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净的细刨花。我们便用这些纸花般的东西当床，躺下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发现射进车门来的阳光角度很小，我猜想一定是中午了。要是时间真的已那么晚，那我们一定已过了托莱多，现在正在横穿印第安纳州了。可是这一片片橡树林，林木深处的座座农庄以及牲口的稀少，并不是我和戈曼穿过印第安纳州时见到过的景象。我们走得飞快，因为只有火车头和一节节的空车厢。后来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辆卡车上的密歇根州车牌。
“咱们的车一定在往底特律开，已经错过托莱多了。”我说。
太阳渐渐南移，照在我们的身后，而不是左边。我们正朝北驶去，也没办法下车。我坐下来，两腿荡在敞开的车门外，腰背像断了似的，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我的目光追随着随车旋转的新近耕播的田地和残留着硬硬的古铜色叶子的橡树林。远方一望无际，晴空飘着朵朵柔云，令人心旷神怡，好一片美丽风光。
短暂的下午不久就渐渐昏暗下来，林间变成一片蔚蓝，一个个城镇愈来愈工业化，工厂越来越多，铁路支线上停着油罐车和冷藏车。说也奇怪，我偏离我的归途几百英里，而口袋里只有几个二角五分的硬币和面额更小的零钱，总共不过块把钱，可我对此却毫不在乎。在这残冬的黄昏时分坐着火车，也许旅程既微不足道，又十分重要，节节相连的列车奔驰急转，钢铁、铁锈和血红的油漆伸展开直达天际，然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方后面接一方。
工厂的浓烟随风飘荡，我们到了一个工业小镇的郊区，旧战场、墓地、垃圾坑、紫罗兰色的焊焦，堆积成山的老化轮胎，汽船前头波峰泡沫般的灰烬，胡佛村[8]板条箱搭的小屋，瘟疫和战火就像一切洗劫和拿破仑焚烧莫斯科的顶点。列车随着咣当一下猛烈震动，突然停下了。我们纵身跳下车厢，正打算越过铁轨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们的肩膀，朝我们每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原来是个路警。他戴着斯泰森帽[9]，背心前面挂着一支手枪，他那张喝过威士忌酒的脸红得像一只冬天的苹果，下巴上有一抹狂嚣时喷出的唾沫在闪光。他吼道：“下一次我会开枪把你们的屎都打出来！”我们拔腿就逃，他还朝我们扔石块。我真恨不得在他下班时能把他放倒，把他的气管给拽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飞跑着跨过铁轨，一面留神张望，是否有东西从那静卧在黑暗中的冰冷铁轨上飞驶而来，是否有放出的蒸汽、独眼的车头灯，以及单节滑动过来的车厢。这时，煤块从底卸式车厢轰隆隆地漏下，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们飞快地跑着，已经不再生气了。
从公路上的一个路标得知，我们离底特律还有二十英里。我们正站在路标前时，那个和我们同坐敞篷车从克利夫兰来、长得像狼一样的家伙也走了过来。虽然天色已晚，我还是认出走过来的是他。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只是在四处闲荡。
我对粗壮的小伙子斯托尼说：“我还有一块钱，原来打算回芝加哥路上用的，现在咱们就拿它去买点吃的吧。”
“你还是留着吧，咱们可以去偷点吃的。”他说。他在公路旁的几家店里试了试身手，不多一会儿，便搞到了一些已经不新鲜的果冻圆饼。
一辆载有金属板的卡车把我们三人全都捎进城去。天气很冷，我们躺在下面。卡车挂着低档吃力地慢慢往坡上攀爬，走走停停，花了好几个小时。斯托尼睡着了，长着狼脸的人看上去一脸凶相，对我们不像有什么恶意。他跟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想跟我们结伙搭车罢了。深夜时分当我们又开车朝城里驶去时，他开始对我们讲起了这个城市的粗野，他听说，这儿的警察非常凶恶，事事都很粗暴。他说他以前从没来过这儿。
当我们循着漏斗似的两溜灯光继续朝城市驶进时，他对这个城市的一番描述使我感到有点沮丧。突然，车停下了，司机让我们下车。我弄不清已到了哪儿。时间已过午夜，四周空空荡荡，一片寂静。除了一家小餐馆外全都关着门。于是我们便进店打听这是什么地方。餐室狭窄得像条过道，桌上铺的是油布。店里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市中心还有一英里左右，只要从下一个十字路口开始沿汽车道往前走就行了。
