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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规律啊！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不是过了很久了么？这样逐渐地变化难道还不够？我是说，皱纹越来越多，白发赶走黑发，皮肤逐渐松弛，肌肉日益萎缩。她是否对失去的别墅、丈夫或情夫、儿女、地毯、钢琴、仆人和钱财，依然记忆犹新？她仿佛仍然陷于她刚刚一落千丈时的悲痛之中，这是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她一百里拉。
“给我五百里拉，我就带你看大教堂，再带你去看新圣马利亚教堂[7]，它离这儿不远，要是没人给你讲解，你是什么也看不懂的。”
“不瞒你说，我马上得去见一个人谈生意。不过还是多谢你了。”
我走开了，我早该离开了，因为吉贝尔蒂当时对我还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太太也对，碰上这种事的往往是我。死亡才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就不再是什么个人了。这就是死亡的作用。而当生存也想起这种作用时，除了反抗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是的，我在大战期间出航三次后，便和斯泰拉到了欧洲。
我撰写我的这些回忆录，是因为我是一个常年旅行的人，总是孑身一人外出，所以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去年我去罗马待了两个来月。当时正是夏季，到处鲜花怒放，天气炎热，令人昏昏欲睡。所有的南方城市，一到夏天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大白天里，昏昏欲睡地弄得我脑袋沉重，索然无味。下午一觉醒来，去喝上一杯咖啡，抽上几支雪茄，待到午睡完全清醒时，天已将近黄昏。吃罢晚饭，温柔安谧的夜降临了，街上静静的煤气灯亮起了白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洒下了长长的跳动的光芒。又到了睡觉的时候，于是你又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因此我渐渐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到平西奥山顶博盖塞花园[8]里的瓦拉第尔咖啡馆去喝咖啡。整个罗马城尽收眼底。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叙说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以及其他的种种事情和看法。说这些倒不是因为有什么深远意义，大概是由于人有说话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加以利用。当你最后把话都说尽了，那以后你便永远成了一个哑巴了。经过了动荡，你便趋向于静止。可是并没有理由拒绝讲话、活动，或者拒不做你现在这样的人。
我尽量使自己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因为斯泰拉在那儿，她在一家专拍国际影片的电影公司里工作。我们在弗朗索瓦第一大街有一套房子，靠近乔治五世饭店的繁华地带。这是个豪华住宅区。可是我跟斯泰拉租住的房子却是糟糕透了。它属于一个英国老头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向我们收取高租，利用这笔租金去了美国，侨居在门通。这儿，整个冬天雨和雾从未停过。我花了很多天，想使自己习惯这套潮湿发霉但装潢花哨的房子，因为不管有多固执，这现在毕竟是我的房子了。可是我怎么也住不惯，不论是地毯、椅子、像生长在康尼岛上的植物似的电灯、妓院的画、有电光眼珠的雪花石膏猫头鹰，还有那皮面精装带着唾沫味的韦达[9]和玛丽·科里利[10]的作品。这个英国佬是个老骗子，其实他是个二房东，他说的有一间什么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铺了块脏地毯的小间，里面有一套多年以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11]，还有一张绿绒台面的桌子。这张绿绒台面桌子的抽屉里，塞满了写有各国货币兑换率的纸片，有英镑、法郎、美元、比塞塔[12]、奥地利先令、马克、埃斯库多[13]、皮阿斯特[14]，甚至还有卢布。这个赖赫斯特老头，人已经半死不活，穿一套像下葬穿的衣服，紫红色法兰绒上装既没有翻领，也没有纽扣和纽眼，坐在那儿在钱上精打细算。他还给报纸写函稿，讲法国的堕落、怎样把农民藏的金子弄出来，或者是汽车驾驶者去意大利的最佳路线等等。他年轻时曾打破过从都灵到伦敦汽车速度赛的记录。有一幅他坐在自己赛车上的照片，和他一起在驾驶座里的还有一只小小的爱尔兰犬。
