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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有一天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白雪遍地，阳光普照，空气清新，天色甚美，可是他的心情很坏，戴着猪皮手套的双手，指节不断地互相戳碰着。他一个劲地抱怨我，没完没了。于是我说，“你并不是要我替你做事，你需要的是一个受得了你这种神经质的人。”说罢我便裹上我那件很多地方已经掉了毛的驼毛旧大衣，动身往院子里走去。他急忙跟上来连声赔不是。院子里积雪很厚，我穿着套鞋，他脚上只穿着一双拖鞋似的上好棕黄皮鞋，嘴里说道，“奥吉，我们不吵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说，我很抱歉。”可是我继续往前走，不管他是好是歹。那天晚上，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我到市中心闹市区去接他。我听出事情有点不妙。他说他正在庞普舞厅，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没有比那儿更漂亮时髦的地方了。我急忙赶到那里去找他，两名身穿灯笼裤古装的侍者把他架了出来。他已经烂醉如泥，默不作声，浑身麻木，脸上的五官以及舌头几乎什么都不能动了。
他渐渐地依赖起我来。有点像当年的艾洪，他发现我不会占他的便宜，而且很可靠。他虽然脾气古怪，头脑混乱，有时生命力会使他像身在圭亚那丛林中那样野性大发，可是他身上仍有某种吸引我的东西。无疑正是这种力量在折磨着他的人性，反过来它也受到折磨。他单身一人时，跟他妹妹卡罗琳同住在那幢大宅第里——不过，她对他没有多大好处，她疯疯癫癫的。当她得知我曾去过墨西哥，便喜欢起我来，因为她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她常给我写便条，如“你非常帅”。[24]不时还会发来一份电报，如“心爱的，祝你生活幸福快乐。卡罗琳”。[25]她的神经极不正常，这可怜的女人。
毕竟，我是照料过我的弟弟乔治的。这种能力和品质还未从我身上消失，有时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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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中无底坑使者、恶魔。详见《圣经·新约·启示录》第九章。
[2]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等。
[3]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流行于美国中西部的骰子游戏。
[4]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1667—1745）所著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大人国。
[5]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著有《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6]米尔顿·伯利（1908—2002），美国喜剧演员，在电视初期很受欢迎，有“电视先生”之称。
[7]圣托马斯（1225—1275），意大利神学家。
[8]大卫王（？—前962），古以色列国王。据《圣经》记载，系耶稣的祖先。
[9]塞内加（前4—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哲学著作有《论天命》、《论幸福》等，剧作有《美狄亚》、《奥狄浦斯》等九部。
[10]苏仁方丈（1081—1157），法国圣尼丹尼寺院方丈。
[11]德国文化名城。
[12]唐·乔凡尼（1403—1482），意大利画家。
[13]洛克（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
[14]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军事家。
[15]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国家》、《论法律》等。
[16]雅典娜，希腊神话中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
[17]米诺斯人：即古代希腊的克里特岛人，他们创造了米诺斯文化（公元前3000—前1100），即克里特青铜时代文化。
[18]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19]瓦尔特·罗利爵士（1554—1618），英国探险家及政治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
