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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服装店地下室的女鞋部，西蒙则在楼上的男鞋部。他的情况已有改善，工作的更换使他很兴奋。这是家时髦的商店，老板要你穿着整齐，而西蒙穿得比对一个售货员要求的还要讲究，不仅整齐，而且时髦，穿一套双排纽扣的条纹衣服，脖子上搭着一根皮尺，在那里我简直都认不出他来了。在这幢高耸在环形商业中心的八层大楼里，他在一面面镜子、一块块小地毯、一排排成衣架之间忙碌着；他个子高大，动作迅速，精力充沛，脸色绯红，血气旺盛。
我在人行道下面的廉价部；透过嵌在混凝土中一面面绿色圆形玻璃窗，能看到和听到买东西的人匆匆走过，人影掠过这些镜头时，厚大衣扬起下摆，脚底走向不同方向，窗玻璃发出吱吱声，连他们身体的重量确实都能感觉到。这个地下售货部是为那些贫困阶层的顾客、难弄的单身妇女、想买和衣服相配的帽子、装饰品什么的女孩子以及要在同一天为三四个小女儿买鞋的女人设立的。货品都按尺码大小一堆堆放在桌子上，在人行道的蜂窝下面，纸盒子砌成一堵堵墙，试穿坐的凳子摆成一圈。
在这里当了几个星期学徒后，主管把我调到了地面层。起初，只是做助手，帮售货员们取取货，或者把纸盒放回货架。后来，我才成了鞋部的售货员，只是主管要我把头发剪得短一些。他是个整天发愁的人，他的胃不好。由于每天要刮两次脸，他的皮肤弄得很脆弱。有个星期六早上，开门营业前，他召集售货员训话，嘴角上竟渗出一点血来。他盼望自己尽可能严厉一点，可我认为，他的麻烦是他确实不是管理一家时髦商店的料。这儿布置得像个沙龙，墙上臂形托架上支着法国式火炬，还有拉拢的帷幔，中国式的家具，走上去毫无声息的东方地毯，这样的布置，使拐弯抹角处不致太突出，而且还能挡住外面的空气，即使是里沃利大街吹来的空气。那些帷幔壁挂使得你不得不悄声说话，注意礼仪。可是，里面和外面存在的差别很难调和；因为一走到像这样一座沙龙的门口，会使人感到极度的紧张，反而会产生抵触情绪，要让它平静下来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要想强加克制，只会引起烦闷、颤抖，这种情况有可能会突然爆发成戈登[9]或宪章派[10]那样的流血暴乱，像焚烧一大堆鸡蛋箱似的胡乱开起火来。这种不可知的、脱缰野马般的过剩力量，正在芝加哥又冷又湿又暗的时日里四处打转，这力量是从硬要使它平静而不可能平静下来的东西中迸发出来的。
从经济收入来说，西蒙和我都可算是一等的了。他除了十五块周薪，还另有佣金，我的周薪是十三块半。因此，虽然失去了接受慈善机构救济的资格，我们也不在乎。妈的眼睛差不多已经瞎了，再也不能料理家务，西蒙雇了个叫莫莉·辛姆斯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得精瘦，三十五岁左右，就睡在厨房里——原来乔治睡的那张旧帆布床上——我们回家晚的时候，她会对我们悄声说话或者大声嚷嚷。我们从来没有从前门出入的习惯，老奶奶在世时，不许我们走前门。
“她说的是你，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西蒙说。
“胡说，她一直盯着看的是你。”
新年元旦那天，她没来上工。我忙着干这干那，还得做饭。西蒙也不在。他是去参加除夕晚会的，离家时穿了最好的衣服，圆顶硬礼帽、圆点丝巾、双色皮鞋上罩着鞋罩，还有猪皮手套。可是他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冒着纷飞大雪回家来。他全身肮脏邋遢，绷着脸，两眼通红，金黄色的短须处还有抓痕。这是我第一次得以好好瞧瞧他毫无节制胡来的本性。只见他从悄无声息的飞雪中吃力地爬上后门廊，在砖地上踹干净鞋子，又用扫把扫了扫，接着便露出一张满是条痕的脸，仿佛刚从荆棘丛中钻出来似的，再把圆顶硬帽放到椅子上，帽子已经有个大洞。幸好妈看不见他，不过她知道事情有点不妙，提高嗓门问话。
“唔，没事，妈。”我们对她说。
为了不让妈听懂，他用俚语告诉了我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他在韦尔街的高架火车月台上，遇上了一对醉鬼，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爱尔兰人，一个抓住他的衣领往下猛一拉，用衣服缠住他的双臂，另一个按着他的头，把他的脸直往栏杆上的铁丝网上撞，最后还把他推下阶梯。他这故事我压根儿就不信。它根本没有讲清这一天一夜他到底在哪里。
我对他说：“你知道，莫莉·辛姆斯今天没来上工。她本来说今天要来的。”
