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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一直过到老，到死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一辈子过得不错，即使不特别好，但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那种极端的不幸和使人恶心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恨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像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无论是关于别人，还是关于自己，对这一点我都不了解。
“说起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少巧合的事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发出一两下他特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一种强压下去的哭声。火车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半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出去了。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得出了神，没有发觉他已经从车厢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说话常常说个没完。”他又开始说道，“我反复地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在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这个人和那个人，去拜访某某人和某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给自己、给这个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空虚得不能再空虚。您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由于两个人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痛苦也感觉到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特别多：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要布置新居，还有就是从城里到乡下，从乡下到城里来回奔波。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起先谁都没有注意它，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混蛋医生就让她不要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轻率而又顽固地坚持这样做，我只好屈服。为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辩护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不存在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抚养一个孩子很吃力，但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妻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也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份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个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故意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解的必要。如今受过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淫乱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根本没有良心了，除非是社会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违背：丝毫也不需要对社会感到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巴夫洛芙娜如此，伊凡·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群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婴儿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应当坐监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
“我们就这样又生活了两年。那些混蛋医生的方法显然开始奏效了，她的身体发胖了，人也变漂亮了，就像夏天最后开放的花朵。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开始着意打扮。她身上出现了一种挑逗性的美，令人心荡神移。她才三十岁，已不再生育，身体丰腴，正是最富有魅力的时候。她的模样使男人想入非非。每当她从男人中间走过，她就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她就像一匹久不拉车、膘肥体壮的牝马，笼头又被卸掉了。哪有什么笼头呀，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没有任何笼头一样。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害怕。”
十九
突然，他站了起来，坐到紧挨着窗口的座位上。
“对不起，”他两眼凝视着窗外说道，然后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接着，他长叹了一声，又坐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了样，目光凄楚，他的嘴唇微微翘起，露出一种奇怪的、近乎微笑的神情。“我有点累了，但我要讲下去。时间还很多，还没天亮，是的。”他点起了一支烟，又开始说道，“自从她停止生育以后，她的体态变得丰满了，她的病——为了孩子的无休止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好转。不仅是逐渐好转，而且她仿佛从醉酒中清醒过来，醒过来以后看到了那充满欢乐的、她曾一度忘记了的大千世界。但是她过去不善于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她也根本不了解它。‘可别虚度光阴！流光易逝，时不再来！’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这么想的，或者不如说，她是这么感觉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和别的感觉：因为她受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关注——那就是爱情。她出嫁了，从这种爱情中得到了一点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仅远不是别人曾许诺和她所期望的，而且还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接着又立刻来了一种她没有料到的磨难——孩子！这种磨难把她弄得筋疲力尽。幸亏那些热心帮忙的医生，她才懂得女人也可以不怀孩子。她高兴极了，尝试了一下那种方法，于是她又复活了，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爱情。但是跟丈夫已经不可能有爱情了，因为丈夫已经被妒忌和形形色色的怨恨弄得对一切都厌烦了。她开始憧憬另一种纯洁而新鲜的爱情，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的。她开始左顾右盼，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我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能不深感忧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她大胆地（她总是借着与别人说话的机会把话说给我听）、半开玩笑地说，根本不顾她在一小时以前还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她说，母爱不过是一场骗局，当一个人还年轻，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孩子们真是太不值得了。她照看孩子们变少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拼命了，她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自己和自己的外表来了（虽然她极力掩饰这一点），关心自己的快乐，甚至关心自己的提高，她又入迷地练起了她早就荒废了的钢琴。于是一切便由此开始了。”
