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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石榴子或闪闪发光的金甲壳。
在这段时间里，西亚和我相互之间都不很满意。我讨厌毒蛇，也不满她对毒蛇的那股亲切劲。我觉得自己被夹在两种怪癖之间，处在她的怪癖和镇上旅游旺季时的疯狂怪癖之中。可我对她只字未提。她要我陪她一起出猎，我推说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为此她两眼望着我，事情明摆着，我虽然瘦得皮包骨头，病容满面，可是整天酒不离口，牌不离手，憋着一肚子气站在她的面前，我们俩又怎能达成什么补救的协议呢？
“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帮人。”她说。
“他们没有害处，”我漫不经心地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无害的回答。
“明天跟我一起出去好吗？塔拉维勒为你准备了一匹温驯可靠的马。我要带你去看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真是美极了。”
“好的，那好极了，”我说，“等我觉得身体好一些就去。”
我曾竭力想忘掉卡利古拉，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再也没有余力可使了。我决不会像西亚那样对捕蛇产生兴趣。用那种在普通的追求中难以满足的精力，来取得事业的成功，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要是她非得去捕捉那些危险动物不可，用绳索套住它们的脖子，抓住它们并取出毒液，那她尽管去。可是我终于知道，这件事是我不愿做的。
她去了山里两天。她回来的时候，我听说她并没有回家。我当时正在傅路易的店里打牌，抽不开身。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她在花园里，一身捕蛇的打扮，穿着马裤和蛇牙咬不穿的厚皮靴。她面色苍白，表明她身体不好，心中闷闷不乐。她没有去休息，而是心急火燎，痛苦难受，一心想惩罚我。她眼睛下面，阴云密布，头上的黑发反射出太阳的灼热，额上参差不齐的发根处，有一条火烧般的红线，融为那奥妙黑发的一部分。
她厉声问道，“你上哪儿去了？”
“我回来已经很晚了。”
她火气很大，全身颤抖，非常急躁，满眶晶莹的泪珠，使她的眼睛显得格外大，就像有时候伤心时那样。我以为她会失声痛哭，可是她只是浑身颤抖。
“前天晚上，我一直盼着你回来，”我说，她没有搭腔。我们俩心里都有股子气，但并不准备真正吵架。她浑身颤抖不是怒气更大，而是压住怒气。
“下面那帮人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好呀？”她质问道，“我认为，自从卡利古拉失败后，他们一定弄得你为我害臊。一定拿我开玩笑。”
“你想我会让他们那么做吗？”
“对他们，我比你清楚。那个莫尔顿，坏得很。”
接着，她便骂起威利·莫尔顿和别的居民来。我只是听着，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便被搁置到一旁。当时我们还不忍心吵架。
有时，我几乎说服了自己，准备带上套蛇索、照相机和猎枪，跟她一起上山。活动活动对我有好处，一是因为我心神不定，过度紧张，二是因为我极想把她和我的关系，恢复到在芝加哥时的样子。可是，我到底还是一直没能完全说服自己，采取行动。
我似乎觉得我还得继续打牌度日，我是赢家，不能罢手。莫尔顿一直叫嚷说，我赢了所有人的钱，我得给他们报仇的机会。因此，我仍像人们最常见的那样，手里握着一副纸牌。我真的成了发牌高手，技术娴熟，手法精妙。不久，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都慕名而来，仿佛我已在那家中国饭馆里开了赌场，就连穿着运动衣的饭店老板傅路易也都认为这样。对于坐下来赌的观光生客来说，我是博林布鲁克或者是驯鹰人，莫尔顿管那些观光客叫世界游民。我口袋里塞满了各种外币。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有多少钱，不过我确实有钱，不是史密狄的。现在已经不再有钞票和食品菜肴混放在一起的冰箱了；西亚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要给我零用钱。要是我身上没有伤痛的话，我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好，手头挺宽裕。口袋里，英镑、美钞、比索、瑞士法郎全有。不过我只是表面上走运，我心里闷得慌，头上裹着脏绷带，面色憔悴，整个小镇疯狂得简直要把自己炸成碎片。西亚一直在收集珊瑚蛇和响尾蛇，我则不得不赢得一场场的耐力战，让焦急的屁股坐在路易的饭店里，或者坐在别的旅馆房间里，有时候甚至坐在妓院里，那儿的赌场生意有时很兴隆。妓女们待在后院，前堂有个小酒吧，在游客们拥来之前，是大兵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儿看连环画，吃豆子，喝龙舌兰酒。老鼠在梁上乱窜。姑娘们有的在烧饭，有的在打扫房间，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院子里洗头。一个半裸的男孩头戴军帽在敲木琴，黑橡皮头的木棒敲得飞快，我觉得我也得把牌打好，不应该满盘皆输，因此我便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的牌。
