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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也许你也会爱上罗贝。”
“在我听来，他又是一个怪人，我不能老跟荒唐可笑的人在一起。这不行。”
但是过后不久，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我就跟这位罗贝面对面坐在他位于湖畔的宅第里了。这是一张怎样的脸啊——是什么模样！一双红肿审慎的大眼睛，一把红胡子，两片闷闷不乐的红嘴唇，鼻子上还有一块紫斑；前一天晚上，他不知是醉了还是困了，一头撞在了出租车的车门上。他口吃得厉害，在结结巴巴地实在说不出话来时，他费劲极了，只好安定心神，歪着脑袋，这时他的两眼定神，对自己的这种克制几乎怀有恨意。当他牙齿咔嗒咔嗒响着或者发出咆哮声时，一开始我大为惊讶，接着便又替他感到难过。然而我很快就发现，尽管如此，他还是能流畅地交谈的。
他用他那布满血丝、神色审慎的眼睛望着我，就像是个非要诉说自己生来命途多舛的人；他未出言却先张开两片嘴唇，仿佛是先要把上下的胡子分开似的。
他说，“在这儿吃——吃——吃午饭，怎么样？”
我们吃了顿很糟的午饭——很稀的蛤蜊杂烩浓汤、他亲手切的熏火腿、煮土豆、青豆、凉了重热的咖啡。一个百万富翁请你吃饭，饭菜竟如此糟糕，这真让我有些恼火。
他说了起来。先交代一下背景，他说既然是他的合作者，我就得对他的个人情况有所了解。他开始告诉我他的五次婚姻，承认每次离婚都有他自己的过错。不过这些婚姻构成了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因而他必须对此一一做出评价。这让我感到恶心。我呷了一口咖啡，又让它从牙缝中流回杯中，并做了个鬼脸。不过他没有注意到。他讲到他第三个妻子，无聊透顶。第四个妻子才使他真正看清了自己的性格。我看他现在仍单恋着她。当他被一个费劲的词憋得脖子直颤时，我打了个岔。我本想说，“至少来点新鲜的咖啡，怎么样？”但是我不忍心说出，转而改口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我的工作是什么？”
这时，他的口齿变得流利多了。“我需要建议，”他说，“帮助。我需要理清我的一些观念，我——我的思想，需——需——需要清——清晰。就是这——这一些，这本书。”
“可是它讲些什么呢？”
“这不仅——是一本书，它是一部指南，一个纲领。是我构想出来的。可是——现在内容太多，我一人干不了。我需要帮助。”他说到帮助时，声音听起来有点可怕。“我发现得太——太多了。发现的碰巧又是我。我现在是责——责无旁贷了。”
我们走进客厅继续谈。他走起路来身子很沉重，拖着脚步，仿佛生怕会踩着自己两腿之间的那话儿似的。
蒙蒙细雨仍在下个不停。湖水看上去就像牛奶。室内，柔和的灯光照在豪华的远东深色红木上。这儿的陈设有波斯屏幔、古代的马鬃头盔、伯里克利[14]、西塞罗[15]和雅典娜[16]以及其他不知是什么人的头像。还有一幅他母亲的画像。一点不假，她一副疯子的样子，头戴王冠，一手持节杖，一手拿着一朵玫瑰花。从德卢思到加里的矿砂船在茫茫雨雾中呜鸣着。罗贝坐在一盏灯下，灯光照出了他胡子下面的粉刺。
他也许天分不太高，罗贝谦逊地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可能逃避那些思想观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得了思想观念。每一个人都得对付同一个问题，即有千百桩事情要思考，要理解。他有责任尽力来做好它。他就这样来掩饰自己的热情，而我感到，这种热情在背后猛烈地颤抖着。
这本书，他继续说，他想把它取名为“针眼”。因为，富人要是不放弃一切，他们就不会有精神生活。可是行将陷入困境的，不再仅仅是富人。在不久的将来，科技将创造出富饶，人人都会有足够的一切。不平等还会存在，但是不会再有饥饿或大量的需求。人们要吃饭，好吧，那么他们吃饱饭后又干什么呢？自由、幸福和博爱的伊甸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梦想又会到来。但是，法国人太乐观了，认为腐朽的老文明一旦崩溃，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进入人间天堂。可是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正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他不是指正在来临的战争。不，我们需要弄清到底是否存在这种人间天堂。
“现在在美国，面——面包几乎是免费的。当争取面包的斗争结——结束时，情况会——会怎么样……财富是解放人呢还是奴役人？”
