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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间酒气熏天的吊唁室里，嘿，决不会像别的哀悼场合里见过的那样，人们个个都全神贯注而对你不理不睬，离开前准能得到块把钱小费，放在帽子里沉甸甸的。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宁愿待在铺子里——待在堆在后屋泥箱四周或冰柜厚玻璃后面那天堂乐土的花堆中。有玫瑰花、康乃馨，还有菊花。尤其是因为我正在热恋中。
布鲁格伦也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皮肤白净，身材高大，肌肉结实，是黑社会匪徒和私酒犯们的朋友，和理发师杰克以及当年的北区帮头子狄昂·奥巴尼恩等人过从甚密；奥巴尼恩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花店老板，据说他就是在自己的花店里被乔尼·托利奥[7]派去的三个人干掉的，行凶后他们乘一辆蓝色的朱伊特牌轿车逃之夭夭。布鲁格伦在抽出一枝玫瑰花来进行修剪时，通常都戴着手套以防刺手。他的蓝眼睛冷冰冰的，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大鼻子肉嘟嘟的，对于一切都有点厌腻。我想，思想敏锐而脸膛宽大，或者思想宽宏而脸膛尖瘦，都会导致紊乱。布鲁格伦属于第一种人，我猜是因为他和黑社会匪徒来往，心里害怕或者深感世事无常的关系。所以他变成那个样子。他会变得粗鲁、凶蛮，有时候十分爱骂人，尤其是在吉纳和阿依诺[8]等歹徒被谋杀之后。那年冬天，许多家伙吃了枪子儿。
那个冬天，人人都不好过——不仅是知名人士，就连那些除了个人的沉浮别的什么都不管，只忙于自己身心有限度交流的芸芸众生也是如此。像克雷道尔、艾丽诺，或者是我的母亲。在这些日子，克雷道尔大发神经，在自己那英国式地下层房间里穷发脾气，摔盘子跺脚。艾丽诺精神委靡不振，常常一人躲在房里为自己生活的一般化而流泪哭泣。当时，这一类的刺激很多，足以感染和影响所有的人，那年月的气氛就是如此。要不是一心迷着希尔达·诺文森，我自己的感受也许会更深。
妈心里也很不安。她并没有像通常那样露出什么痕迹，你须得善于察言观色才能发觉。我注意到她恭顺中含有倔强，她那双视力不好的绿眼睛，时常久久地停留在周围的物品上。有时候，不论干多少费力的活，也不见她高耸的胸脯有所起伏。她怀着极度的警觉，以防某种预兆之类的侵扰。
没过多久，我们便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老太太准备来一惊人之举。她等到一天晚上我们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送完吊唁花圈回到家里，西蒙不必去火车站上班。老太太突然出击，声称乔治已渐渐长大，我们该替他作个打算了。饭桌上摆着炖牛肉，大家都继续吃着肉，抹着肉汁，包括乔治在内。老太太以为乔治不知道是在讲他，可我从不像她那样想。就连她那只狮子狗也不是这样，甚至在它死之前耳朵聋了，也知道人们在讲它。有时候大家议论到乔治，他会露出蒙娜·丽莎般的表情和微笑。我敢断言，他确实如此，有一种微妙的表情掠过他那白色的睫毛和双颊，那是被机能不全所囚禁住的智力的某种反应，是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充满批评的某种表示。老奶奶讲到乔治的前途这不是第一次，可这次决不是再来议论一番，而是正经八百地要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了。我从妈脸上那种等待的神情，料想她已经知道要讲的是什么。老太太说，乔治的问题迟早都得解决。他现在已长得这么高，像个大人了，已经不好管束。要是他脑子里动了邪念，对哪个女孩子动手动脚，她说，我们就得对付警察了，那可怎么办？这十足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斥责，责怪我们难调教，不听话，恣意妄为，无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其中主要的是指我。这我很清楚。她说乔治应该进福利院。不管怎么说，他不能跟我们生活一辈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表现出多少能挑起这一重担的能力。而且，乔治也得学点像编篮子、制刷子一类的弱智的人能学会的手艺活，赚点钱补贴补贴自己的生活费用。最后，她态度很强硬，恫吓说家有小女孩的邻居们，看到他在院子里到处乱窜，已经生气，他已长大，都该穿长裤了。她丝毫也不把她看不顺眼的事说得委婉点，她说乔治已发育成大人。她把这说成是一件淫猥的事，无论如何得正视。她板着她那张老太婆的脸，一副厌恶的神情，她竭力要大家理解她的这番话，要我们也能体会到她所感到的厌恶和恐惧。