他没有打算要抵赖，承认他是和她在一起。他毫无生气地坐在那里，精疲力竭，身上那套最好的衣服弄得又湿又脏。他叫我帮他烧水洗澡。他脱掉衬衣，背上露出了更多皮肉抓破的地方。他不管我对这有什么想法，只是既不夸口也不埋怨地告诉我说，他是今天一清早跑到莫莉·辛姆斯的住房里去的。和两个醉汉大打出手也是事实，不过那是他在晚会上喝醉之后。那一道道伤痕全是她抓的，而且一直干到天黑她满足了才放他走；这以后，他又在风雪中误进了黑人区。他掀开被子上床时，对我说，我们得把莫莉·辛姆斯辞掉。
“你这‘我们’两字是打哪儿来的？”
“要不，她会以为她是这里的主子哩。那女人真是个野猫子。”
我们是在我们那破旧的小房间里，多层发硬的墙纸鼓出一个个气泡，自由自在的雪片频频落在窗上，在窗台上越积越厚。
“她打算要在这儿搞出个名堂。她已经告诉我了。”
“她告诉你什么？”
“她说她爱我。”他咧嘴惨笑说，“她真是个发疯的骚货。”
“什么？她都快四十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她是个女人。是我去找她的。我跨上去以前并没问她几岁。”
就在那个星期，他把她给辞掉了。
吃早饭时，我注意到她老是看着他那抓破的脸。她长得瘦瘦的，有点像吉卜赛女人，一脸精明泼辣的样子；兴致好时，她还能和颜悦色，在她心里不痛快绷着脸时，她也根本不在乎有谁看见，顾自让那双锐利的绿眼珠含着冷笑。她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不安，他已经认定她是个让人讨厌的女人，她也立刻明白，他决意要把她撵走。她是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受过不少苦，吃过不少亏，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华盛顿到布鲁克林[11]，又到底特律，以及别的一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地方，在这儿镶了金牙，在那儿脸上挨了一刀，可她独立惯了，从来不乞求同情，也从来没人给过她同情。西蒙辞退她之后，雇了个叫萨伯伦卡的波兰老太太，她是个寡妇，始终讨厌我们，爬楼梯很慢，嘴里老是嘀咕着什么，一脸横肉，身体肥胖，脾气坏，假虔诚，烹调技术也很糟糕。可是我们兄弟俩很少在家。她上工没几个星期，我甚至连晚上也不回家了，辍了学，改去埃文斯顿工作，就住在那儿。有一阵子，我沿着一条穿过有钱人住的市郊的特殊路线——高地公园、凯尼尔沃思，还有温内特卡——推销商品，是个以高贵家庭为对象、专卖奢侈品的售货员。这份工作是那位鞋部主管介绍给我的，他在埃文斯顿有个商界朋友，请他推荐一个人，他便推荐了我。这位伦林先生是个体育用品商，我走上前去，好让他看个仔细。
“他是哪儿来的？”他问道，此人冷若冰霜，毫无表情，自说自话，喜怒不形于色，腿长长的，衣着时髦，看样子像个苏格兰人。
“西北区来的。”主管说，“他的哥哥在楼上做事。他们兄弟俩都很能干，机灵。”
“是犹太人吗？”伦林先生问，仍以喜怒不形于色的目光看着主管。
“是不是犹太人？”主管问我，他早知道答案，只不过把问话传给我。
“我想是的。”
“啊，”伦林说，这次是对我，“嗯，在北岸那边，他们不喜欢犹太人。不过，”说着他露出一丝冷淡的微笑，“有谁能让他们喜欢呢？他们几乎什么人都不喜欢。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决不可能知道。”他又转向主管说，“嗳，你认为能使这孩子有魅力么？”
“他在这儿干得很不错。”
“北岸那边强行推销的方法用得多一点。”
我想，这种审查恐怕跟准备卖身当家奴，或者女儿被娘送到老鸨那里去学当妓女时受到的一模一样。他要我脱去上衣，好让他看看我的肩膀和臀部，我正要对他说去你的吧，他却说我的身材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我的虚荣心比自尊心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然后对我说：“我要把你安排在我的鞍具商店里——卖骑装、马靴，以及城里人去度假牧场穿戴的装束和时装玩意儿。你在学生意的时候，我给二十块周薪，学成之后，给你周薪二十五块，外加佣金。”
我当然接受，我赚的钱将比西蒙还要多。
