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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开动，装钱的小筐像耗子似的沿吊线自动奔向收款员。我们就在这儿负责出售惊奇袋，盛袋的大桶用红绿纸、冬青、金刚石粉和银色鬃毛圈装饰着。这种圣诞袋每只售价两角五分，吉米认定这些袋数量有多少不可能有账目，于是每卖十袋就把一袋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开始几天他没把这一手告诉我，只是请我吃午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了，他才让我知道这一秘密。按规定，每卖到十块钱，我们就得把钱交给收款员。“她径自把我们交的钱和别的零钱一起倒进钱袋，”他说，“她只忙着收钱，根本没记下钱是哪儿来的，所以我们何不斩它一刀呢？”为此我们商议过多次，最后议定每卖十袋扣下两袋的钱。这儿人声嘈杂，一切绚丽夺目，人人都被圣诞节的铃铛声、转轮声、颂歌声和信号钟声所吸引，我们偷偷摸摸做的这些手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偷了不少钱。吉米比我更多，不仅因为他下手早，而且还因为我们大吃奶油馅饼之类的油腻东西，我把肚子吃坏，有几天没去上班。也许是由于我们干的坏事得手太易，成就辉煌，而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花掉到手的钱，所以心里愈来愈紧张。吉米花了不少钱买东西送人——给每个人都送了漂亮的男拖鞋或羽带女拖鞋，还有吸烟服、花哨领带、小块地毯和铝制品。我送给妈一件浴袍，给老奶奶一枚雕花别针，给乔治一双方格长筒袜，给西蒙一件衬衫。克莱恩太太、艾丽诺，还有几个女同学，我也送了礼物。
不上班工作的日子，我喜欢待在克莱恩家。他家的窗台跟马路的人行道平行，可以品尝一下自己安坐在客厅里，而外面正因我们的罪行闹得天翻地覆的滋味，像个罗杰·图伊、托米·奥康纳、巴西尔·班哈特，或者是迪林杰[4]那样的人物，他们面部动过手术，指尖上抹着麻醉药，玩单人纸牌戏，关心体育比赛结果，叫人送上汉堡包和冰淇淋牛奶，最后在去电影院时或在房顶上中埋伏被捕。有时，我们就在吉米家的家谱上用字母标出宗亲关系，克莱恩家的人相信，他们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一家姓阿维拉的西班牙人。他们家有个远房本家，在墨西哥城开皮夹克厂，祖先是西班牙人一说，就是他倡导的。以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相信他们家有幸有这么一位祖先。经过一番努力，我和吉米在一张机械制图纸上，用红墨水和墨汁画出了他家的家系图。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圣诞节假日结束时，我们的事被迪弗商店逮住了。部门经理来到我家和老奶奶作了一次谈话。原来那些惊奇袋是有一份清单的。对于侵吞货款一事，我不想否认，就连那经理说的吞进七十块钱的数目，我也不作任何辩解，尽管我们拿的实际上没这么多。起先，老太太不肯管我死活。她冷冰冰地对西蒙说，他最好还是去把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叫来，因为她实在精力不济。而且她答应承担的只是协助教养孩子，而不是对付罪犯。后来还是西蒙说服了她。他说，那样一来，慈善机关肯定要打听我们已工作多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当然，老太太丝毫无意像她恐吓的那样把我送进教养院。可是单凭她这么一吓，我已做好准备，被迫承认他们的惩罚权，以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上少年法庭受审，然后进教养院。而且事前也知道自己不学好会有什么下场。这多少有点表明，我认为人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都发火了。可另一方面，我并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罪犯，不认为是站在宇宙广阔分界线错误的一边，已和那些人类的渣滓在一起，和那些眉留疤痕、拇指残缺、耳鼻开裂的人为伍了。
