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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能做到这个地步。你给大家的初步印象很不错。”
我很快就看清，他对他们真正拥有多大的力量。他说的他有为我打算的计划，绝对不假。每个星期他都来找我几趟，带我出去转悠。我们常和那班叔叔、伯伯、堂兄弟们，在各家富商聚会的饭店、俱乐部以及豪华的牛排馆一起共进午餐。西蒙对他们态度强硬，无论是开玩笑还是争论问题都寸步不让，一面还低声轻蔑地对我讲他们的底细。我发现他已磨炼出一套唇枪舌剑的厉害功夫，不管涉及什么问题，他一概跟他们唱反调。话题可能涉及裁缝啦，演员啦，重量级拳手啦，或者是政治什么的——由于他平时不断学习，对各类事情都有所了解。甚至连开玩笑他也耐不住性子；他使得侍者也怕他三分，他把菜退回厨房，但却留下丰厚的小费。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钱——现在他随身总带着一大沓钞票——不过事实上，单看他那打开皮夹拿钱的样子，我就深信，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里还是非常有数的。
他对我说，“跟这班人在一起时，你一定得肯花钱。要是让他们看到你用钱小里小气，你就会在他们心目中失去地位。而我必须在他们心目中立得稳稳的。他们熟人很多，我打算不久就自立门户，这需要他们帮忙。这些谈天说地的午餐，上巴丽之家、格拉斯·德比这些豪华饭店，无非要证明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劲，你要知道，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他们是决不肯跟不属于他们同类的任何人交往的。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像凯利·温特罗伯那样的坏货根本无足轻重。在这些餐馆里吃午餐他花不起钱，他哪怕在巴丽之家这样的饭店里请一次客，人人都会感到不安，认为他付不起这笔钱，因为他一星期挣多少钱他们都一清二楚。你瞧，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没有人会听他的。不过我会记住他的。”他说道，许下了危险的诺言。我知道他存着一大笔账要算。塞西和五产是否也包括其中呢？我想一定是的。
“啊！”他说，“跟我到市中心去，去理个发。”
我们驾车来到帕尔默大厦，走下楼梯，走进灯光灿烂的理发馆。要不是那个黑人侍者及时跑过来双手接住，西蒙差一点就让自己那件高级的英国大衣掉在地上了。我们坐在理发椅上，面对着大镜子，剪发、洗头。西蒙还享受了蒸烤热烫、修剪指甲等全套服务。他不仅是催促我，而且是强迫我跟他一样做。他要想尝试一下他们所能享受到的一切。
弄到后来，我在他面前出现时，就得接受像录用高级官员似的严格审查。我的鞋后跟磨损程度不得超过八分之一英寸，裤脚的翻边必须碰到鞋子的适当部位；他还给了我一些领带，把我的都给扔掉了，架子上留有他亲自为我挑的十几条领带。要是没有完全按他的心意穿着打扮，他就会对我大发雷霆，横加指责。可自从离开埃文斯顿以来，我对这些事已经毫无兴趣。我修了指甲，咪咪一定会嘲笑我。我也只好随它去了。我并不把自己的手指看得有多重要。不过作为一个偷书贼来说，它们可能是我的宝贵财富哩。我打量着自己的双手和领带，谁还疑心我呢？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洗手不干。我已经不用再赡养妈妈，一切全由西蒙负责照顾。不过虽然我们出去全由他付账，但跟他出去还是很费钱，有时候，他会忘了付小账、酒钱、烟钱，或者是忘了给夏洛特买花。我的清洁费和洗衣费也比以前增加了。而且星期六的晚上，我有时还要跟佩迪拉去湖滨公园大街，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欢度良宵。除此之外，我正千方百计在积攒上大学的学费。西蒙很精明，只给我很少的钱，他大多给东西。他想要我染上奢侈的习惯，这么一来，对金钱的欲望也就会愈来愈强烈。要是我开始伸手向他要更多的钱，我就上了他的钩。