我搬进了埃文斯顿的一座学生公寓，我的衣着很快就成了公寓里最神气的。也许，我得说我的工作服，因为是伦林先生和伦林太太要我穿得这么体面的，实在是他们要我成为一个穿着讲究的人。他们给我预支薪水，还亲自给我挑选花呢衣服、法兰绒裤子、方格呢披风、丝绸领带、运动鞋、墨西哥式的编网皮鞋，还有衬衣和手帕——一切都为了能博得一个通常有英国癖好的高雅顾客的好感。等我把这地方弄清楚之后，我并不怎么喜欢，可是起初的时候，由于太激动，太热情，没看清楚。我穿着讲究的衣服，工作在从没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玻璃门窗里面，这家时髦的商店坐落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大街上，在西部的树木下，离伦林那专卖渔具、猎具、野营、高尔夫球及网球用品、独木舟和舷外发动机的总店只有三步之遥。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说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社交才能感到惊奇了；我突然在这一行上信心十足，成绩显著，我能对那班有钱的女孩子、在乡村俱乐部活动的人以及大学生，讲得头头是道，语气坚定，一只手里拿着货给人看，另一只手上夹着装有香烟的长烟嘴。因而，伦林不得不承认我已克服了所有预见到的困难。我还得学会骑马——学的钟点不太多，学费很贵。伦林并不想要我成为一个骑术高明的骑手。“这有什么必要？”他说，“我卖这些精制的猎枪，可我自己一辈子也没打过一只动物。”
可是伦林太太要我成为一个好骑手，而且在各方面陶冶我，教导我。她还要我报名选修西北大学的晚间课程。在店里工作的四个人中，数我最年轻，有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以你的仪表和气质，”她说，“要是你有个学位……”嗨！她连会有什么结果都给我指明了，仿佛这我已经到手似的。
她充分利用我的虚荣心。“我会把你造就得完美无瑕，”她说，“十全十美。”
伦林太太快五十五岁，淡色的头发，只有一点花白，身材矮小，脖子比脸蛋白，脸上长有红色干性小雀斑，眼睛也是浅色，但并不温柔。她说话带外国口音，她是卢森堡人，对于自己和欧洲王族家谱年鉴上所列该地区贵族世家有亲戚关系深以为荣。有时，她对我断言说：“这是很无聊的。我是个民主主义者，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投考克斯[12]的票，投史密斯[13]的票，还投罗斯福的票。我没把贵族放在眼里。他们到我父亲的庄园里来打猎，卡洛塔皇后[14]常来我家附近的教堂，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她一直不能原谅法国人。她死的时候，我正要去布鲁塞尔念书。”她和各地的贵族夫人有通信往来，还和一个住在杜恩、据说和德国皇室有关系的德国妇女交换烹饪法。“两三年前，我去欧洲，见到了这位男爵夫人。我认识她已经很久了。当然，她们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真正把你当作自己人的。我对她说：‘我实在是个美国人。’我带了些我做的泡西瓜去。那边没有这种东西，奥吉。她教我怎样用科涅克白兰地[15]烧小牛腰，这是世界上的一道珍奇名菜，现在纽约有一家餐馆有这道菜，可就连眼下这种经济大萧条时期，也得预订才能品尝到。她把这道菜的烹调秘诀卖给了一个包办筵席的，得到五百块钱。要我，决不会干这种事。我可以去帮朋友做菜，但我认为，出卖祖传的秘诀，实在有失身份。”
她在烹调方面确有一手，知道有关的一切窍门。她主办的晚宴很有名气，她在别处做的菜也是这样，因为她有时会决定在任何地方请朋友吃饭。常跟她交往的有锡明顿的旅馆经理太太，珠宝商，专卖贵重器皿——镌有家族饰章、又沉又大、像铙钹似的水果盘和叫阿尔戈号[16]的船形肉卤盘——给有钱人的弗列托尔德，还有一个卷入国会丑闻的人的太太，此人爱好饲养马车狗[17]。像这样的朋友，她有不少。对那些没品尝过她的小牛腰的朋友，她会先在自己家里准备好一切，然后拿到他们家去现烧给他们吃。她很乐意请人吃饭，还常常替售货员们烧菜；她不喜欢我们去餐馆，常用她那没法打断的装出的外国口音说，馆子里的东西没有一样不质量低劣，全是黏糊糊的。
伦林太太就是这样，在她兴致上来时，目光如淡淡的火焰，什么都拦不住打不断。只要她高兴，她会给你烧饭，指点你，教导你，和你打麻将。你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她的精力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充沛。她有一对浅色的眼睛，搽过粉的脸上透出淡淡的雀斑，手背上露出丝丝青筋。她告诉我，我应进大学的新闻学院修广告学，并已替我缴了学费，于是我便去读了。她也替我选了获得学位必需的其他课程，还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