你几乎会忘掉他的傻样和房间里那些屏幔、古玩、武器、俄国雪橇、头盔、缨穗珍珠盒子等大量收藏品。不过，即使他达到最高境界时，他仍然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仿佛随时会痛哭流涕似的。我的肚子里一再泛上来火腿的霉味。
“机——机器将制造出汪洋大海般的商品。独裁者也阻止不了它。人将接受死亡。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这是一个大——大胆的设想。幻想破灭。可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价值观念呢？”
“这是个大问题。”我说。
“不过，这是到书的结尾才探讨的内容。我想我们应该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探讨人有了多少财富以后才能行善积德。”
“亚里士多德的书我读得不多。”
“啊，这是你需要做的事——事情之一。不用担心，你读书我也照样付工资。但是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的学术水平。我们将讨论希腊、罗马、中世纪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我正打算列——列出一幅图表来。米——米诺斯人[17]在高处；加尔文[18]在低处；瓦尔特·罗利爵士[19]，在上面；卡莱尔[20]，糟透了；现代科学，停滞不前，我对它毫无兴趣。”
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他满嘴胡扯，只是偶尔说出一句意思明白的话。他好像已经累了，又东拉西扯了一阵，眨着火红的眼睛，拳头捂在嘴上，一个劲地咳嗽。
“现——现在，你讲讲你自己吧，”他说。我不知从何谈起，心里暗自咒骂他竟要我讲这个。可是他并没有在听。从他看手表的样子，我看出他正在盘算还得过多久他才能再独自一人。
我心里想，啊，这么一个疯子！他们要我来见的是个什么样的疯疯癫癫的百万富翁呀？然而我的心还是引起了共鸣，这些话使我感动。我内心深处的感想是，上帝啊，怜悯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间蠢货吧！这种内心深处的呼唤又引发我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即使上帝真的怜悯我们，他所怜悯的也就是这个啊。
罗贝又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他是个情绪变得很快的人。
他说，该死的资产阶级本该是带头人，应拿出幸福的实际样板，可是他们是历史上的失败者，他们辜负了这一重任。这是个软弱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只知道仿效水往低处流，使金钱流遍全世界，尽量利用一切机会取得利润，而且他们也仿效机器。现在，罗贝的话听起来不像他自己，意思是说不像以前那样真挚，而像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他搔着脚丫，像个演讲者一样，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胡子就像纠结在一起的干草，他只是房间里的又一件怪东西。
不过，我仍然算是个艾洪的崇拜者，因此尽管他这样，我尚能接受。于是我暂时撇开自己的一些批评，问道：“你前面讲到过工资的事，你可否说得更具体点？”
这给了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你要多少？在我断定你能否胜任之前，我可——可以先给你一星期十五元。”
“你一定把数字搞错了吧。十五元？我连手指都不必动，就能拿到这么多救济金。”这使我十分气愤。
“那就十八元吧。”他急忙跟着说。
“你这是想用每小时不到五毛钱的工钱找个水管工给你修洗脸盆。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怎么的？我想你不是当真的。”
“你应当考——考虑到你会受到教——教——教育。这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还是一项事——事——事业。”他显得很激动，“好吧，二——二十元。你还可以在楼上免费住宿。”
这样一来，岂不是不分白天黑夜，只要他高兴就可以抓住我，在我耳边唠叨个没完了吗？这绝对不行。“不，”我说，“一周三十元，工作三十小时。”
要他出钱真是够让他痛心的。我能看出，考虑这事的时候，他的灵魂受着多大的折磨。最后，他说，“好吧，等你工作熟练以后。开始先拿二十五元。”
“不行，三十元，我说了。”
他叫了起来，“哎呀，你为什么要我受这种要——要命的讨价还价的罪呀？真要——要命。活见鬼！这把整个目的都破坏了。”他的脸上明显地布满了憎恨的表情，不过他还是雇用了我。