他又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窗外，但看来他立刻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便又接下去说道：
“于是那个人就出现了。”他犹豫起来，用鼻子发出一两声他特有的那种声音。
我注意到，提起那个人，回忆起他，谈到他，都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仿佛冲破了阻拦他的障碍，又毅然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眼里，照我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倒不是因为他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他的确很坏。话又说回来，他的坏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妻子多么缺乏自制力。没有他也会有别的人，这事早晚会发生。”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是的，这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而是一个半职业的、客串型的小提琴手。
“他父亲是地主，是家父的邻居。他父亲家道败落以后，三个男孩都得到了安置，只有这个最小的被送到巴黎，交给他的教母抚养。他在那里被送进了音乐学院，因为他有音乐才能，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为人……”显然，他想说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很快地说了一句：“哦，至于他过去是怎样生活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一年他回到了俄国，并且来看望了我。
“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桃仁般的眼睛，红红的带笑的嘴唇，抹了发蜡的小胡子，最新、最时髦的发式，一张俗气而又漂亮的脸，他就是女人们称之为‘并不难看’的那种人。他的体格单薄，可是并不丑，他的臀部很发达，像女人，或者像戈吞托特人[16]。据说，戈吞托特人的臀部很发达，也都有音乐天赋。他喜欢对人故作亲热，但他又很敏感，别人稍有抵触，他就立刻止住。他总是保持着外表的尊严，他穿一双有纽扣的皮鞋，系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穿戴一些外国人在巴黎都能学会穿戴的东西——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别致的巴黎气派。这些东西由于其别致和新颖，对女人一向都有影响。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做作的、表面的风趣。您知道，他还有一种习惯，无论说什么都用暗示的方法，只说半句话，仿佛说：‘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也是记得的，您自己去补充吧。’
“于是他和他的音乐就成了一切的祸根。要知道，在法庭上这个案子却被说成都是由妒忌引起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或者说，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似是而非。法庭是这么裁定的：我是一个被欺骗了的丈夫，我为了捍卫自己被玷污了的名誉（要知道，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才杀人的，因此我被无罪释放。我在法庭上极力想把这个案子的意义说清楚，可是他们却把它理解成我想为我的妻子恢复名誉。
“她和那个音乐家的关系，不管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于我毫无意义，对于她也是一样。对于我有意义的是刚才我告诉您的，也就是我的猪狗似的生活。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那个可怕的深渊，刚才我已经对您谈到过这一点，我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已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导致危机。我们之间的争吵在最后那个阶段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与那同样强烈的兽欲交替出现，就变得更加可怕。
“如果出现的不是他，就会出现别的人。如果不是以妒忌作借口，就会有别的东西作借口。我坚持认为，一切像我这样生活的丈夫，要不是纵欲无度，就是分居；要不就干脆自杀，或者像我那样杀死自己的妻子。如果有谁没有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要知道，我在用那种方法结束这种状况以前，曾有好几次差点自杀，她也服过好几次毒。”
二十
“是啊，在那件事发生以前不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仿佛处在停战状态中，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要破坏它。突然，在一次闲谈中，我谈到有那么一条狗在展览会上获得了奖牌。她说：‘不是获得奖牌，而是得到好评。’于是争论就开始了。我们开始互相指摘，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哼，这事早就老掉牙了，一向都是这样的：你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么，是我瞎说喽！……’我感到那种可怕的争吵马上就要爆发，我恨不得自杀或者把她杀死。我知道争吵立刻就会爆发，我也害怕争吵，就像害怕火一样，因此我想忍下这口气算了，可是怒火却攫住了我的全身。她也处在同样的状况下，也许还更糟。她故意歪曲我的每一句话，给它添加上原来没有的意思。她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毒汁，只要她知道我哪儿最疼，她就对准这个地方刺我。话越说越多。我大喝一声：‘住嘴！’或者这一类的话。她猛地冲出房间，朝育儿室跑去。我拼命想要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证明我的道理，我抓住了她的胳膊。她就假装我把她抓疼了，大叫：‘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打我啦！’我喝道：‘不许胡说！’‘你们看，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啦！’她大声嚷着这一类的话。孩子们扑到她的身边去，她就安慰他们。我说：‘你别装假了！’她就说：‘对你来说，什么都是装假；哪怕你把人杀了，你也会说，他在装假。现在我看透了你。你就想这么干！’‘哼，你死了倒好！’我大声嚷道。我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可怕、粗暴的话来，这些话居然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使我感到吃惊。我大声喊着这些可怕的话，向书房跑去，接着便坐下来抽烟。我听见她走进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去，她不回答我。‘哼，让她见鬼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回到书房，又躺下来抽烟。我脑子里生出了成千上万个计划：怎么报复她，怎么甩掉她，怎么挽救这一切，怎么才能做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我想着这一切，一面不断地抽烟、抽烟、抽烟。我想干脆离开她，躲起来，跑到美国去。想到后来，我甚至幻想把她甩了，这该多好哇，再去跟另一个漂亮的、完全是新认识的女人相好。要甩掉她，除非她死了或者与她离婚，于是我开始设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到自己的头脑混乱了，想的都不是应该想的东西，为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