[20]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等。于是我问他厕所在哪儿，他告诉了我。等我回来时，他好像对自己那本著作又恢复了兴趣，想再进一步讨论一下。他说，他相信我正是帮他写书的适当人选。接着，他开始向我讲了总的提纲。第一部分：概述，第二部分：异教徒，第三部分：基督徒等等，第四部分：最大幸福实例。他的激情重又高涨起来。他脱下一只拖鞋，把它放在咖啡桌上的一本书或贴集簿上。还不时地把它穿上又脱下。他讲基督教原本是针对底层的人和奴隶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钉在十字架上、活活钉死等这种酷刑来表示殉教精神的伟大。而在相反的一面，即幸福的一面，也应该有同样的深度。没有罪孽的欢乐，没有忧郁的爱情，繁荣昌盛。不再老是出现破坏和毁灭的事。啊，充满爱的伟大时代，一代新人的岁月！贫穷可怜、愚昧无知、外形受损的人不再为自己的谎言所束缚，不再是从摇篮里起就是个说谎者，受贫困鞭挞，一身懦夫气味，像臭粪坑一样的妒忌之心，像烂白菜一样的麻木不仁，像蛆虫一样美丑不分，像虾米一样不负责任，像蚕一样只知吐丝作茧自缚。哭无泪水，笑无力气。残忍，混账，像寄生虫，鬼鬼祟祟，满腹牢骚，焦虑不安，但又松垮懒惰。像个在军士粗叱下受训，成天提心吊胆的普鲁士士兵。罗贝口若悬河地朝我倾吐，他整整说了这么一大通。
[21]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
[22]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著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
[23]一种形似吉他的半梨形拨弦乐器。
[24]原文为西班牙文。
[25]原文为西班牙文。
第二十二章
最后，我又回到了欧文斯公寓我的那间老房间，在那儿，随同时世的变迁，工业、经济以及科学上的发展，一起前进。作为个人，我自己已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坏消息，浪费的精力，噩梦，还有像野兽在傍晚的炽热中出现在沙漠中的圣人面前那种怪事。不过在我看来，我仍然可以欣慰地说，我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不论道学家们对我有何指责，警方对我并没有任何指控。我较大的罪过都是在梦想中犯的，它们都属于那个范畴；当我像一家竭力想把业务扩大到各个方面的繁忙大企业时，我也在用我的高级头脑细细思考我的人生道路。我也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有时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孤独的理由只能是重聚；或者是，啊，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是很累的——可是其他的时间还是挺适意的，一到适当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我在芝加哥四处游荡，仍像从前一样爱好交际。只是墨西哥坎坷遭遇造成的心灵创伤余波尚在。西亚没有来信，永远消失在古海的蔚蓝海滨，也许正在追踪火烈鸟，跟她一起的是对她的了解决不会超过我的新情夫。现在，她可能正带着枪、套索、照相机和望远镜，露宿在一堵胸墙下，她会像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到老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自己也已不再年轻，我的朋友们老爱拿我的模样打趣，我看起来一脸的寒伧。我一笑便暴露出下排缺的那两颗门牙，实在有点难看，我这张被岩石敲打、亲吻过的脸，一看就知道饱经沧桑。我的头发长得又浓又密，朝上蓬松，盖住了我在山里打猎留下的疤痕。不可否认，我的眼珠子也有几分五产表兄的那种绿色。我整天叼着雪茄到处游荡，一点也没有要想认真做点事的样子，一切都抛在脑后，说话没头没脑，有时嘻嘻哈哈挺高兴，不过，唉，说起来现在总不及以前开心。当我陷入沉思时，常常会在街上拾起一些小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当成了硬币。如小金属块，金属瓶盖，埋在泥里的小片锡纸，显然是希望碰上个好运气。我还盼望着有个什么人死去，好给我留下一切。这种念头可要不得，我既不爱人家，还不想让人活在世上，谁还会把好处给了我呢？拾到几个硬币，哪怕个个都是二角五分的，对我一生的定型和最终的形态，又有什么用呢？啊，毫无用处，朋友，一点用都没有。