我们刚走出店门，就见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车门敞开着。有个警察拦住我们的去路说：“上车。”
车内坐着两个便衣警察，我不得不让狼脸坐在我的腿上，斯托尼则蹲在地上。斯托尼说来还只是个大孩子，他一声不吭。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警察局——是混凝土结构，到处都是小孔，从离警官办公桌不远的一小段楼梯的楼梯口开始装着铁栅栏。
警察把我们押在一边，因为正在审理另一个案子。办公桌上的台灯把周围的四五张脸照得古怪狰狞。审案的警官脸上一大堆肉，又白又肥。还有一个女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会卷入一场斗殴之中，她外貌那么端庄稳重，衣着入时，帽子上有个绿色鲑鱼形的结。她旁边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扎着一头血淋淋的绷带，像个蜂窝，脑袋耷拉着，另一个满脸轻蔑，闷声不响，用他的双手把自己的不安压在胸前。他想必就是肇事行凶的人，我说“想必”是因为警察正在叙述事情的经过。三个主犯都是聋哑人。他说那行凶的人用铁锤袭击另一个人；他说这女人是个荡妇，无论委身给谁都不在乎。尽管她看上去像个女教师，实际上这母狗是聋哑人中最大的祸水。我转述的都是那个警察向警官报告的话。
“我的看法是，”他说，“这个倒霉的蠢货自以为她已许身给他，但他却捉住她在跟另一个家伙鬼混。”
“他干了什么？”
“我不知道。那要看他醋劲有多大了。不过他肯定来了个措手不及，这我不会觉得奇怪。”
“我真奇怪，是什么使得他们这么好色，他们为争风吃醋打架比意大利人还多。”警官说，他的脸上有一只眼睛表情特殊，他的脸颊如同非常粗糙的墙，卷起袖子的一只胳臂十分粗壮，我可不想它挥动起来。“他们干吗老要打架？也许是因为他们用手讲话。”
斯托尼和狼脸都咧嘴笑了起来，希望以同样的幽默来迎合警察。
“哦，绷带里面有什么伤口吗？”
“他们在他的脑袋上缝了几针。”
满头血污、扎着绷带的人被推到灯光亮处，以便警官能看清。
“行了，”他看了看后说，“把他们全都关起来，看看明天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来翻译。要是找不到，明天上午就叫他们滚蛋。在教养院里不知他们是怎么对付这种骄傲自大的家伙的？不管怎样，坐一夜牢会让他们明白，天底下不光他们几个人，不能为所欲为，好像只有他们几个人似的。”
接下去轮到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我们的被抓和戈曼的被捕有关，不过看来没有这种联系。只是凭着那辆偷来的别克车后座上那件衬衣来追踪我。上面有洗衣店的号码。这未免有点牵强了，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可想的。我一听到他们是认为我们在废车场里偷汽车零件而抓了我们，不禁舒了一口气。
“我们以前从没来过底特律，”我说，“我们刚到这儿。”
“是吗，从哪儿来？”
“克利夫兰。我们是搭车来的。”
“你这狗娘养的在撒谎。你们是弗利帮的人，一直在偷汽车零件。这下把你们给抓住了。我们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我说，“可是我们根本不是底特律人。我是芝加哥人。”
“你要去哪儿？”
“回家。”
“从克利夫兰回芝加哥，打这个镇子过，这一走法真高明。你的故事编得太臭了。”他转向斯托尼，“你打算说自己是哪儿人？”
“宾州。”
“在哪儿？”
“在威尔克斯巴勒附近。”
“去哪儿？”
“内布拉斯加，去学兽医。”
“那是干什么的？”
“照顾狗啊，马啊。”
“你是说光顾福特、雪佛莱吧，你这满口屁话的小阿飞！还有你，你的家在哪儿？你的故事呢？”他开始盘问狼脸。
“我也是宾夕法尼亚人。”
“在哪儿？”
“在斯克兰顿附近，是个小镇。”
“有多小？”
“大约五百来口人。”
“它叫什么名？”
“它的名字不怎么样。”
“我想是这样。行了，告诉我，叫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眼睛急得骨碌碌直打转，这可破坏了他竭力装出的笑容，“它叫德拉姆镇。”
“那一定是个坏透的小洞，所以才养出你这样的耗子来。好吧，我们来看看，它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他拉开了自己的抽屉。
“地图上不会有，它太小了。”
“没关系。只要它有名字，我的地图上就有，全能找到。”
“我的意思是说，它实际上还没有编进地图，它还只是个小村子，还够不上编进。”
“那儿的人都干点什么？”
“挖点煤。不多。”
“无烟煤还是烟煤？”
