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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自从挨了巴斯特肖的揍之后，我发誓决不再受任何人摆布。不过这种誓约也许只是一种骗骗人的把戏，因为现在仍有一个这类人物的幽灵盘踞在我头上。老兄啊，你永远也摆脱不了，你只是自以为摆脱掉了而已。
我最初是从阿兰·杜尼沃嘴里听说这位坎伯兰的，大战期间杜尼沃在纽约从事电影业。明托奇恩和阿格尼丝都认识他。他原先是阿格尼丝的朋友。我们认识时，他告诉我说他是圣西门公爵[23]的后裔。我对世袭门第一向很入迷，不过这位杜尼沃其貌实在不扬。在他那一脸横肉的面孔上，生着一对醉醺醺的蓝眼睛，已经不大有健康的气色。虽然他也许无意伤人，可是神情傲慢无礼。稀疏沙黄的头发梳得像一个英国军官，虽然平滑整齐，但遮不住秃顶。他的鞋子有羊毛衬里，他的长大衣全由漂亮的麂皮制成，一直拖到脚踝；他身材粗壮。他像只恶狼似的在地铁里追猎姑娘们。他会告诉你他是怎样把女人勾引到手的，按他自己的叙述，一当他把这些可怜懦弱的姑娘弄到无人之境，她们就会像遇到欲火中烧的凶神似的，如此等等。
他对我提起坎伯兰时，我们正在派拉蒙剧院的休息厅里等着斯泰拉。偶尔讲到奥立弗时，杜尼沃说，“他还在监狱里。”
“你认识那家伙？”我问。
“是的。跟了坎伯兰后跟他，她也太掉分了。那人我也认识。”
“谁？”
他没有意识到刚才他说了什么。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堆突然落下的污物打进一个深坑。极度的失望、愤怒、妒忌，全都从我的心中迸发出来。
“谁？哪个坎伯兰？”
于是他看着我，发现我不知怎的两眼冒火，而且万分痛苦。我看他非常吃惊，极力想不失身份地摆脱这一困境。
其实，一段时间来我就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事早晚得弄个明白。有人不断地向斯泰拉讨债，还有什么一辆汽车的事，可她并没有汽车；除此之外，还有住宅区一套公寓房的官司。她在住宅区有套怎么样的房子呢？我觉得，不提这件事就太不近人情了。她曾告诉过我，她不得不卖掉一件价值七千五百美元的貂皮大衣，还有一串钻石项链。有些邮寄来的商务信件，她从不拆阅。那些信封上有透明的长方块露出地址部分的商业信函，肯定有问题，这弄得我心神不安。
在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把明托奇恩在土耳其浴室里对我说过的话忘记呢？我怎么会呢？
“这个坎伯兰是什么人？”我问道。
就在这时，斯泰拉从女士休息室里走了出来，我二话没说，上前抓住她的手臂，拥着她出了剧院，坐进一辆出租车。我们急驶回住所后，我立即大发雷霆。“我本该早就知道这当中有骗人的花样！”我对她大吼，“那个坎伯兰是谁？”
“奥吉，别生气，”她说，脸色煞白，“我本该告诉你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证明我爱你，生怕告诉你后失去你。”
“皮大衣是他送给你的吗？”
“是的，亲爱的。可是我嫁的是你，不是他。”
“还有那辆汽车呢？”
“那是礼物，心爱的。可是，宝贝，我爱的是你。”
“还有这屋子里的全部东西？”
“家具？嗨，这不过是些东西，只有你才是最要紧的。”
她渐渐地使我平静了下来。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有两年没跟他来往了。”
“我不能容忍提起这些家伙，”我说，“我受不了。不该冒出这么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可是，到头来，”她哭着说，“更不好受的是我。我才是那个真正受他欺凌的人。你只不过听到这事后心里难受罢了。”
由于这事已经挑明，结果倒变得难以收场了。她老想要讲讲清楚。为了证明我没有妒忌的理由，她非要把事情的全部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不可。我怎么也拦她不住——你知道，像她这样一个爽快、活跃、直性子的人，可不是轻易管得住的。
“是个没用的东西！”她说，“胆小鬼！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主要是要我替他招待一下他那些商界的朋友，借这炫耀一番，因为他怕他老婆丢人现眼。”
这些话跟她享受那些东西的态度，可完全格格不入，比如对新泽西的那幢避暑别墅，赊购账户和梅塞德斯–奔驰轿车，态度就非常实际。她对于税收、保险等等之类的事非常精通，当然，一个女人懂得这些事也无可厚非。她为什么不该懂得这些事情呢？不过，我怕我得放弃我对她过去的生活那种理想的解释了。啊，算了，也不是非有一个解释不可。