这一回，我受到的不仅是恫吓和叱责，而且还有货真价实的屈辱。老奶奶以最大的嗓门朝我狗血喷头地痛骂一顿之后，便冷若冰霜地对我不理不睬。西蒙对我也非常冷淡。我不能对他回嘴，说是他先教我少找人零钱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个笨蛋，那神情仿佛不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妈一定觉得这是她倒运的时辰，是她不幸对父亲以身相许的结果开始呈现最后的报应。连她也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我难受极了。可是他们没能使我乞求宽恕——虽然想到要被判入狱我不是无动于衷：头发剃光，吃粗菜淡饭，在泥地里集合，受尽威逼，任人驱使差遣。要是他们认为这是我自作自受，那我就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根本没有进教养院的真正危险。浴袍、饰针和其他我送人的礼物都退赔给了人家。我在考布林家干活积攒的钱已足够赔偿。吉米家的人也替他了结一切。他挨了他父亲一顿痛打，他母亲哭了一场，在我的羞辱稍有缓解之前，他家对他的事早就作罢了。我们家对这种事要严得多。克莱恩家的人对我也没有生气，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生气的大问题，也不认为这是我灵魂上的一个什么污点。不几天，我便像往常一样受到欢迎，艾丽诺依旧叫我“情郎”，给我织一条围巾，以便顶替我得退还的那条。
在这场风波中，吉米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毫不在乎的态度，他父亲穿着内衣挥臂朝他乱捶狠揍时，他也一点没有畏缩。事后他气的只是迪弗商店反而赚了我们的钱。他们的确如此。他想出一些报复的办法，甚至说要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可我已经吃够了迪弗商店的苦头，其实他也一样，不过想想报复计划至少可以消除他几分心头之恨。
吉米的表兄克莱姆·丹波[5]对我们放火烧店的主意和别的暴力计划，大大嘲笑了一番。他建议，如果我们真想捞回一些损失的钱，不妨去参加在韦伯举行的查尔斯顿舞比赛，设法挣点正当的钱。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一心想做一名演员，已经在业余演出晚会上试过身手，模仿一个英国人讲一个有关开伯尔山口事件[6]的长篇故事。波兰人和瑞典人不断地嘘他，晚会主持人只好请他下台。他哥哥唐纳德唱了一首《玛吉塔》，跳了一只踢踏舞，确实赢过五块钱。唐纳德长得很帅，一头乌黑鬈发，是他母亲的宠儿。他母亲也长得娟秀、端庄，在自己店里时常穿一身黑衣服，戴着夹鼻眼镜。她经常挂在口边的话题是她那位当实业家的哥哥，他在大战期间因患斑疹伤寒死于华沙。克莱姆长得像父亲，脸色红润，颧骨突出，鼻子很高，发脚很低，嘴唇又厚又大，除了体重以外，样样都像；他的两腿细长，老是摇晃不定。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雪茄烟烧伤了他的心肺，以及健康手册上所谓的手淫阳痿伤了元气，他本有希望获得本市半英里赛跑冠军。他嘲笑自己的丑恶行径，嘲笑使那些爱训诫人的世人不满的一切事物。他神气十足地在跑道上走着，他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上面长满笔立的黑毛，对竞争对手既俏皮又傲慢，那些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蹦蹦跳跳或摆正姿势。可他依然有点神情恍惚，提心吊胆，在他那张既诙谐又严肃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时常显得异常忧郁。他会消沉得像一摊烂泥。他说，只要我努力去干，干什么都会比他强。“真是这样，”他说，“你能惹得妞儿们对我不屑看一眼。”他称赞我，主要是这一点。“像你那样的牙齿，真是好极了。我妈由着我把牙全给毁了。要是将来我一旦成名走红，我就只好戴假牙啦。”无论他说什么，我几乎都会乐得合不上嘴，因此他常对我说，我是个傻小子。“可怜的马奇，什么都能逗他发笑。”
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对我的幼稚无知宽厚相待。在我害了相思病时，曾得到他和吉米的不少帮助。我的病有着典型的症状：不思饮食，心神专注，日夜渴慕，讲究外貌，精心打扮，自感无能，以及满脑子电影里学来的念头和流行歌曲中的词句。我的意中人名叫希尔达·诺文森，她个子颇高，但脸蛋较小，面色苍白，且有其他肺弱的症状，说话声音轻而快，羞羞答答。我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只是笨拙地装作偶然从旁经过。内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热流痛苦地在周身沸腾。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她身旁走过时，看起来似乎无动于衷，仿佛心里正在想别的事。她有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型，灰白的双眸低垂，不愿直眼看人，就像那些年纪较大的女人。她穿一件绿色上衣，抽烟，走在路上时胸前抱着一摞课本，脚穿开面套鞋，鞋扣丁当作响。那双开面高筒套鞋迈开的脚步和快速的丁当声，对我这为爱所苦的人，犹如枝枝火热的飞镖，直射我的心窝，使我如痴如狂，直想立刻跪倒在她面前。后来，待到我懂事多了，失去了这份虔诚，色欲之心便占了上风。在那些初恋的日子，我一味渴求风度的优雅，感情的纯真，而我在有关爱的一切物质条件方面是颇有底子的，这也许是由于遗传。
