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_第2节

有毛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伊尔捷涅夫事件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实际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凸显的是时代的病症。

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无疑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尽管他也曾被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他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的思考，生死问题的纠缠，伦理与道德的困境，这些都是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卓越的叙事能力体现出来的。托尔斯泰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无疑为其伟大的声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他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探索并不限于这几部作品，而是渗透于所有的创作，在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和随笔中。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言，我们便能窥豹式地感受到一位叙事文学的大师的魅力，他那出色的结构能力和对词语的熟稔运用。《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检察院的庭审为楔子，继以葬礼为引子，在娓娓的倒叙中回顾主人公的一生；《克洛采奏鸣曲》的叙事入口是火车的车厢，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程式模拟对事件的回忆，在叙述中插入数次列车的停靠，既增强了叙述的逼真性，又使对话不至于因冗长而令人产生倦意；《魔鬼》则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以“锦绣前程正在等着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一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继而在琐事的铺展中描摹暗流般湍急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作者给出了两个结局，一个是主人公伊尔捷涅夫的自杀，另一个则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情妇斯捷潘妮达。托尔斯泰仿佛在书稿上分别给出了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从而把男女主人公生死的审判权留给了读者。这种笔墨是如此不动声色的写实，却在冷静的字里行间透显着诗性的智慧和对世事的洞明。

历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今天，我们何以还要阅读托尔斯泰？这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追求的答案似乎仍然没有标准答案，而他由语言的火炬所点燃的真理之光还在闪烁。托尔斯泰早年曾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三死》，本书选译的这三篇小说仿佛是它的一个回响。在死亡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人的尘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种缺陷，琐碎、平庸、重复、虚幻、脆弱、易朽等等。我们面前似乎重新出现了一位贵妇死后建造的教堂、一个农民没有墓碑的孤坟和一株无辜被砍伐的死树。太阳照常升起，新绿在枯枝上绽放。与此相对应的是，死亡再次分别举行了三种仪式，从而接纳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时间的轮回中，血肉之躯抖落如一片片秋天的树叶，告别浮华、喧嚣的俗世，以便让灵魂平静、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归宿。沿循托尔斯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死亡作为一种否定的存在，携带着自己的使命。它是恶的中断，也是堕落的抹除，实际是为复活作出的一个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一个人经历了尘世的种种苦难，那属灵的生命最终将脱离肉体的羁绊，获得精神的解放，借此进入一个至善而自由的王国。

2017年7月11日

在死亡中寻求解脱与救赎的人

赵　松

1

要是老托尔斯泰还活着，估计也会赞成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结集的。因为在这三个晚期小说代表作里，探讨的都是他终生为之困扰不已并不断反思的婚姻、爱、欲望，还有死亡等问题。

说实话，它们令人窒息。晚年的托尔斯泰虽热衷于道德反思与说教，但写起小说时，他就立即展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自觉与强悍之力——无论是描述那些人物的可悲命运，还是对他们灵魂的无情拷问，他都让读者不时震惊甚至到不寒而栗的地步。阅读它们，就像是慢慢吞下莫名的毒药，味道苦涩而又复杂，还混杂着某些刺激心神的奇妙味道，它们煎熬着你，让你感同身受，又引诱着你，让你欲罢不能。

托尔斯泰夫人可能不喜欢它们。《伊凡·伊利奇之死》那么阴郁晦暗，充满了平庸之辈的绝望气息；《魔鬼》也可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正像他在婚前拿给她看的日记里写的、曾让她三观尽毁的那些东西；尽管为了让《克洛采奏鸣曲》通过检查机关的审查，她曾特地去彼得堡觐见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但在情感上，她根本无法接受它。因为它几乎不加掩饰地透露出作者对婚姻、爱情、家庭的巨大质疑，尤其是对女性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蔑视，那个波兹德内舍夫的一些情形跟从她日记里出现的言论极为相似，而她也确实喜欢过一位到家里做客的年轻捷克音乐家，但那完全是因为之前托尔斯泰对她的冷漠与排斥。

