甚至取得全胜。而现在，任何不顺利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总是对自己说：瞧，我刚刚开始恢复，药力刚刚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种倒霉的事，这样叫人不快的事……于是他就怨恨那些倒霉的事，怨恨那些使他不快、要他命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送他的命，但又克制不住自己。看来，他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关注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的做法却完全相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注视着所有可能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他的安静的事，他就怒火万丈。他读了一些医书，也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不过，病情是慢慢恶化的，把今天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是很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看病的时候，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看病。
这个月，他又去拜访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与第一位名医一模一样，只不过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更加重了伊凡·伊里奇的怀疑和恐惧。他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位很好的医生，他对伊凡·伊里奇的病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尽管他保证这病能痊愈，但他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假设却把伊凡·伊里奇弄得更糊涂了，也加深了他的怀疑。一位采用顺势疗法的医生对疾病又做了另一种诊断，并且开了药，伊凡·伊里奇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觉得病情没有减轻，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治疗都失去了信心，变得更加灰心丧气了。有一次，有位太太讲到求神能够治病。伊凡·伊里奇发现自己在注意倾听，并且信以为真，这使他感到惊骇。“难道我的智力竟降低到这种程度了吗？”他对自己说，“愚蠢！全是胡扯。不要再犹豫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就这么办。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不再去想它了，我要严格进行治疗，直到夏天为止。到那时候再看怎么样。现在这种犹豫不决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却做不到。腹部左侧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且似乎在不断加剧，变成经常性的了。嘴里的气味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的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食欲和体力也在一天天减退。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凡·伊里奇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痛苦。家里的人，主要是妻子和女儿，还热衷于出门访客，他看出，她们什么也不明白，还责怪他老是闷闷不乐，苛求别人，仿佛他在这方面有错似的。虽然她们竭力掩饰，但他看得出，他妨碍了她们。但对他的病，妻子也替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她都持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熟人们说，“伊凡·伊里奇就像所有的好人一样，总是不肯严格地执行医嘱。今天他按照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睡觉，可是到了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忽然忘记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