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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她的啰唆对他几乎不起作用。
在这个城市供职七年之后，伊凡·伊里奇又被调到另一个省里担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不够用，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了，但开销却更大了。此外，还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凡·伊里奇就更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把在这个新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都归咎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论的多数话题，尤其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有可能引向过去曾经引起过争吵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妻之间很少有相亲相爱的时候，即使有，为时也很短。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停靠的小岛罢了，然后他们又重新驶入隐藏着仇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凡·伊里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这也许会使他感到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在家庭中想要实现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使自己尽可能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种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他必须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话，他就尽量利用有外人在场这一点来保证自己不遇到不愉快的事。不过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有公务，他的生活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之中，这种兴趣把他整个儿吞没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己有可能毁掉想毁掉的任何人，走进法庭和接见下属时的威风，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应付上司和下属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具有办案的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与同僚们的闲谈、宴会和打牌，使他觉得生活非常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前进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六岁了，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他也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却偏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颇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拒绝了几次调动，希望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凡·伊里奇期待着获得大学城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戈普捷足先登，得到了那个职位。伊凡·伊里奇恼怒了，开始责难他，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结果上司开始对他冷淡了，下一次提升又没有他的份。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年，这一年是伊凡·伊里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他觉得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的、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其他人却觉得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连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的职位和三千五百卢布的年薪是极为正常的，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人们对他是多么不公平，他妻子的啰唆是多么没完没了，他已经入不敷出，开始负债，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假与妻子一同到她住在乡下的哥哥那儿度夏。
在乡下，由于没有公务，伊凡·伊里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于是他决定，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凡·伊里奇在凉台上来回踱步，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决定到彼得堡去活动一番，申请调到另一个部里去，以此来惩罚那些不能知人善任的上司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劝阻，动身去彼得堡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年薪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抱定要去哪一个部，属于哪一个派别，从事哪一类工作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年薪五千卢布的职位，政府机关也行，银行也行，铁路上也行，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构也行，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的年薪，而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能知人善任的部。
结果伊凡·伊里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熟人费·谢·伊里英也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伊凡·伊里奇，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份最新的电报上说，近日部里要有人事变动：彼得·伊凡诺维奇的职位将要由伊凡·谢缅诺维奇接任。
这个初步拟定的人事变动，除了对俄国有其自己的意义以外，对于伊凡·伊里奇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洛维奇，这样一来，查哈尔·伊凡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而这对伊凡·伊里奇就十分有利，因为查哈尔·伊凡诺维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伊凡·伊里奇一到彼得堡，就找到了查哈尔·伊凡诺维奇，并取得了查哈尔的承诺：替他在他所隶属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可靠的职位。
一星期后，他给妻子打了个电报：
“查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将首批获得任命。”
由于这次人事变动，伊凡·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在部里获得了这样的任命，他比他的同僚高出了两级，年薪五千卢布，还有三千五百卢布的调任费。伊凡·伊里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部里的一切怨恨忘得一干二净，他觉得幸福极了。
伊凡·伊里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好久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也眉开眼笑，他们签订了“和约”。伊凡·伊里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别人怎样祝贺他，他过去的敌人怎样羞愧难当，现在又怎样逢迎他，人们怎样羡慕他的职位，他还特别讲到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很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做出一副相信他的话的样子，没有反驳他。她只计划了一下，到了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城市里，他们将对生活做怎样的新安排。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正是他的计划，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他那被搞糟了的生活又将恢复原本应有的愉快和体面的性质了。