客厅、起居室已经够糟的了，餐室则更让我受不了。斯泰拉每天一早就得赶往电影摄制场，虽然有个打杂的女佣为我准备早餐，可我还是没法老让自己在那铺有绣着红色图案的黄色土耳其台布的桌子旁喝咖啡。
因此我常常出去到一家小咖啡馆吃早点。没想到，有一天我竟在这儿遇见了我的老朋友胡克·弗雷泽。这家叫玫瑰园的咖啡馆，是个颇为轻松活泼的场所，有圆桌子，柳条椅，栽种在铜盆里的棕榈树，下有条纹图案的纤维地毯，上有红白两色的天篷，一台机构复杂的巨大咖啡机冒着蒸气，还有玻璃纸包着的饼干糕点等等，一应俱全。每天早上，我生好煤炉之后——我家这位女佣雅克琳，人倒挺不错，就是不会生炉子，而我，多年以前就是个行家了——便去吃早点。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玫瑰园里喝咖啡。上了年纪的人，就像在他们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脚上穿着拖鞋走在街上，他们手上提着马肉、草莓之类的东西，从爱尔玛广场的集市上来。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弗雷泽走了过来。打从我结婚那天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
“嗨，弗雷泽！”
“奥吉！”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巴黎来的，老兄？”
“你好吗？你的气色还是跟往常一样好，笑眯眯的！哦，我现在在世界教育基金会工作。我还以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凡是在这儿的我认识的人，我都见到了。可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人的天堂’里碰见你！”
他感到异常高兴，这地方使他的思维大大活跃起来。他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堆有关巴黎的话——让人十分惊叹！——说它是世上绝无仅有，是希望之都，人可以不依仗神的帮助而获得自由，人会变得心地纯洁，文雅有礼，聪慧明智，舒畅愉快，如此等等。他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说了之后他竟哈哈大笑，一时间，我觉得他这是对我的侮辱。说起来也许自相矛盾，既然这地方是适合人住的，那为什么它就不应该也适合我呢？要是不适合，那大概不能说百分之百是我的错吧。那么它是什么人的天堂呢？又是一管之见。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管之见。
可谁会抱怨这时髦雅致、优美秀丽的巴黎呢？它像个旋转木马似的令人眼花缭乱——金色的桥架，希腊式的杜伊勒利花园[15]中的英雄和石雕美女，拥挤的歌剧院，漂亮诱人的橱窗和色彩斑斓的服装，五朔节花柱般的方尖碑，各色俱全的冰淇淋，人世华而不实的包装盒。
我想弗雷泽并非有意要伤害我的感情，他只是在这儿见到我感到十分意外罢了。
“打从大战结束后，我就来欧洲了。”我说。
“是吗？在干什么？”
“我跟你在我结婚那天见过的那位亚美尼亚律师有生意上的联系，你还记得吗？”
“啊，当然，你结婚了。你太太跟你一起在这儿吗？”
“当然，她在拍电影。也许你在影片《孤儿》中看见过她。那是部描写流离失所的人的片子。”
“没有，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几部电影。不过听你说她是个女演员，我倒不感到奇怪。她非常漂亮，你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爱她。”我说。
仿佛这就是回答！可是，要是我不愿跟弗雷泽多说，你能责怪我吗？如果我一开口就解释说她也爱我，不过爱我的方式像巴黎是人的天堂一样，或者说考虑到她专心致志的事业，她只能做到这样——爱情就是对专心致志事物的爱的胜利。也就是那天下午在土耳其浴室里明托奇恩说的主导思想。我可不打算跟弗雷泽讲这些。每当我跟斯泰拉提起这事——我只是偶尔提起，或者是试图提起——我听起来简直像个狂热分子，也许在她听来是如此，就像别人在我听来那样，把他们极力想兜售给你或者招募你去卖命的观点吹得天花乱坠。这仿佛使她成了一面镜子，从中我可以看到自己昔日的固执，以及犹豫不决时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在阿卡特拉躲在那日本人别墅的花园里时她讲得对，她发现我们俩很相似。我们俩确实如此。