“他不肯让我独立自主。要是他发现我有存款，他就逼着我把那笔钱花掉。他认为我应该无援无助。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采伐公司的董事长打算在长岛开一家大赌场，出一万五千年薪聘我当女老板。坎伯兰听到这事后大发雷霆。”
“他什么全知道？”
“他雇了私家侦探。有关这家伙的作为，你还得好好学习哩。要是他用得着的话，月亮也会租下来。”
“我已经学会了我所要学的一切。”
“啊，奥吉！心爱的，别忘了你也犯过错。你参与过从加拿大偷运非法移民，你偷过东西，也有许多人引你误入歧途。”
行了，可有我爱她为什么她还不能满足，还不住嘴呢？她讲的那个采伐商是什么意思？她真的打算去做女老板？我常常坐在那儿对所有这种事苦思冥想，心情坏透了。就连那张椅子的扶手似乎也想刺穿我的两肋。那张花哨好玩的巴伐利亚床、那些小摆设和金黄鹂标本，一切都让我看不顺眼。我是不是又要错了？当我跟巴斯特肖一起在海上漂浮时，在小艇中我就曾想到自己一错再错。
不管怎样，我相信我们最终还是能恩爱相处下去的。我不想给人一种百分之百绝望的错误印象。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我不知道那位从沉睡中醒来的圣徒是谁，他仰起脸，张开嘴，诉说他那神秘的梦，梦见上帝的恩赐布满天地万物，但有些地方多些，有些地方少些。无论他是谁，对这类梦引起共鸣，实在是我的最大弱点。这是神秘的爱，就是对发生的事抱有神秘的崇拜。
在斯泰拉身上，既有一些单纯的思想，又有一些骗人的本领，一种天真的认真。她哭起来感情真挚，非常动人。可是要她改变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那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说，我曾极力劝她把指甲留得短一些；她总是把指甲留得很长，结果一裂就裂到肉里，痛得她直哭。于是我便说，“天哪，你干吗偏要留得这么长呢！”然后拿起剪刀替她修剪一番，她乖乖地让我这样做。可事后呢，她仍把指甲留得很长。又比如，那只叫珍格儿的猫，被她宠惯得不成样子，半夜三更故意打翻台灯、盘子把你吵醒，好让你去喂它。我提出晚上应该把它关在厨房里，结果我只落得个自讨没趣。我毫无办法。
她一再说她要独立自主。
“当然，谁不想那样？”
“不，我是说我要做一些自己想出来的事情。这不单是钱方面的事。”她的意思是说，他压制她，她几乎吃尽了苦头，所以才不得不投向我，“每次他答应让我做些事，他都说了不算数。所以最后我跟他决裂了，去了加利福尼亚。我在那里认识一个曾让我试过镜头的人。我试镜头的成绩极好，所以在一部音乐片里弄到了一个角色。可是影片上映时，我讲的话全给剪掉了。我看上去像个傻瓜，只是笑，想说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看了试映后，我就病了。这是他利用他的权势逼制片人那么搞的。我给他拍了个电报，告诉他我从此跟他一刀两断。第二天，我突然得了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大约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出现在我的病床边。我对他说，‘你这趟旅行对你太太编了个什么借口啊？’从此我跟他就彻底吹了。”
每当听到夫妻间彼此讲起过去的婚姻和艳史，我总要皱眉头。我在这方面特别敏感。
我当然知道这是斯泰拉的苦差使。她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远远还没有。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来折磨记忆中的他，以此来勾起我自己的往事。
“好了，斯泰拉，你就别说了。”我终于说。
“什么好了？”她生气地说，“难道这事我连说都不能说吗？”
“可你一直在说，而且你说他比说别的任何人都多。”
“因为我恨他。他害得我到现在还背了一身债。”
“我们会把债还清的。”
“怎么还？”
“我还不知道。我打算跟明托奇恩商量一下。”
她不愿我这样做，一本正经地表示反对，可我还是去找了他。
他早已知道有关坎伯兰的一切，这一点也不使我感到奇怪。这事我们是在第五大街他的办公室里谈的。“既然你提起这事，”他说，“请恕我直言，她一直还在纠缠着他。他待她是不公平，但他现在是个老头子了，整个事情全都过去了。这对他的家庭是件麻烦事。现在已由他的儿子掌管公司，他说她威胁他们，什么也别想捞到。从法律上看，她也得不到多大好处。”