我没有想到希尔达会因我对她的盯梢而感到飘飘然，当克莱姆和吉米告诉我这一点时，使我大为惊讶。我在走廊上跟踪她，看篮球赛时设法钻到她背后，还加入幸福联谊会，为的是每星期一次放学后能跟她在同一房间里待上一小时。她乘电车回家，我就站在车后门的梯阶上受罪。她从前门下车，我就急忙从后门跳下，跳进积得厚厚的污雪，跳到西区街湿透的灰黑木板上。她父亲是个裁缝，家就住在铺子的里面。希尔达走进门帘——她进去后干些什么呢？摘下手套？脱掉套鞋？喝杯可可？抽支烟？我自己不抽烟。摆弄摆弄她的书？诉说头痛？向她母亲吐露说，我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身穿羊皮袄，脚步沉重地在她家那条阴暗街道的微光中踯躅？我想她不会那么做。她那位做裁缝的父亲也不像知道我守候在那里。他是个瘦骨嶙峋、不修边幅、弯腰弓背的男人。他正在店堂里忙着用针把衣服别住，用水湿润，然后烫熨平整，已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尽可以朝他看个仔细。不知怎么的，希尔达一进了屋，便再也不出来了。她就那么待在家里，似乎已没有出来的必要。
“让人着迷的妞儿有的是！”克莱姆·丹波皱起鼻子奚落说，“我带你去嫖一次妓女，你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说，我当然没有答腔。“那么我替你写封情书给她，”他自告奋勇说，“请求跟她约会一次。只需跟她溜达一回，吻她一次，你就一定会倒胃口的。你就会看出她有多笨，而且人也长得不漂亮。她的牙齿糟透了。”就连这我也谢绝了。“好吧，那就让我来对她说。我会告诉她，要她趁你眼睛还瞎的时候把你抓到手。她决不可能搞到比你更帅的了，这一点她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你怎么会看上她的？是因为她抽烟吧，我敢肯定。”最后，吉米说：“别再烦他了，他喜欢单相思。”说罢两人都猥亵地握住自己的生殖器，在克莱恩家的起居室里乱蹦乱跳，在家具上东碰西撞；那起居室是我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但是我无法扼制心中的渴念，在那阴郁的下午，我依旧怀着仰慕的心情，伤心地在裁缝铺对面的街口转悠，或者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像根涂上颜色的木桩。她那位骨瘦如柴的父亲，佝偻着身子，一直在忙着穿针引线，想必不会去留意通过那灯光通明的窗口，自己会把怎样的形象映到街上。她那个瘦小的小妹妹，穿一条黑色运动裤，在用一把大剪刀剪纸。
过了好几个星期，这种炽热的单相思才渐渐有所减缓，但我在家里却仍然失宠。在这段恋情来袭期间，我挣的钱极少，我的处境当然也就无从改善。西蒙现在进进出出的，行动颇为古怪，又不便问他，因为他正忙于工作。我们不再回家吃午饭，因此，以前我们中午回家做的杂活，都得由妈来承担：搬煤、遛狗、去学校接乔治，还有在洗衣服的日子独自拧干被单等等重活。由于增加了许多活儿，她越发变得瘦弱憔悴。不管怎么说，家里已出现混乱的、不受管束的状态和气氛。掌权的虽因年迈行动迟缓，然而暗中正在策划恢复宫廷旧状，在朝臣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收拾他们。
“啊，奥吉，怎么？你活儿干完了？”老奶奶冲着我说，“没活干了，呃？你想一辈子靠慈善机构救济？”
当然，我工作倒有一份，在一家花店里，只是，每当下午，在我要去参加幸福联谊会聚会，或者跟踪穿着牵动心弦的高统套鞋在泥雪地里走着的希尔达·诺文森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诿说，布鲁格伦没货让我送。
不定哪个下午，布鲁格伦会随心所欲地给我一份活儿干；通常多半是帮助他整理稻草并用铁丝结扎花圈的稻草芯（他有不少黑社会歹徒顾客）而不是去送货，因为他料到送货我能捞到小费，这一点大体说来是相当公平的。我不愿带着大花圈或丧户的门上花饰乘电车，因为将近傍晚时，正是人们下班回家的高峰时间，我得抢占位置，守住一个角落，还得用身子挡住花圈，不让售票员和心情不好的乘客过来，实在是活受罪。如果是送到殡仪馆去，我就像个大提琴手似的，把我的货品摇摇晃晃地举在头顶，慢慢地穿过喇叭嘟嘟响、刹车吱吱叫的车流和拥挤的人群，可是在那陈设讲究、桃花心木泛出红光的肃静无声的殡仪馆厅堂里，几乎从来没人给过我小费，只是来个用人招呼我一下。当时，我头上戴顶尖顶溜冰帽，流着鼻涕，偶尔不得不用我的毛绒手套擦抹一下鼻子，以免有失体统。有时候，我会碰上人们在守灵，踩着木板铺的一条长长的小路，穿过院子里潮湿的泥地，来到一间绿色的平房里，一屋子的朋友和守灵人，一大罐私酿的威士忌酒正在他们手中传来递去。你把花圈送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