说起来也真有趣，我一直想弄到一张小学教师证书，我想，这是因为我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小学教师。然而我对此痴心不改。我喜欢教书这一行，上课会让我非常激动；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会感到很自如，一点都不成问题——嘿，我的天哪，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就该成问题呢？不过我们还是别问这些答案在全世界严守秘密的问题吧。在教室里，或者在运动场上的喧闹声中，闻着屋子里的尿臊味，耳边传来音乐室里咚咚的钢琴声，置身于半身塑像、地图、粉笔灰飞扬的阳光中，我感到自由自在，快乐无穷。我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献给孩子们，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同一所学校里，教拉丁文和代数的是一度做过我的邻居的凯约·奥伯马克。他浑身多毛，肥胖、邋遢，在欧文斯公寓里住在我隔壁时，总爱穿着裤衩躺在床上，大腿上满是卷毛，一双脚丫臭气冲天，把烟蒂随手在身后揿灭时，两眼仍聚精会神地死盯着墙壁，也不看看是不是把烟蒂揿到了他煎萨拉米香肠[1]的旧煎锅里的黄油上。他在床边放着一只牛奶瓶，作小便之用，他懒得去厕所。
现在，他走在校园里，板着脸，俨然像一位国王，孩子们在他周围又蹦又跳的像群蝗虫。他的脸又大又白，带着忧郁，胡子刮得参差不齐，脸上还沾着纸巾屑。他像是感冒了，说话时鼻音很重。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忧郁不快，只不过想保持他的尊严，我很高兴他也在这儿当教师。
他说，“我看见你开着自己的车来的。”
“它一反常态，今天早上居然发动起来了。”我确实有一辆用过十年的旧别克，买这车时，我让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骗得够惨。寒冷的早上它就发动不起来，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听从佩迪拉的话，装上了两个蓄电池，可是根本的问题是车杆弯了。不过只要推它一把，它还能走动，由于它有折叠加座[2]，车头又长，所以看上去好像马力很大。
“你结婚了吗？”凯约问。
“说来惭愧，还没有。”
“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他自豪地说，“你最好加把劲。连个对象都没有吗？女人是很容易搞到手的。生养子女是你的义务。有一位老哲学家跟一个女人在拱廊后面被自己的学生撞见了，他说，‘别见笑！我是在栽种一个人啊。’我一直听到你的种种传闻，说你跟着一个马戏团或一个流动游艺团去了墨西哥，还说你险些被暗杀。”
他很高兴，陪着我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圈。他以他那高傲的方式对我表现得极为友好，还用他尖声的男高音吟诵了一些诗句。
要消除神之间、人之间的争端，还有那使平和的人变得凶残，像烟一般直冲人的胸膛的愤怒，结果味儿定会比蜜汁还要香甜。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那些不断启程的人，他们心情轻松，如同漂浮的气球，可他们永远离不开自己的命运，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说：走！[3]
后面这首诗大概是针对我的，责怪我心情太轻松，愚昧无知地老是向人道别。看来到处都有批评我的人。不过这个寒冷天阳光非常灿烂，一列列火车黑压压地在黄色混凝土路堤上驶过，孩子们围绕着旗杆在整个大操场上欢叫奔跑，从活动校舍里跑进跑出，我觉得心情特别激动。
“你应该结婚。”凯约说。
“我也想这样，常常想到这件事。老实说，昨天晚上我还梦见自己结婚了，不过不那么愉快。我弄得烦透了。开始一切都不错。我下班回到家里，窗前有美丽的小鸟，我还闻到烤肉的香味。我的妻子非常端庄文雅，可是她那漂亮的眼睛中含着泪水，比平时大了一倍。‘露，怎么啦？’我问道。她回答说，‘今天下午没想到孩子们都生下来了。我很难为情，把他们都给藏起来了。’‘可这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他们中有一个是头小牛犊。’她说，‘另一个是个虫子一样的东西。’‘我不相信。他们在哪儿？’‘我不想让邻居们看到，所以把他们都放在钢琴后面了。’我感到难过极了。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孩子呀，不该把他们放在钢琴后面，于是我便走过去看。可是，谁知坐在立式钢琴后面一张椅子上的竟是我妈——你知道，她是个瞎子。我说，‘妈，你干吗坐在这儿呀？孩子们在哪儿？’她以怜悯的神情望着我说，‘唉，我的儿子，你在干什么呢？你得干正事啊。’接着我开始抽泣起来。我觉得太惨了，便说，‘这不是我要做的吗？’”
“唉，你这可怜的家伙，”凯约为我感到惋惜说，“你决不比任何人差，这你都不知道吗？”
“我真该简化一下自己的生活了。一个人到底得有多少烦恼呢？我是说，难道这是我必须完成的苦差使吗？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所知道的好事都是人在快乐的时候做的。不过不瞒你说，凯约，因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我的自尊心总是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总是由于我听任别人摆布而受到伤害。真实性来自于自知之明，而最坏的莫过于不由自主。啊，我不是指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