伊凡·伊里奇回来后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九月十日他必须去上任，此外，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也需要时间，得把所有的东西从省城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做。总而言之，一切该怎样安排，他已胸有成竹，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心里所想的也几乎跟他完全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好，他和妻子的目标又一致了，而且，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还那么和谐，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没有这样和谐过。伊凡·伊里奇本来想带家眷一同去赴任，但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凡·伊里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特别殷勤和亲近起来）却坚持认为不行，结果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去赴任。
伊凡·伊里奇去上任了，愉快的情绪一直没离开过他，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和谐一致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果。他找到了一处非常好的住宅，他们夫妻俩梦寐以求的正是这种住宅。宽敞、高大、古色古香的客厅，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房间，儿子的学习室——这一切就仿佛是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动手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尤其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有一种高贵的气派），选购沙发套等等，于是东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勾画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他知道，当一切都布置就绪以后，他的新居将具有一种多么高贵典雅、超凡脱俗的气派。临睡前，他常常想象着布置就绪以后的客厅将是什么样子。瞧着那尚未装修好的客厅，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布置就绪以后的壁炉、隔热板、放摆设的架子、分布在各处的椅子、挂在墙上的大大小小的盘子，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审美趣味与他一致的帕莎[6]和丽莎卡[7]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成功地搜罗到一批价格很便宜的古董，它们将赋予整个新居一种特别高雅的气派。他在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差，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是那么使他入迷，甚至超过了他所热衷的新职务，这真出乎他的意料。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也常常心不在焉：他会想着该用怎样的窗帘架，平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是那么热衷于此，常常亲自动手，重新摆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梯子，想指给那个弄不懂他的意思的工匠看，该怎样悬挂窗帘，但他不小心摔了下来，好在他强壮有力，手脚灵活，因此没有摔倒，只是腰部在梯子边上撞了一下。撞伤的地方疼了几天，但很快也就好了。这段时候，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岁。他本想在九月份把新居布置好，结果却拖到十月中旬。然而新居的确漂亮极了，不仅他自己这样说，而且所有来参观过的人也都对他这样说。
实际上，所有那些并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家里都是这样布置的，结果就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漆家具、盆花、地毯、青铜器，以及许多黝黑而闪闪发亮的摆设，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的布置与别人是如此雷同，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去火车站迎接自己的家人，把他们带回灯火辉煌、装饰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男仆给他们打开装饰着鲜花的前厅的大门，然后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他感到幸福极了，领着他们到处参观，尽情地享受他们的夸奖，得意非凡，满脸发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多洛芙娜顺便问他是怎样摔下来的，他笑着，当场表演了他是怎样摔下来的，又怎么把工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曾是个体操运动员，换了别人非摔死不可，而我只不过这儿被撞了一下。那几天摸上去有点疼，但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青斑。”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在新居里的生活，一切都慢慢地习惯了，但正如人们搬进新居后常有的情况那样，总觉得还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总觉得还不太够，缺得也并不多，不过五百卢布而已；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感觉特别好的是最初那段时期，那时一切还没有完全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要去买东西，一会儿要去定做，一会儿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会儿又要稍做调整。尽管夫妻之间还有某些意见不统一，但是由于两人都很满意，加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争执过以后也就算了，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到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觉得有点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很快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了。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中午回家吃饭。最初那段时候，他的情绪是很好的。他有时也感到痛苦，那都是为了新居的事。（桌布和沙发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被扯断的绳子，都使他恼火：他为布置这所新居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痛心。）但是，总的说来，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条，按照他所认为的生活应有的样子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乘车去法院。在那儿，他对他的工作是轻车熟路的。他一到法院就投入工作之中：上诉人，在办公室里讯问，办公室本身，开庭预审和公审。在所有这些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可能破坏公务正常进行的日常生活的俗事：除了公务以外，不允许与别人发生任何关系，发生关系的理由必须是属于公务性质的，关系的本身也只能是公务性质的。譬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某件事，因为伊凡·伊里奇与这件事无关，他就不能与这个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这个人与高等法庭的审判委员有某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地书写到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解决的事，伊凡·伊里奇都会给予解决。同时，他还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当公务上的关系一结束，其他的任何关系也就结束了。伊凡·伊里奇善于把公务与自己的私事区分开来，不使它们互相混淆，他凭着长期的实践和他的才干，已经把这种本领掌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以至有时他也仿佛开玩笑似的，混淆一下公私。他之所以允许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力量，一旦需要，他随时都能区分公私。办理公务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技艺精湛。公务间隙时，他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稍许谈点打牌的事，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十分疲劳，但却像一个技艺精湛的乐师，出色地演奏完了乐队中第一小提琴该演奏的那些部分，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家里。家里，母女俩或是出门去什么地方，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是去学校读书，或是在家中跟家庭教师一起准备功课，认真地复习学校里教的东西；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凡·伊里奇有时就读一些大家都在谈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