在帮托尔斯泰誊抄《克洛采奏鸣曲》的手稿之后，她会跟他说点什么？她会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小说的不满，比如，他对婚姻与家庭的敌意，对女人的轻蔑，她会告诉他，他对年轻女人在性欲方面的描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会争论，她会强调必须维护家庭、孩子们的利益，而他则认为，一个人脑子里只想着自家利益就是精神堕落。于是他们争吵，最后当然都会愤怒，互相说最狠毒的话，弹无虚发，击中要害。于是，她会又一次陷入最深的痛苦与绝望，想自杀解脱，而他呢，则会又一次想离家出走……然后，或许次日早晨，或许隔上两天，他们会选择和解，在彼此都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在他们那漫长婚姻的最后二十来年里，这一切几乎随时都会发生。

实际上，从她1887年（也就是托尔斯泰开始写《克洛采奏鸣曲》的那一年）的日记中，我们已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夫妻的矛盾之所以不断激化，主要还是由于观念冲突，他们的生活悲剧也随之悄然拉开帷幕：

“3月6日。抄写完了《论生与死》，方才又仔细读了一遍。我聚精会神地寻找新鲜的东西，我找到了许多中肯的表述，美妙的比喻，但其基本思想对我来说并不新鲜，老调重弹。就是说仍是号召人们为了精神生活而放弃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公道的——那就是为了博爱，为了爱整个世界而放弃个人生活。我以为，有些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的，谁也没有权利放弃，这些物质的东西不会妨碍，甚至有助于精神生活。”

2

晚年的托尔斯泰越来越专注于精神世界、关注整个人类世界的困境问题，曾给他带来很多幸福感的婚姻与家庭，却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让他焦虑厌倦却又无法摆脱的大问题。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托尔斯泰，登临了欧洲文学巅峰的托尔斯泰，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信徒，生命力、思想力和创作力依旧旺盛的托尔斯泰，在这些问题面前，似乎只是一个惶惑不安、焦虑易怒甚至不时绝望的老人。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在生命的最后时段选择离家出走了，更不会在弥留之际仍拒绝与陪伴其一生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了。

托尔斯泰夫人说过：“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到底也没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她也曾咬牙切齿地断言：“谁也不了解廖瓦奇卡（托尔斯泰的爱称），只有我了解，他是个有病的、不正常的人。”她的理由是：“如果一个幸福的人忽然像廖瓦奇卡一样，只看得见生活中丑恶可怕的东西，而闭眼不看美好的东西，那么他一定有病。”接着她就对托尔斯泰说：“你应该去治病。”而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里却极为无奈而又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周围的人不理睬真实的‘我’。”

尽管他们曾有过最美妙的幸福——新婚不久，托尔斯泰甚至为这幸福感像个孩子似的含泪拉着妻子的手说，“我们怎么办啊？”尽管托尔斯泰夫人热情率真、气质非凡，是个集灵魂伴侣与理想的生活助手于一身、令屠格涅夫等人都对托尔斯泰羡慕不已的女人，尽管她为他生了十几个孩子（有四个夭折了），在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她出色地承担了他的管家、秘书的角色，不仅要操持整个家庭的生计，还要帮他誊抄作品草稿，打理他的作品出版事务，更要负责那一大群孩子的教育成长，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与误解却是与日俱增的。

托尔斯泰家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裕，这就要求负责操持家务的托尔斯泰夫人必须是个现实主义者，否则这个家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她认为自己所争取和捍卫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孩子们，这是上帝赋予她的神圣职责。但在托尔斯泰看来，这种凡事只想着自家利益的状态是极其自私、可耻的，是令人厌恶的。而在托尔斯泰夫人看来，托尔斯泰对家庭毫无责任感，他根本不爱这个家，不爱她，也不爱孩子们，他对她只有肉欲的需求，而没有爱的需求，他只知道贪慕虚荣、沽名钓誉，否则的话他怎么竟会想到要放弃作品的版权呢？说到底他根本不在乎她跟孩子们将来怎么活。

也正因如此，在《伊凡·伊利奇之死》和《克洛采奏鸣曲》中，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托尔斯泰笔下，家庭生活几乎都是灰暗的，令人绝望，没有爱，互不了解，也没有理解，更没有彼此的同情与怜悯，有的只是冷漠、误解与怨恨。而在《魔鬼》中，虽然婚姻生活看上去美好，却仿佛只不过是脆弱而又虚假的表象，轻易就被男主人公那无法自控的肉欲所毁掉。