“威胁？怎么威胁？你是说她还一直在纠缠他？她竟告诉我说，她已经有两年没跟他来往了。”
“这个嘛，她没有告诉你实情——严格地说。”
这使我仿佛被一拳打倒在地，我感到羞愧难当。这还怎么能谈下去呢？要是你不为自己辩护，你会被气死，而要是你为自己辩护，你也会被羞死。
“我怕她急于要起诉，”明托奇恩说，“她做事很不慎重。”
我对斯泰拉说，“这件事你得立即停下来。不要再搞什么起诉了。你一直知道这人在哪儿，在做什么。你没有告诉我实情。这事你得立即停止。我过一星期又得出航，我可不想成年累月地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你如果不答应停止下来，我就有可能不回来了。”
她终于屈服了。她伤心地哭着说我在威胁她，不过她还是作出了保证。我的这个斯泰拉，她有一张富于感情、易于变色的脸，她一哭起来，脸色就开始渐渐从粉红变成绯红，一直红进眼睛，这双眼睛似乎仍像我在阿卡特拉第一次见到时那样含情脉脉。她的鼻子和嘴从面庞上缓缓突起，她仿佛有着爪哇人或苏门答腊人的遗传特征。她在哭泣时，我坐在一旁，既感到伤心又感到安心。哭对某些女人来说是继续倔强不屈的表示，对斯泰拉却是流露真情的时刻。她坦白承认自己不该把那老头子说得那么多，千方百计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因此，我得以怀着较好的心情踏上航程，也就是这次，她给我买了一本养蜂的书。我悉心钻研，懂得了不少有关蜂和蜜的知识，不过我也知道，这不会有多大实际用处。
显然，她从事电影事业，全都为了对坎伯兰表明，她能独立自主地出人头地。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表演才能，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人们不去做他们有才能做的事，而是去做一心想做的事。他们明明擅长修车，可偏偏去演唱《唐·乔万尼》[24]；有副好歌喉的人，却去做建筑师；可要是他们对建筑有天分，则又希望做学校总监、抽象派画家，或者是任何别的什么的。任何什么！这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这是硬要证明自己绝对有信心，或者是不需要任何人为你做事的妄自梦想。
总之，斯泰拉在杜尼沃的电影公司工作，我则做着非法买卖——我这是歧视自己的说法，其实欧洲的生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确是歪门邪道。我对此无可奈何。不过我必须讲明，我可是个满怀希望的人，我现在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和安定的生活上。我还没能说服斯泰拉也抱同样想法。因此，当我搭乘特快列车四处奔波，驶向那渐渐下降的地平线，越过阿尔卑斯山，冒着水汽快速行进，或者开着我的黑色雪铁龙轿车顶风飞驰，抽着雪茄，透过太阳眼镜注视着道路时，我心想未出世的孩子，远远要比想生意上的事多。
我心里想，这是一个过程还是什么的，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父亲了。
最近在罗马，在去威尼托的路上，有个妓女想拉我。情况颇为奇特，我是个高个子，那拉我的姑娘却很矮小，胖乎乎的，穿着两三年的丧服，一张忧伤的脸。“跟我来吧。”她说。我可不想做个说谎的人，说我一点儿都没有动心，男人多少总会有一点儿。不过我毫不费力地拒绝了她。当我说不的时候，对她来说，好像深深受到了伤害。她说，“怎么回事，难道我配不上你？”我忙说，“啊，哪里的话，小姐，不过我已经结婚了。我有孩子。”结果她深受感动，并且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孩子。”她差一点为这一过失哭了起来。如果要做得合情合理，我本该向她说明，这是骗人的鬼话，是我随口说说的。不过我不妨告诉你，我知道有了孩子这一假话的出处。它出自我对弗雷泽提起过的那部斯泰拉参演的影片《孤儿》。在制作的过程中，这部影片我看了好几遍。在那间剪辑室里，那个有木板墙隔音、麻袋吸音、高卢牌香烟的臭味和高级香水的香味混合弥漫的房间里，影片中的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场景中，斯泰拉为一个妇女和她的婴儿向一位意大利医生求情。他们教她用意大利语喊道，“我的玛丽亚，还有她的孩子，救救这孩子！”那医生却无动于衷，不耐烦地耸耸肩膀说，“快走开！快走开！”
我对这一幕看了一遍又一遍，非常伤心，感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