他几乎每天都改变他的计划。开始，他想先写历史部分，布置我读马克斯·韦伯[21]、托尼[22]和马克思的著作。接着，我又不得不丢下这些书去研究一本论慈善事业的小册子。他恨所有做慈善事业的百万富翁，而且要抨击所有面色不好、心情不快的清教徒富人。他还指出了其中他的一些堂表亲的名字，于是我得以知道，这完全是一桩家族恩怨。他说，就连华尔街那些沾满鲜血、厚颜无耻的大吸血鬼们以魔鬼方式做的善事，也比这些像别人一样愁眉苦脸的清教徒富人多。他们只会愁眉苦脸。他时常破口大骂他们，一骂就是几个小时。
我对于人们兴致勃勃地大讲计划，可是从不实现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就像当年艾洪计划要印带索引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样。我深深懂得，罗贝想要我做的跟艾洪想要我做的，完全是一回事，即要我做一个听客。他总是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派车来接我，或者是到图书馆找我，在教室外面等着我。
头几个月里，他布置我读一大堆书。就是读上几年，我也读不完那堆有关古希腊、早期基督教以及罗马史、东方帝国等等的书。我真不知道有谁会愿意去啃这么一大堆东西。不过，坐在图书馆里，旁边堆上一大堆书，对我倒挺合适。
我们每周正式讨论两次。我总是带着自己的笔记本，随时准备用摘录的引语或释义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当他有条理时，一切都很好，可是他情绪乖僻，当他变得语无伦次时，他就显得痛苦不堪，头发竖起，脸色血红，或声泪俱下，或怒不可遏，又气又恼，弄得根本无法再讨论亚里士多德和幸福理论什么了。他有时真令我大为吃惊。例如有一天，我在他宅第里到处找他，结果发现他穿着浴衣站在厨房的椅子上，正朝碗柜里喷洒杀虫剂。数不清的蟑螂简直是抱头鼠窜，蜂拥而出，纷纷从墙上跌落下来，这是多惊人的一刻啊！他杀气腾腾，发疯似的使劲喷洒着。他气喘吁吁，声似喷筒那响亮的喷洒声。蟑螂像蚕豆似的在地上掉了厚厚一层，朝四面八方疯狂乱窜。
被我看到这番情景后，罗贝便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表现得似乎他并不痛恨这些蟑螂，也不以恣意杀死它们为痛快。他不肯承认这一点，实在有点糟糕。我知道我不该在这种时候闯进去，他会为此对我耿耿于怀。他不可能不这样。
他身子猛地抽搐了一下，仿佛我碰痛了他的腰背，随着便从椅子上跨了下来。“太多了。它们要把——把这整幢房——房子都给啃光了。我往烤面包机里放进一片面包，结果一只蟑螂跟面包一起弹——弹了出来，所以我再也忍——忍不住了。”
他的怒火就像余烬在草堆里烧个洞似的突然熄灭了。他带我走进大客厅，在阳光下可以看到他那绽露出来的衬里，没有纽扣的天鹅绒衣服上的道道裂口和灰尘。他一边擦去浴衣上油腻的杀虫剂，一边说道，“你为我准备的有关王——王子和人——人文主义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材料准备好了吗？由于不信上帝他们受了多大的折磨啊！”他把目光转向别处说道，“可是他们自己就像上帝一样。胆子多大！也——也真可怕。不过，这总得要发生，人——人势必要冒这个风险。”
秋天时，他失去了自制。他继续给我分配各种任务，我也坦然照收那三十块钱工资。可是他自己什么工作也没做。
我常常感到纳闷，他单身时到底跟一些什么样的女人来往，是漂亮的妓女还是自己阶层里的名媛淑女？是在旅馆里幽会的野鸡？是姣好的年轻女大学生，还是别的什么女人？我很吃惊。他竟去跟近北区、克拉克大街、百老汇、拉什大街那帮普通的脱衣舞女鬼混。而且在一起时她们待他非常粗暴无礼，他却好像甘心接受她们的惩罚，甚至还报之以微笑。他还想拉我去搞这类姑娘，可是我已跟索菲·杰拉狄思重归于好。他大多数时候似乎都盼我跟他一起前往。我跟他一起去过几次北区的一些低级下流场所。有个脱衣舞女拿他的胡子侮辱他。他却对此毫不在乎，只是他那通红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的身子——此时她已经穿上衣服，穿着一套定做的灰色衣服——实在下流。但他还只是卖弄斯文说，“在从前的伊丽莎白时代，理发店里都备有诗琴[23]和六弦琴，供等候的绅士弹奏。这是因为胡子和爱发的梳理要花很长时间。”
就在发表斯文言论的这天晚上，他大发雷霆，把出租汽车里的计程表也扯了下来。我本该在五十五街下车，可是生怕出租车司机为这事揍他，便先送他回家。
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了我很大的折磨。他非常敏感，总想要我看得起他。可是他秉性喜怒无常，一会儿谦恭可掬，一会儿斤斤计较，不是大吵大闹，就是闷闷不乐。不高兴或发怒时，他那张红红的大嘴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