3

这三篇小说所涉及的问题以及素材，应该是托尔斯泰酝酿了很多年。

《伊凡·伊利奇之死》远没有《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那么激烈，它压抑，极度的压抑。读它的感觉，有点像进入渐行渐深、空气稀薄的隧道，一直走到无路可走，最后窒息的过程。作为那个时代里典型的“三观正确”的人，伊凡·伊利奇以他认为正确的上流社会言行模式为参照，把握住了机会，稳步爬上了高等法院审判委员这一高位。他是上司眼中的优秀官员，为人稳重、品行端正、奉公守法、恪尽职守，还是谦恭有礼、处事公正的人。他办理公务“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而且甚至可以说技艺精湛”。他还有意“采取了一种对政府略有不满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民权益的调子”。总之，他就是个各方面都没什么明显缺陷的职场赢家。哪怕是婚姻无爱、家中无趣，在他看来也是没什么的，因为他不仅学会了无视这一切，还知道用工作、打牌来平衡疏解。当然，他不文艺，品位平庸，但对切身利益却精于算计，从不做吃亏的事，他家里也只接待有用的“上流人士”。

但是，意外降临的绝症病痛转眼就打破了他精心营造的平衡，逐步将他逼入了绝境。令他绝望的不只是病痛本身带来的困扰与恐惧，更主要的还是周遭的冷漠，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颠覆——他意识到自己过往的一切都是不对的，周围的一切都是虚伪的，“他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托尔斯泰为何要以如此细致的笔墨去描写伊凡·伊利奇病中那复杂痛苦的心理活动？是为了呈现病痛与对死亡的恐惧如何毁掉一个“轻松、愉快和体面”的人吗？他想传达给读者的应该是，像伊凡·伊利奇这样一个平庸的正常人在痛苦与绝望中开始的追问！开始追问，一个人才会有觉悟的可能，才会有自我救赎的可能，尤其是获得精神上的“重生”的可能。是，他确实不懂得什么是爱，既没有真正爱过谁，也没被谁真正爱过，可是在来到生命的终点之前，他开始追问了，并因此醒悟了，否定了自己曾信奉的一切，接受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对头”这个事实，他不再怨恨，也不再恐惧，他希望被原谅，并原谅了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正等着他死掉好腾出位置的人，因此他解脱了，“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而这，又有多少人真能理解呢？托尔斯泰是个很怕死的人，尽管他也喜欢以各种方式去不断思考探讨死亡的问题。他更是个喜欢追问的人。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他仍然被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煎熬着，在痛苦中不断地追问着。他最心爱的小女儿都劝他不要琢磨这些问题了，他却痛苦地反问：“不追问怎么行啊？！要追问！”就连伊凡·伊利奇都通过不懈地追问在临终时获得了解脱与重生，他为什么不能呢？

4

《克洛采奏鸣曲》命运多舛。完稿之后，它是以手抄本和油印本来传播的。但没多久就引起了检查机关的注意，禁止它正式出版。虽然后来托尔斯泰夫人为此不得不去找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情，才获准允许这篇小说在作品集里出版，但仍旧禁止出版单行本。直到1903年这个禁令才取消。被禁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只因为那个杀妻者被无罪释放的案子，还因其对婚姻、家庭、爱情、欲望的冷酷剖析与无情抨击。《克洛采奏鸣曲》，一个如此美妙的名字，却又有那么激烈残暴的内容，估计书报检查官也被它的力量所震惊了。

托尔斯泰夫人不喜欢它是可以理解的。但主要原因并不是男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所标榜的非禁欲主义观念，因为类似观念她也曾有过，在现实生活中，她本来就是个重视精神生活而对肉欲有着近乎本能反感的女人。但是这种反感并没有上升到对整个社会习以为常的那种鼓励纵欲的倾向的抨击。她之所以不喜欢这个小说，主要还是因为她不能认同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借波兹德内舍夫之口表达出来的对于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