不过，尽管我不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但也不想撒谎撒得比一般人多，可是斯泰拉却不是这样。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之为谎言，也可以美其名为幻想的保护伞。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二种说法。斯泰拉让人看起来既愉快又坚定，她要我也显出同样的神情。她坐在客厅里鸟胸式的火炉旁，坐在那张英国老绅士赖赫斯特警告过我——使我不快——说那是张真正的奇彭代尔[16]椅子上。她镇静、聪明、有魄力、生气勃勃、非常漂亮，这就是她要给人们的印象。这是个幻象。这自然往往就得让我花点工夫才能弄明白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着摄影棚里所发生的事，对当天的笑料发出出自肺腑的清脆笑声。那么这一天我又干点什么呢？哦，我大概跟一个曾在达豪待过的人会了面，跟他就销售德国牙科器材谈了谈生意。这大约花掉一两个小时。事完之后，我也许去了卢浮宫[17]，在那些冷冰冰的大厅里参观了荷兰画派的作品，或者还注意到塞纳河的河水散发出一股药味，要不还去了一家咖啡馆，在那儿写了一封信。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她坐在那儿听着，两条腿盘在身穿的那件蜡染的家居便袍下面，浓密的头发梳成三层波浪式，嘴里叼着烟卷，还拒绝了我不过只是暂时有求于她的最要紧的事。
说起来实在让人吃惊，一切竟都这么过去了。你决不可能想到这耗费了多少劳力。只是在不久之前我才领悟到这劳动量有多大。她从摄影场回来先去洗个澡。她从浴缸里对我喊道，“亲爱的，请给我拿条浴巾来。”于是我便取了一件廉价百货商店买的毛巾浴衣，送去给她。小小的浴室里光线朦胧。在热水器里，铜盒子中的煤气火舌直蹿，在千支烛光的烈火下，绿色的金属掉下颗颗碎屑。她那散发出女性香气的躯体沉浸在水中，一条平静的水线没及她的乳房。小药箱的玻璃闪烁着，像墙上一片蓝色的凹处，宛如一个窗口，可以眺望暮色中的海洋，而不是灰雾迷漫的巴黎。我把浴衣搭在肩上，在一旁坐下，心中感到万分平静。这套房子似乎也变得洁净温馨，原来那股厌恶之感已经悄悄隐去。炉子很旺，火光熊熊，雅克琳正在做晚饭，飘来肉汁的香味。我感到宁静安详，悠闲自在，心旷神怡，手指舒展，现在情况就是如此。也只有度过这样的时光，你才能发觉自己的心灵曾经多么悲痛；而且，在你一直以为自己闲暇无事、东游西荡之际，其实正有异常艰苦的工作在进行。非常非常艰苦的工作，挖坑道，打山洞，开矿井，掘隧道，抬石头，推石头，运石头，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喘口气，拉上来，吊上去。所有这些工作没有一项是从外面看得见的，全都在内部进行。这种情况之发生，是因为你没有力量，无可奈何，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和补偿。因此你只好在自己内心苦干，你展开斗争，进行搏斗，清算旧账，牢记屈辱，争论，反驳，否认，胡说，痛斥，成功，智胜，克服，辩解，呐喊，坚持，宽恕，死而复生。全靠你自己！别人都到哪儿去了？在你心中，在你体内，全班人马都在。
躺在浴缸中的斯泰拉也正在从事劳动。这我一目了然。我通常也都在干着艰苦的工作。可为的是什么？
人人都对我讲巴黎是个安逸舒适的地方，说什么“宁静、安定、豪华，还有快乐”[18]，可是还有这类艰苦的工作得做。每个得到珍视的人物，都在引人注目地追求发展，做着责无旁贷的工作。要是斯泰拉不尽力去做她艰苦的工作，我们就不可能住在这个所谓的宁静豪华的城市里。服装打扮、夜总会、娱乐消遣，摄影场里的排演、艺术家们的友谊——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志趣高雅的人物，像我们的好朋友阿兰·杜尼沃——毫无安逸可言。我给你讲讲这位杜尼沃的事。他是巴黎人所说的那种“花天酒地的人”，意思是说，对他来说全是新婚之夜，或者说性生活放荡。最起码是这样。
不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待在美国，生儿育女。可是我却一时仍被困在这异国他乡。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冲出去。
我说过，斯泰拉撒谎超过一般人，实在令人遗憾。她告诉我的许多事情，都不是真的，而真有的事情，她却忘记告诉我。举例说，她说她从住在牙买加的父亲那儿收到钱。其实牙买加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她也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她压根儿不曾爱过奥立弗。他并不是个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一个叫坎伯兰的大投机商。有关此人的情况，并不是她第一个告诉我，是我从另一个人那儿打听到有这么一个人的。后来她对我说这个坎伯兰是个无赖。从道德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在生意场上，他不仅名声很好，而且生意做得很大。实际上他是那种有权有势的人物之一，他们的照片甚至不必上报，因为他们的势力已大得家喻户晓。这个人，斯泰拉早在读中学时就跟他有密切交往，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成了朱庇特[19]、阿蒙神[20]似的人物，目光如同帕洛马山天文台[21]那架新望远镜，邪恶得就像提比略[22]，是个权威人物和策划者。说实话，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