从理发馆出来，我们又到菲尔德公司，西蒙给自己买了十来件衬衣，还有进口的意大利内衣、便裤和鞋子。这些衣物其实他已经有大量多余的。他拉开抽屉，打开衣柜，拉开搁架，全都塞得满满的，可他还是一个劲地买。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以前站过柜台，曾经弯腰曲背、低三下四地帮买主试过鞋。另一部分原因是想以此来诱惑我。不过我心里有数，不管是去理发馆还是去逛街买东西，目的无非是让自己振作起精神。他睡不好觉，看上去肌肉松弛，一副病态。有一天早上，他来找我时，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哭了。打那以后，他来时就不再上楼来了，他只在街上按汽车喇叭叫我。他说：“你住的那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也不打扫打扫干净。你敢肯定他们没有收留过睡床的牲畜吗？厕所脏得要死。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走得进去。”没过多久，每逢他说到这件事时，那探究的目光跟审视我的仪表时完全一样。“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能搬出这个老鼠洞呀！天哪！这就是那种传播瘟疫和流行病的地方！”最后他干脆不来找我了。他有事找我就打电话来，有时还拍电报。开始那一阵子，他老要我陪着他，所以我们时常行进在灯光闪烁的街道上，置身在温暖如春的百货公司中。可是一开始返回西区，打着新领带、一时心情较好的西蒙，突然之间便会兴致全无，猛踩油门，他一定觉得自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自身精力的极限。不过就像车子尖叫着拐弯后重又调正方向一样，他人也平静了下来。尽管如此，但从他开车的样子以及有人碰了他的车，发生争吵，他便冲上前去想动手看来，他显然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情。他在座位下面放了一件换轮胎的工具，以备在行车中和人争吵时当武器用。他骂街上所有的人，闯红灯，惊散行人。所有这一切，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他口袋里装满的钱都是他许下诺言保证能发财别人先垫借给他的，而现在他非得兑现诺言不可了。
到了春天，耗煤旺季接近尾声时，他租到了一个煤场。它上面没有高架轨道，只有一条长长的侧线，头几场春雨就把这儿全都泡成了一片沼泽。不得不先把水排掉。第一批运到的煤就是雨中卸车的。办公室只是间简陋的棚屋；磅秤需花不少钱修理。开头的几千块钱一下子就用光了。他不得不伸手再要。他要跟经纪人建立信誉，到期能付清欠款极为重要。查理叔叔在这方面给了方便。只是还得要让查理叔叔本人满意才行。
除此之外，还得给身兼煤场经理和司磅员的哈贝·凯勒曼支付数额可观的工资。此人是西蒙从西区一家老字号的大煤场挖来的。要是这份工作我能干得了，他一定会雇我的（大概工资会低一点）。他一再坚持要我来跟哈贝学这方面的本领。因此，现在我有不少时间都泡在这间办公室里。因为当他像喝醉酒似的抓住我的手腕，用那张由于长时间激烈讲话变得又脏又干裂的嘴，声音低沉沙哑，狠狠地对我说“这儿一定得有一个我信得过的人。非有不可！”时，我无法拒绝。不过哈贝能做手脚的地方并不多。他是个啤酒鬼，有点萎靡不振，个子矮小，幽默风趣，脸色憔悴，身体虚弱，声音沙哑聒耳，肚子下面的裤子皱折不堪；他的鼻子弯曲上翘，有着既像生气又像受惊的鼻孔，一双缺少坦率的圆溜溜的眼睛，表明他有着防人之心。他是个纵情玩乐型的人，是个经常出入妓院的老嫖客。他的格调就像最低级的剧院里的舞蹈演员，挥舞着手杖，跳着单调的舞步，唱着“我跟玛吉·墨菲一起去上学”之类的歌曲，讲些下流的故事，而那班痴癫的观众，则眼巴巴地等待着一丝不挂的明星出场大扭屁股。哈贝有一肚子无伤大雅的小笑话，学狗叫，学放屁；他最拿手的恶作剧是从后面偷袭上来，猛地抓住你的一条腿，装学哈巴狗叫。遵照西蒙的意愿，我不得不在每天下午跟哈贝学做生意。尤其是打从我听到他在厕所里哭泣之后，他的要求更让我难以拒绝了。
我经常在吃午饭时替哈贝代班。他就搭车去霍尔斯德街，因为他讨厌步行。两点钟回来时，他步履沉重地在车道口下了车，手里拎着外套和平顶宽边草帽，背心口袋里塞满香烟、铅笔和名片——他有自己的商业名片：“哈贝·凯勒曼，马奇煤炭公司代理人”，还有一幅公鸡疯狂追逐母鸡的图案，下面有一行小字：“
我说话算数”。他一进煤场，便去核校秤杆，接着把《时代》扔进火炉里，绕煤场走一圈，然后，因为正是三伏天，暑热蒸人，我们便坐在过磅的水泥坑那儿有凉气升上来的地方。办公室的景象活像擅自占地者的棚屋或者是西区街旮旯里的小屋。附近有一条通往一个牲畜场的铁路侧线，浑身尘土的牲口在待发的车厢内乱叫，红红的鼻子和嘴唇贴在车厢的板条缝隙之间。卡车的轮胎在融化的柏油路上一路舔过，煤粉四处飘扬，把木桩染成了黑色，牛蒡枯死在茎秆上。煤场的一角老鼠横行，见了人从不惊慌逃窜，成窝的老鼠在那儿哺育长大，到处悄悄走动，我从没见过这么驯良的老鼠，它们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从你脚边走过时也毫不害怕。西蒙买了一支手枪——“我们总得有支枪，”他说——用它来打老鼠。可是它们只是一时惊散，过后便又回来。它们甚至怕麻烦不愿挖洞，只是挖几个浅坑作为栖身之地。