啊，她让我们深深咽下一口她的现实的药水，见我们眼里渐渐显出清醒的神色，不禁大为高兴。她讲完乔治的时候，眉飞色舞，得意非凡。我始终认为，乔治虽然继续在吃着牛肉，抹着肉汁，可他对所讲的事是有所领悟的。我并不想说老太太心中全是邪恶，而乔治只有崇高。真实情况不可能如此。她确有艰难的实际负担，就连她这样提出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恐怕于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自己就没有胆量和才智提出这个问题。就跟许多心地仁慈的人一样，不管怎样，他们也得像别人那样过活，因而不得不依靠性格较为坚强的人搀扶他们一把。可我这是让老奶奶有了最好的借口了。因为这里面仍有她从中得到的乐趣。她自言自语地轻轻发出一声“啊哈”，她下棋围住敌方时也是这样。情况总是如此：我们拒不正视我们的错误会有什么后果，可怕的后果也就接踵而来。就像以利沙的熊扑向戏弄他的顽童[9]，或者像那个犹太人轻率地伸手扶住约柜[10]不让掉下牛车而被神击杀[11]一样。这是对不及时改正错误的惩罚。事情就是这样。能一直警告我们人生就是如此，并能为这种严酷无情有所作为，她为此感到高兴。
乔治坐在那里，一只脚踏在另一只脚上，以他那毫无所觉、心智不全、天真无邪的样子吃着肉汁，和这种世俗的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妈伤心地提高嗓门想回答老奶奶的话，可是说得含糊不清。她平时话就不大讲得清楚，在她激动或伤心的时候你就根本别想听懂了。接着，乔治也停下不吃了，开始呜咽起来。
“你！安静点！”老太太说。
我出来帮着他和妈说话。我说乔治还没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应该让他留在家里。
她料到我会这么说，心里早有准备。“我的聪明才子[12]，”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你真是天才！你莫非要等到他惹出祸来？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家照顾他吗？你跟着那个小流氓克莱恩在大街小巷鬼混，学着偷东西，还干着各种各样的坏事。也许你很乐意做你弟弟和那个浅发波兰女孩的私生子的伯父吧？你还要对她那位在牲畜围栏里干活的父亲解释说乔治会成为他的好女婿？他定会像宰牛那样一锤子把你给砸死，再放把火把这幢房子给烧成灰。”
“不过，”西蒙开口了，“要是奥吉真的愿意负责照管他……”
“即使奥吉比现在的他强，”她抢上来回答说，“那又有什么用？奥吉偶尔有个工作时，挣的钱还不如惹的麻烦多。要是他一点不工作，你想想，那就够你瞧的啦！他会随随便便把这孩子往克莱恩家一丢，顾自和他那班狐朋狗友到处去鬼混。哼，我了解你这位弟弟，我的好孩子；只要不让他麻烦，他慷慨大方得很，心地再好没有，一感动什么都能答应你。可是他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就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了。即使他说话算数，在他挣不到他那点钱时，你能代他负担吗？怎么样？你莫非继承到一笔遗产了？你能像劳希先生那样为我们的儿子花费毕生心血，为他们提供仆人、保姆、家庭教师么？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你们一点教育和良好的教养，甚至还想把你们培养成有身份的人，可是你们必须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不要想入非非。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对待你们决不会有什么仁慈，你最好还是先为自己着想。我比你总懂得多一点。我知道错误该怎么纠正，也知道单单由于愚蠢就有多少条丧生的路，更不用说别的了。我曾对你的弟弟讲过这些道理，可他什么都听不进，想法固执得像醉鬼撒尿。”
就这样，她一个劲地讲着这些世道的艰难和不祥的预言。她用不着争取西蒙的支持，在乔治这件事情上，他和她完全一致。只是出于对妈的同情，他才不想公开站出来附和她，可当我们俩单独在卧室时，任凭我又是谴责，又是论证，他总是摆着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悠然自得地平躺在床上——在瑞雷苏达牌面粉袋缝的床单上——直到他认为我打算听他说了，才开口：“谁信你那一套，小家伙。趁你的脑子还没变成尘土吹散，干吗不时常用用它呢？老太太说得对，这你也清楚。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乔治，可他的事总得有个安排呀。你怎么知道他会起什么念头、会干出什么事？他不再是个小毛孩了，我们不能看守他一辈子。”
自从我丢掉火车站那份工作，和魏格勒及水手布尔巴惹了麻烦，直到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干了丑事以来，西蒙一直对我很凶。他对克莱恩和吉米也看不顺眼，我还犯了个错误，把自己对希尔达的恋情告诉了他，结果白挨他的讥笑奚落。“嘿，”他说，“弗丽德·考布林长大了也会比那妞儿好看。不过不管怎么着，她的乳房大概会长大的。”当然，西蒙知道我不是个记仇怀恨的人，而是火气上得快消得也快的脾气。他认为他有资格这样对待我，因为他在上进，而我却尽干糊涂事，他有心等时机一到便带我出头，就像拿破仑照顾他的兄弟那样。我和老太太关系搞得最僵的时候，他对我态度冷淡，保持一定距离，可是他也对我说过，只要我遇到的是真正的麻烦，确实值得帮助，他一定会帮我摆脱困境。他不愿看到我那班笨蛋朋友拉我陷入泥坑。没错，他对我有一种责任感，对乔治也如此。我不能说他在乔治的问题上态度虚伪。