当我说待我身体好了就跟她一起上山时，西亚听了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她对我做出的姿态。她答应陪我在镇上待几个晚上。我很高兴再见到她的腿露在裙子外面，而不是让裤子罩住。可是，她的离婚书到达的那天，我的热情又上来了，我照先前的打算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只是摇了摇头。我突然想起，有一次她讲到怕怀孕时，不慎说出她怕向家里人解释我是孩子的父亲。起初，这件事令我失望，后来我感到气恼，现在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当然，我也总算看清了她的观点。在谈情说爱的美好岁月里，有个年轻小伙子做愉快的朋友是一回事，而在实际生活中面对一个有缺点的人则是另一回事。我心里明白，在她那个鼻子里有白毛、抽定制古巴雪茄、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叔叔眼里，我算个什么呀。没错，西亚看不起他，盼望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可是，由于她不能依靠我，因而她不能为了我而跟家里人一刀两断。要是我对鹰呀，蛇呀，马呀，猎枪呀，摄影呀，也像她那样着迷的话，我们俩也许还能相爱下去。可是，你就是给我金子，我也不会看曝光表，我也不愿捕蛇，我一想到这就恼火。我盼着西亚有一天会对此感到厌倦；而她呢，我推测，也正在等着我对莫尔顿那帮人厌倦哩。
在此期间，节日一个接着一个而来。乐队在教堂广场不停地吹吹打打，一片嘈杂。烟花林立，成串飞向天空，光辉四射。高举圣像的队伍在小镇的四处游行。在一个连续五天狂饮酒会上，一位妇女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丑闻怪事层出不穷。一对年轻情侣为一只狗发生口角，结果其中一人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吉普森把外套遗留在妓院里，老鸨尼格拉亲自把它送回到他家中。伊基的前妻把吉普森关在门外，因而他只好央求莫尔顿，让他睡在他的门厅里。可是莫尔顿不敢收留他，因为吉普森想向他借钱，又要喝他的威士忌。结果吉普森只好流落街头，由于整个小镇都在沸腾，他的伤心事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哪怕豺狼、野猪、大蜥蜴或者是牡鹿都从山上跑到镇上来，同样也不会引人注意。
一阵闪亮的飞尘卷起，照亮了夜空。各家旅馆和商店都希望生意兴隆，狂欢热闹，他们不惜出钱雇佣乐队，施放烟火，可是为了要保持这种节日盛况，光有现钱是不够的，一定得靠火蛇、烽烟镜和妖魔鬼怪等古老迷信所激发出的热情。连狗都一面狂奔一面狂吠，仿佛刚从阴间回来。印第安人的古老信念是，死者的灵魂是由狗送到阴间去的，当时肠内阿米巴虫痢疾正在流行，送葬的队伍和游行的队伍都混在一起。到处都有盛大的娱乐节目。有个哥萨克合唱团在大教堂里演出；神甫从来没见过教堂里进来这么多人，这使他弄得手忙脚乱，逢人便拍打着巴掌，叫嚷说，我们是在“上帝的圣殿里”，但这对人群一点作用也没有。那些俄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裤管塞在皮靴里，嘴里叼着长烟卷，在夜间到处闲逛，我不能说他们在教堂里特别显眼。一个巴西人和意大利人合组的歌剧团在上演《命运的力量》。他们唱演都很卖力，然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戏里的一切。因此我也不禁生起疑来。西亚没有回来看第二幕。后来，一个印第安马戏团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节目，杂技演员们的道具就像是从旧铸造厂里拆下来似的，马的披饰也很褴褛；演员都是皮肤黝黑的米却肯州[2]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做惊险特技时，不用保护网或任何安全设施。那些穿着脏裤子出来表演杂耍、走钢丝和其他节目的小姑娘，野里野气的，既不露笑脸，也不鞠躬谢幕。
因此，我在这座镇上没有看到任何我所熟悉的东西，除了勾起一些回忆之外——例如那些俄国人便使我回忆起劳希奶奶。