做成了几笔生意，卖出了一批煤。哈贝把账记在那本黄色的大账本上。他写得一手好字，时常为此自鸣得意；他头戴平顶草帽，坐在高凳子上，写出笔画有粗有细的字。这张黄色桌面的老式记账桌上刮痕斑斑，我把脸转向磅秤上方那个小小的方形窗口，有时会看到西蒙坐在那儿，在一本宽宽的三联支票簿上开支票。起初，开支票使他很入迷。他曾煞费苦心地从我口中探得我还欠佩迪拉两块钱，为的是他可以借此开张支票，签个名，还掉我的这笔债，从而满足自己的嗜好。随着结存的金额日益减少，现在这种追求满足的心情也越来越淡薄了。他念念不忘上次为了要娶塞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搞钱的事。而这一次，他深信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押出去了，是孤注一掷。那天，他来告诉我他准备结婚时，他决非信口空谈他对钱多么心急意切，现在，凭他流露出的内心伤痛、苍白死灰的脸色和近乎疯狂的举止，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夏天生意不振的沉闷气氛中，他呆望着这黑压压一片马尾藻似的煤场的神情，有时真吓得我毛骨悚然。要说我不惜抽出偷书和读书时间，双手插在衣兜里跟他一起绕煤场散步是为了排除孤寂，这是不够恰当的，其实是因为我非常害怕。他随随便便地开枪打老鼠，在我看来就不是个好兆头。而且他老是抱怨说，他的脑袋里像开了锅似的，他说：“我的脑汁沸腾得快要从耳朵里流出来了。”
有一次，哈贝突然抓住西蒙的腿学起狗叫来，可是玩笑开得不是时候，我不得不拦住西蒙，不让他去揍哈贝。这件事说来好险。就在这事发生前的一刻，哈贝讲了在佛罗里达地产暴涨时他如何做诱购者雇用的骗子，又讲了他跟一个不让他出屋子的土耳其女人的艳事，以及他第一次得淋病的情况，说痛得简直像“插进一罐火热的蚯蚓里”，西蒙还听得哈哈大笑。这种从哈哈大笑一下子变成凶神恶煞的脾气，使得哈贝差一点要辞职不干。他那双又大又精明的眼睛水汪汪地充满忧郁，含着泪水，带着警告。我则竭力调停，因为只有我才能使他们和好如初。“就是在再大的公司里，我也没有受过这样的鸟气。”哈贝用嘴角对我说，不过这话西蒙应该能听到。从西蒙那垂头张嘴、露出没有补好的门牙，我可以看出，他的心一定在怦怦直跳，恨不得揪住哈贝的裤裆，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可他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最后，西蒙终于还是开口说：“好吧，我要说声对不起。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你应该觉察到，哈贝……”一想到麦格纳斯一家人，就使他不寒而栗，他全然忘却自己是个生意场中的新手，哈贝只不过是个讨厌的家伙，自己居然为这种无聊琐事大动肝火，这太不值得了。西蒙的耐心和忍气吞声，在我看来，比他的暴怒和发火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可怜巴巴、强制性的肉体上的忍耐。另一桩这种令人难受的事，是他以强忍的口气低声和夏洛特通电话，一再克制着重复回答她的问题，简直到了屈膝投降的地步。
“行了，”他对哈贝和我说，“你们俩干吗不开我的车去拜访几个客户呢？想办法拉点生意。拿五块钱去喝啤酒。我跟考克斯留下来把后面那道篱笆修一修，要不修好，他们光天化日之下都会来偷的。”考克斯是个打杂工人，一个老酒鬼。一顶像意大利军帽似的油漆匠帽歪扣在头上。西蒙叫他沿西屋公司的围墙边找找，看看有没有旧木板。考克斯干活就为了能挣上汉堡包和一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凯林雪利酒，或一瓶约克酒。他也是个看守人，睡在绿格子网后面的一堆破布上，就在很少用的前门的前面。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他自称腿上还留有一颗子弹，是圣胡安山战役[20]中受的伤——沿着西屋公司那长达一英里的大钢丝网围栏。在这个公司里，像造围栏这样的事，都是由办事员招营造商投标的。这种紧密结实的钢丝网围栏，使大家都能看到里面远处的闪光，一座座的砖塔，一幢幢狭长的电力大楼，和堆得像维苏威火山般的烟煤，衬映在一尘未染的夏日晴空和美景之下。
我随哈贝去了，由他开车。他一直捏着一把汗，生怕在住满中、东欧移民的鲍亨克街上撞倒一个孩子，那样愤怒的人群就会把他撕成碎片。“如果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