“你刚才只让妈说，自己不开口，真把我给气坏了，”我对他说，“你明明一清二楚，除非我退学在家照顾他，要不我为那孩子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妈想把他留在家里，你就该遂她的愿，你不该干坐在那儿让她出尽洋相。”
“这事对妈来说，可以分期处理，也可以一次性解决。”西蒙躺在黑色的铁床上，身体壮健，皮肤白皙，毛发金黄。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坚决。后来他停了停，镇静地用舌尖舔了舔那颗断牙。他似乎预料到这次我会比以往更猛烈地对他开炮，待我说了最尖刻的话之后，他才接着说出不用他说我也一清二楚的话，“她可真把你说得对极了，奥吉。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一阵子你很不振作。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多能让这小家伙和我们一起再待上一年。即使你拼了老命为他争也没用，而且你并没有替他争。”
“嘿，她认为她现在是一家之主了。”
“随她那样去想吧，”他说，短促地大声吸了口气，通了通鼻子，这是他头脑最冷静时的迹象，接着用脚丫子打开电灯，开始看起书来。
于是，在这之后，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能再承认老奶奶是一家之长，昔日的某些权威也已改属西蒙。我宁愿待在房里和西蒙在一起，不想出去见妈妈。她洗了碟子，把桌布上的食物碎屑抖落后，便仰身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普鲁士帽尖形灯泡射出炫目惨白的光线，经过她的头，照在布满被压扁的果子似的疙瘩、气泡和条条刷痕的墙壁上。每遇伤心事，她从不装腔作态，而是悲从心起。她不吵不闹也不哭，似乎只以一种极端痛苦、骇人的神态，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厨房的窗外，直到你走近她的身边，才能看清她那满眶的泪水、绿色加深的眼睛、越发红润的脸颊和缺牙少齿的嘴巴。她把头横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不直靠。她生病时也是如此。她穿着睡衣爬上床，把头发打成辫子，不让它缠结弄乱。她躺在床上对谁都不理不睬，一直要到她觉得能够起床下地为止。我们拿了体温表去也毫无用处，她拒绝量体温；她默默地躺在那儿，静待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一直不动脑筋，她也不会动脑筋。她对于死亡还是痊愈，自有她某种独特的看法。
行了，眼下乔治的事已定，她没有责怪任何人，照常做自己的家务，劳希奶奶则加快速度来实现她的计划。她亲自去杂货店，给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打电话。单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自从那个寒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她扭伤脚踝之后，下了雪她就几乎不上街。她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因断了骨头不能接合，成年累月地吃尽苦头。而且，哪怕是走一个街区，她也决不会穿着居家的便服出去，那可不成体统。她一定得打扮一番，脱掉毛线袜子——实际上是用缠结的松紧带扎住的高尔夫球袜——换上丝袜，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她那顶三圈式小帽，脸上还要搽粉，那模样实在难看。可不顾我们看来有多不顺眼，她还是用帽针别上几枝在空中扫动的羽毛，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以老年人动怒的姿态快步走出门外，可是在下楼梯时，每走一级她仍得双脚并立停上一会儿。
那天是选举日，交叉挂着的旗帜飘扬在投票站上空。身材魁梧的政党要人站在雪里，哈着热气，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选票样张。学校不上课，我可以陪她去，但是她不要。半小时后，待我端着一簸箕炉灰出去倒时，只见她单膝跪在积雪的通道上。她摔倒了。看见她趴在那儿真让人心里难过。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出去过。我急忙扔下铁簸箕，朝她跑过去，她用戴着雪水沾湿的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我身穿单薄衬衣的手臂。可是她一站起身