直到有一天，那天四周非常平静，我正坐在教堂的一张长凳子上，抚弄着一只要钻进我腋窝的小猫，这时突然有几辆大轿车开到教堂前停了下来。这些车子虽然老式，但是功率强大，很结实，好像有铸铁部件，长长的车头，有着欧洲豪华车的低车身。我立刻想到，中间那辆车里一定有位大人物，因为保卫人员纷纷从另外两辆车上下来。我感到奇怪，是什么人身份如此重要而又如此落魄。来人中有两名墨西哥警察，他们耀武扬威，对自己那身警服颇为得意。他们立刻把衣服拉得笔挺。不过保镖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穿着皮茄克和护腿套裤。他们都把手按在枪套上，神情非常紧张。依我看来，他们连自己职业的起码知识都不懂。我这样评判，是因为我在芝加哥多次见识过真正的大场面。
那天天气凉爽。我穿着西亚在瓦巴希大街给我买的那件口袋多、在荒野里可以使你得救的厚茄克。不过我拉开了拉链，因为当时我正坐在太阳底下。小猫在我的臂膀下面用鼻子拱着，用爪子挠着。我一面自得其乐地抚摩着它那细柔的腰身，一面观望着。现在一切都已部署停当，只看是什么人从中间那辆大轿车里出来了。一个副官模样的点了点头，一个保安伸手去拉门把手，他显然不知道怎样开车门，在这令人尴尬的时刻，所有的人都傻乎乎地站着，直到对面的另一扇车门被不耐烦地砰然打开，车内的老式皮坐椅垫子很厚，几颗有外国发型、外国眼镜和外国胡须的脑袋从擦得洁净明亮的玻璃窗内朝外探望。座位上放着一个公文包。我想，我认为这种公文包带有政治色彩。其中有个人微笑着亲切地朝车里说了几句，接着那位主要人物便跳下车来，他精神抖擞，活力充沛，温文尔雅，目光敏锐，留着一小撮尖胡子。他的举止训练有素，没有浪费注意力去观看教堂的正面。他身穿毛领短大衣，戴着大眼镜，面颊似乎有点柔嫩，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弱他那副苦行僧的模样。我朝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后，不觉心中猛地一惊，我认为他一定是从墨西哥城来的俄国重要流亡分子托洛茨基。我的两眼瞪得更大了。我一向认为，我这一生决不会一个大人物没见到就这么过去。奇怪的是我一想就想到艾洪，他一辈子困坐在轮椅上，只能看到报刊上刊出的人物，只见到偶尔路过的人。我兴奋极了，急忙站起身来。乞丐和流浪汉已经以中世纪的时尚聚拢来，骗钱的、要饭的和其他讨乞的都纷纷解开绷带纱布和破衣烂衫，露出他们的断肢伤疤和招财惯用的苦难。托洛茨基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座宏伟壮观的教堂，便举步跳上台阶，匆匆步入教堂，他那一跳几乎看不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接着，他身后的人也都一拥而入。手提公文包的人——我从前在芝加哥认识的那些激进组织的成员也总是提着这种公文包——一个发式像女人的彪形大汉，几个模样古怪的保镖，不少拄拐杖的瘸子和嘴里哼哼乞讨的乞丐，一群真像他们自己说的半死不活的人，全都拥进了黑洞洞的教堂。
我也想进去看看。我被这位了不起的名人搅得心情激动。我相信他之所以使我这般激动，是由于他那一瞬间留下的印象——不管他乘的是多么老式的汽车，他的随员是如何古怪——他使你感受到巨星的指引，最崇高的思想，用最普通的词句阐明人间最深奥的道理。要是你也和我一样，潦倒到远离高高在上的明星，漂泊在不同的航道上，只是在浅水湾里划着小船，从一个蛤耙爬到另一个蛤耙，一旦看到深水的汪洋，内心当然是格外激动的。他是一个流亡的伟人，比一个地位已经确立的伟人更伟大，因为我认为，流亡是坚持最高原则的标志。所以我欣喜若狂，弄得我仿佛有把扫帚在脑袋里乱搅，这才使我想起自己头上还裹着绷带，我应该平静下来。我站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直到他走出教堂。
我给你讲这一切是因为其中一个保镖是我的老朋友——赛维斯特，他曾经是明星影剧院的老板，阿穆尔技术学院的工科学生，咪咪·维拉斯姐姐的前夫，也曾当过地铁公司的雇员。尽管他一身西部打扮，我还是能认出他来。啊，天哪！他那模样有多严肃、忧郁，他看上去多么认真负责，可又多么困惑迷惘！他也跟别人一样，腰间佩着一支手枪，裤子的臀部又肥又大，圆滚滚的大肚子凸出在皮带上面。我朝他一个劲地喊，“赛维斯特！喂，赛维斯特！”他瞪眼望着我，仿佛我过于冒昧，看来他也感到奇怪。我高兴极了，脑袋里咚咚地响个不停。我又笑又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我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你这傻瓜，赛维斯特，你难道连我都不认识了吗？我是奥吉·马奇呀！你干吗站在那儿不理我？我不至于变化有那么大吧，是吗？”
“奥吉？”他问道，阴郁冷漠的嘴唇微微一笑。他的问话是在嗓子眼里支支吾吾发出的。
“当然喽！是我，你这傻瓜。天哪，你怎么会来这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