“两种都有。”狼脸说，他的头垂了下来，依旧有点干笑着，可是他的下唇有点缩起，露出了牙齿，青筋暴了出来。
“你是弗利帮的朋友。”
“不，我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城市。”
“给我把吉米叫来，”警官吩咐一名警察。
吉米通过狭窄的楼梯从下面的单身牢房慢吞吞地走了上来，他老态龙钟，一身肥肉，活像个胖老太婆。他穿着一双布拖鞋，一件前襟扣扣的毛衣紧裹着宽阔的胸膛。他似乎每喘一口气就衰弱一点。他那颗死灰、蜡黄、斑斑白发的脑袋无力地低垂着，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滞模糊，只有那双眼睛却那么明晰，毫不含糊。它们被训练得除了它们长期的功用之外，对别的一切都毫不关心，没有个人的情感。这个吉米盯着斯托尼和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目光扫过我们转到狼脸的脸上，对他说：“你三年前在这儿。偷过一个人的东西，关了六个月。不过要到五月才整整三年，还有一个月。”
警方的这个人的脑子真是个了不起的分类器官！
“行啦，骗子，还是宾夕法尼亚吗？”警官说。
“没错。我是关过六个月。可是我不认识弗利，这是实话，我从来没偷过汽车零件。我对汽车一窍不通。”
“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我们不得不把衣服的口袋全都掏空。他们要查的是刀子、火柴之类有危害的物品。但是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而是让更大的人物来照管你那些小小的东西，使你意识到没收的东西是一种标志，表明你已不再像在街上时那样是个自由身，你口袋里的东西别人无权过问。这才是它的真正目的。就这样，我们交出了自己的随身物品，然后被带到下面，经过一间间牢房，听到牲畜栏里发出似干草的沙沙声，有些囚犯从铺位上起来朝铁栏外张望。我瞥见那个受伤的聋哑人像个术士似的，抱着头坐在铺位上。我们被押到这排牢房的尽头。那个记忆力超群的家伙坐在那儿睡着了，也许他整夜都只能坐在那儿迷迷糊糊地打打盹儿，他坐的椅子就放在一条系在通风口铁栅上打有鱼尾结的带子下面。他们把我们硬塞进一间大牢房。一片吼声朝我们冲来，“没地方了。我们这儿再也没地方了！”猥亵的咂嘴声，呸呸声，冲马桶声，粗俗的俏皮话和愤怒的抗议声汇成一片。这间牢房确实已经很挤，可是他们不管这一切，还是把我们硬塞了进去，我们只得将就着，蹲坐在地上。另一个聋哑人也关在这儿，坐在一个醉汉的脚旁，蜷缩着仿佛坐在统舱里。一盏很大的电灯二十四小时都亮着，它看上去沉甸甸的，就像压在这座坟墓上的墓石。
然而天一亮，靠墙的地方就开始传来沉闷而巨大的隆隆声，让人喘不过气来，卡车上铁管子的碰撞声，重型机械的轰隆声，还有快如蜻蜓的有轨电车的加速声。
我得说，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而大惊小怪。我只想早点出去，走我的路，几乎就这些。我为戈曼的被捕挨打感到难过。
然而，就像我一进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城就感到的一样，周围存在着一片黑暗。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不可能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样，把它当作“九月之晨”理发馆，跨一只脚进去试试。不能像东方的老君王钻进玻璃球沉到水草里观鱼那样，怀着观光者的好奇心，沉进它里面看看。也不能像拿破仑在阿考尔河边跌进被匈牙利人的子弹打松的河岸泥土，站着埋到他那若有所思的鼻子时被拉出来那样，在不幸跌进去之后能被直接拉出来。只有一些希腊人和他们的崇拜者，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对人的一切最为友好时，以为他们和这种黑暗是完全隔绝的。其实这些希腊人同样也处于这种黑暗之中。可是这些在泥中扑腾、受饥饿煎熬、在街道流浪、遭战争惊吓、历尽艰辛、尝遍苦难、满腹怨气、一肚悲酸、软骨头的人类，有的在吮煤吐烟的维苏威火山[10]下，有的在喘不过气来的加尔各答午夜中，他们都深知自己的处境，这些芸芸众生中其余的人，仍羡慕着那些希腊人。
在灰蒙蒙的天色和清晨的气息中，他们给我们喝了咖啡吃了面包后，释放了我和斯托尼，狼脸因有嫌疑被继续扣押。
警察对我们说：“滚出城去。昨天晚上我们给了你们一个过夜的地方，可下次就要定你们流浪罪了。”黎明时分，警察局里烟雾腾腾，一片纷乱，值夜的巡警正忙着卸下身上的装备，解开枪带，摘下帽子，在写报告。要是多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